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思想认识和国际交往合作共赢的行为原则，创造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是一种观察视野、价值原则和胸襟情怀兼具的思想观念。它不仅具有国际政治实践的重要现实指导意义，也启示着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的历史认知视野和意义阐释思路。在新世纪以来的抗战题材电视剧中，这种视野和思路有着引人瞩目的艺术表现。

新世纪抗战题材电视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思想基点，形成了多种独具特色的题材和主题类型。

其一，国际合作抗战剧丰富多彩，广泛地展开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合作精神。从叙述中美在滇缅战场军事合作的历史纪实剧《中国远征军》《远征！远征！》《二十四道拐》，到包含着国际合作元素或体现了国际共同背景的抗日谍战剧《五号特工组》《功勋》《悬崖》《胜算》，从立足二战整体格局视野的抗战史诗剧《东方战场》，到重温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援华人士形象的人物传记剧《诺尔曼·白求恩》，这类作品精彩纷呈。创作者以各具特色的历史发掘为基础，既彰显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的国际合作精神，也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合作各方的国力基础、民族品质、个体特征和相互之间或隐或显的种种矛盾，深刻体现了崇高合作精神与复杂历史内涵并存的二战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征。

其二，人道灾难救助剧感情充沛，激越地讴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推崇的人道情怀。《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最后一张签证》表现远在欧洲的中国民众无私地帮助战争难民，《远东来信》叙述穷苦百姓舍命救助流落中国的犹太孤儿，《四十九日·祭》侧面表现了美国传教士救助中国南京难民的事迹。这类作品对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往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由此形成的审美建构，或展现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百姓的真诚帮助，或讴歌中国虽然贫穷落后、备受战乱摧残却并不缺乏仁爱与道义的民族国家形象，谱写出多篇人道主义的历史佳话，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二战世界整体格局紧密关联的事实。其中所蕴藏的人类灾难命运共同体心理和人道侠义、悲悯互助的情怀，以“四两拨千斤”的艺术力量，体现了人类不灭的道德文化根源之所在。

其三，战争罪责审视剧尖锐深刻，庄严地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所秉持的底线伦理。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侵略者失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彻底胜利而告终，并确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但真正深刻而诚恳地承担战争罪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战争罪责认知剧就建立在这种国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创作者以国际公约的人类共识、生命至上的底线伦理为根本理论支撑，采用揭露与辩驳融为一体的叙事语法，强烈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违背国际公约、践踏人类生存伦理底线的种种战争暴行。《江塘集中营》聚焦日军在战时环境中猖狂地违背国际公约、虐待中国战俘的罪恶历史。《记忆的证明》交叉展开对虐待俘虏、劳工暴行和战后认罪过程的叙述，深刻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掩盖战争罪行的行为、观念和现实功利原因，并对“日本形象”的内在复杂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思考。《战犯》则另辟蹊径，表现了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如何以历史真相和战争正义的强大力量，从精神上折服和感化了顽固坚持侵略者逻辑、“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战犯。

这一部部作品因为鲜明的国际化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广受赞誉，相继获得了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奖项。有些作品还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同名小说的英译本就被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国礼，于2015年送给了来华访问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

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具有鲜明的理论新意，且建立在丰富、坚实的二战历史文化的基础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经历的灾难命运，又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共同参与的、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力量的历史实践。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日战争，同样不仅是中国人民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民族战争，还是世界大战整体格局中的东方主战场。在这场战争中，广大中国军民既曾在国内战场与美、苏、朝等国军民合作抗敌、人道互助，也有远赴印缅战场与英美盟军跨国联合作战的历史壮举，还在遥远的欧洲留下了大仁大爱、人道光辉的深深印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及世界各国民众，同样给予了中国巨大而关键的军事援助和人道救助。甚至在流亡到中国的朝鲜抵抗组织成员身上，在以文化殖民者身份进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身上，这种军事合作与人道救助都有令人赞叹的表现。

但同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各国之间又存在着价值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是反法西斯和反资本主义的目标并存，英美等资本主义阵营则是反法西斯与争夺殖民地的目的同在，广大东南亚国家的抗争既具有抵抗侵略的意图又有反对新老殖民者的性质，中国的抗日战争则兼具反侵略、反封建、反殖民和反抗国际强权压迫的多重属性。这种种内在差异与矛盾，充分体现出二战历史与文化话语的复杂性，反而深化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合作抗敌的历史前提和文化意蕴。因此，二战历史认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路，既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也有相当丰富的话语阐释空间。

中国抗战题材文艺史上，一直存在着对国际互动与合作的书写。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八月的乡村》对东北义勇军中的朝鲜士兵形象的塑造，《四世同堂》对善意的英国传教士和日本老太太形象的描写，《风萧萧》对中美联合展开情报战的描述，就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各国人民在战争灾难中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新中国红色文艺中的电影《白求恩大夫》和长篇小说《浅野三郎》《连心锁》等，表现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命运共同体合作战斗精神。新时期出现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玉色蝴蝶》等电影，又从战争对中日两国造成共同损害的角度，折射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历史特征。

