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华的故园情结，与他的文字紧密捆绑，朴厚、宏阔。在几十年的文学耕耘里，他始终心怀悲悯，书写着乡村蝶变下的良善与持守。他常常别开生面，以小见大，融情于理，将原乡的至德要道、淳朴民风浓缩在字里行间。

其中，“树”的意向，在邓建华的作品里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他在树的生存中看到了与人自身生命相似的形态——从幼嫩到粗壮到苍老（《故乡凌冲村的香樟树》）。小树、大树、老树、病树、枯树、死树……树的一生中所遇到的风雨雷电、斧砍锯伐、寒霜暑热，与人的挫折困苦遭遇相当。由此，借用树表现精神人格和生命意识，以树喻人或以人喻树成为其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的题材。

在众多文学意象中，树展示了顽强的生命意志，是身处逆境仍昂扬不屈的精神化身。它的特殊遭际经过作者灌注生命激情的提炼，成为现实社会由痛苦锻造的人的意志、信念的一个 “客观对应物 ”。实际上，树的故事即人的经历的重现，它既是人被扭曲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亦是人身世坎坷却信念犹存的精神标志。

邓建华对树的抒写，实为他对家的留恋、根的依恋。生活变迁的步伐骤然加快，但他不愿意，也不允许自己固守的情感被撼动。那些有温度的老事物，他无法轻视，它们就是他创作的泉源。

《金桂开了》一文，结构精巧，情感深刻，意味隽永，叙写了姐姐在世时照拂亲人、勤劳持家的桩桩件件事。多数时候，回忆意味着消逝，意味着不再拥有，而思念不再拥有的事物，人免不了惆怅万端甚至悲苦莫名。对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生命的怀念，催熟了作者心中对生死的追问与思考。他以笔作筏，从悲痛的此岸，泛舟至思念的彼岸。桂树与思亲，物与情合一，在语言的诗性流淌中实现了审美的闪光。作者试图将这样的观点昭示读者：树是纯善的、无瑕的，当人的心灵现出创伤的时候，最好的解决途径就是回归自然，释放或排解某些心绪，用干净澄澈的自然来疗愈心灵，实现精神的自我融通。

“文学有一个作用是锻炼人们对痛苦的耐受力。”（苗炜）文学是救治人精神创伤的良药，能让人产生精神愉悦，在审美的过程中使心灵归宁。邓建华深谙这一点，并在创作中以此为基点，倡导人通过参悟物的生存法则来救治心灵。比如《塔树百年缘》中，作者巧妙地将湖南望城文化古迹“惜字塔”的历史价值嵌入小说中，以对塔与树的关系猜想喻示职场上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百年塔树相生的神奇消融现实生活中的闷闷不乐与愁肠百结。由“塔树共生”而衍生的哲思在邓建华的散文《春天，想约见某只鸟》一文里得到了延续，与《塔树百年缘》互为呼应。作者在属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基因里搜寻良药，用古的丰润的精神填充今的缺失的灵魂。这种内心的平衡不仅仅源于天人合一、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而且也与当下文物保护的人文思潮悠然相通。

美国文学家爱默生多次提及人与树林的关系：“田野和树林给予的最大快乐，是人和植物间玄妙关系的暗示。”“永恒的青春在树林里。”“在树林中间，我们回到理性和信仰。”这些句子所揭示的精神同样体现在邓建华的作品中：《一棵被唤作老哥的柳》讲述了主人公在抗洪抢险的紧急关头，得到了一棵镇定、坚毅的柳树的抚慰，从中获得了莫大的鼓舞，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迎来了风平浪静；若干年后，主人公回到曾经日夜奋战的地方，寻找这棵被唤作“老哥”的柳，诉说深情。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名著《金枝》显示了树作为人类的守护神和文化创造的重要起源的非凡意义。不同的民族，都曾经在树的荫庇下生活，都曾经从树上获取过食物，都曾经从树那里获得了灵感的启迪和智慧的感悟，也都因此产生了对树的崇拜。与“树”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正是作者所阐释的：树永远接受着自然的安排，始终进行着生命的接力，聆听人的渴求，激发人的潜能，给人以坚韧不拔的力量和难能可贵的勇气。