正因为审美建构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事实、深刻的历史规律，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才显得既开阔新颖，又稳健深沉。 

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是一种建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话语的审美新路径，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意义。

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建构了一种能有效融入国际传播视野和二战话语格局的中国抗战形象。

中国军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前仆后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这种牺牲与贡献并未充分融入世界范围的二战历史认知格局，有研究者发现，“我们的某些数字和结论在国际学术界难以得到更多的认同”（王建朗：《抗战研究的方法与视野》，《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远东来信》的作者张新科留学德国时也发现，“西方对中国人在国际主义胸襟，人道主义情怀，对人性的悲悯关爱等诸方面微词颇多”，认为“中国军民只是为自己而战”。

国际社会这些偏见和误区的存在，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与中国自身抗战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局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题材电视剧力图突破这种局限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出发，展开二战时期中国做出的贡献与牺牲的壮阔画卷，书写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的大仁大爱，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在二战世界格局中的历史地位和精神高度。《中国远征军》慷慨悲壮，充满正大之气地直书了中国军人在印缅战场的抗争与牺牲。《胜算》在谍战故事中有效融合了“上兵伐谋”的中国传统兵家思想，表现了中国特工挫败日军北进苏联阴谋、改变二战世界走向的巨大战略贡献。《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最后一张签证》以对重要历史事实的艺术演绎，展现了欧洲战争苦难中来自中国的“比利时母亲”“中国的辛德勒”的正义情怀和人性光辉。这些作品立足在二战整体视野上塑造中国抗战形象，在与国际认知格局对话、为中华民族发声的过程中，显示出极具历史与文化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了一个有效阐释世界二战史内在复杂性与关联性的新型理论平台。

在新世纪的抗战题材电视剧中，战争罪责审视剧坚守以国际公约和生命至上为基点的底线伦理，人道灾难救助剧推崇以悲悯意识和道义精神为中心的人文话语，国际合作抗战剧表现了世界各国以战争正义为根本遵循的合作共赢精神。这些作品所包含的人类共识、共情和底线伦理，无疑具有广泛的国际认同度。它们从各不相同的角度所体现的，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维向度、价值逻辑和意义空间。由此出发，世界各国不同类型和背景的反法西斯斗争与二战整体格局的内在关联，就富于历史逻辑地显现出来；世界各国人民的二战记忆、民族属性、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也情理并具地成为有机的整体。

由此观之，中国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具历史内涵阐释和文化精神引领的双重功能，甚至蕴藏着引领二战国际话语新逻辑、新秩序的审美可能性。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化于对中国抗战史的审美认知中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发掘历史新元素的审美思路，还是一个蕴含着深层次价值认知的理论命题。新世纪的抗战题材电视剧对此尚未具备充分的理论自觉，尽管单部作品显示出令人赞叹的审美创新性，但从宏观高度看又能发现不少探索过程中的局限与偏差。

首先是历史视野的狭窄。创作者往往热衷于发掘中美合作范畴和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意蕴，却普遍地忽视对中朝、中印、中苏合作抗战史的审美探索。甚至连《诺尔曼·白求恩》这样的作品，也刻意淡化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强化其人道主义情怀。一旦置于历史事实的全局来审视，其内在的审美偏颇和价值偏向就暴露了出来。

其次是艺术想象的位移。不少作品虽然敏锐地触及了重大历史隐秘及其深层次意义，却又总是以历史想象的传奇化和类型化替代对历史底蕴更深入的探究与阐发，必然损伤了高视点、大境界的审美初衷。从谍战剧的场景时尚化、情节奇观化到人道救助剧中乱世男女的爱情俗套，都是这种审美局限的典型例证。

再次是主题提炼的肤浅与散乱。创作者往往热衷于从个体人性的角度来解读集体战争暴力和人类灾难命运，却忽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战争正义、历史正义的根本价值指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混淆施暴者与受害者、战争认同与历史正义的本质区别成为普遍的倾向，得意于将侵略者“人性化”的文本意义建构也屡屡可见，明显表现出创作者价值基点选择的偏差。

出现以上审美症候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与把握，无论是全面性、准确性还是深刻性方面都存在欠缺。所以，抗战题材文艺创作需要更深入、更系统地挖掘和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博大精深的意蕴，才能在审美运用中兼具认知深度和判断的中肯度、公正性，才能在审美创造中既敬重中华民族的苦难和牺牲，又与世界文化高峰、人类命运境界构成高起点、大气象的精神对话。也只有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的思想魅力和理论光辉才能充分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