邓建华的文字充溢着善良与柔软，他的心底饱含着对故土的悠长眷念，饱含着对童年生活的诗性留恋，在他回忆中的故土里，有苦楝树、樟树、朴树，有操劳一生的父母和质朴纯良的乡邻。一个人的人生之根，永远属于故土与童年；一个人的灵魂之源，往往也在故土与童年。笔下每棵树的特点和习性，邓建华都了如指掌。在《留守的苦楝树》中，作者将苦楝树的庸常、隐忍带进了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中，它为农家孩子带来了别样乐趣。淳朴的民性就像那苦楝树一样，低调、务实，造福四邻。 卑微如树，平凡如树，树犹人也。一棵树的繁衍生息，和一个农人的繁衍生息何其相似。邓建华凭借自己对语言和感知的探索和刷新，试图在树的命运中悄悄消融某些硬结。他祈望通过树的物性，礼赞生命的倔强和顽强——无论多粗糙、多穷困、多简陋、多贫瘠，人也终将像树一样，开枝散叶，亭亭如盖。

邓建华没有丢弃散文的抒情功能，他的忧思、感伤、怀想，给读者以长久的唏嘘、深刻的共情、低沉的吁叹，五味交叠，让人对心灵的痛点有了新的审视。借物怀旧，将对乡情、民俗的渲染与对深沉父爱的传达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令人动容。在《需要一把雪亮的锄头刮骨疗伤》一文中，邓建华以一片橘树林为切入点，将一份伤痛融入肺腑，铸入字句。父亲热情，是村支书，左邻右舍闹矛盾了离不开他的调解，大事小情少不了他的决断；父亲勤劳，种橘子树，废寝忘食不舍昼夜，最终倾注心血的果子成了廉价的、无人问津的滞销品。病入膏肓的父亲，带着一道长长的术后伤疤，返回早已荒芜的橘园，愤然、不甘、怅惘、无奈涌上心头，奔波一生却四处无果，仰天长啸却欲哭无泪。忆及此景，作者的懊悔与彷徨、追挽与哀痛，恰似被一把锈死的锄头给咬伤的乡愁，无计消散。

一个作家，其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了与他的成长经历、阅读爱好、心理因素有关，还与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和地方文化有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邓建华生在望城，长在望城，他的性格特质、生活习性、艺术风格，必然会带上望城文化的烙印。《养树》里的老樟树，因娇生惯养而萎靡不振，在一群农民工的洗澡水与尿液的浇灌下，在原生态的山歌和小调的浸润下，竟英姿勃发。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书写一曲乡土挽歌，即使乡土在宇宙中渺若微尘，却依然是他的珍爱。如何看待正在消逝的乡土，如何在这个恋乡的凭依已日渐稀少的时代重新寻“根”，常作为一个问题意识蕴含在邓建华的创作思路中。

“村树”系列小说中，《李三洛家的金桂》描绘了一位固执的老石匠，不愿在时代的裹挟下接受某些新异的观念；《瞎老四家的闷柳》中的瞎老四，把柳树当作企望弃他而去的妻子回归的念想；《黄山甲家的苦楮》展现了邻里间矛盾的产生与纷争的消解。这些篇目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之所以让小人物出场演绎某个故事，不仅是由于作者试图对弱者的心灵世界进行挖掘，也可归因于作者对这些人多舛命运的深刻共情，他将他们视作命运共同体，给予观照和探寻。我们可以看到，邓建华刻画的弱者不再是需要被同情或者被批判的简单化的客体，而是成为作者生命体验和乡土命运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弱者不再只单一地陈说面对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时的无助与彷徨，而是在本真的底色中凸显了复杂而丰富的人性内涵。正是这些特质，让作者摆脱了刻板的叙述模式，从微观的个体命运出发，延展出时代发展脉搏中独特的律动，显示出乡土世界多元的价值。

与此同时，邓建华看到了普通人面对无解的命运却坚强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是作者想要寻找的金子般珍贵的人性之善，也是他从乡民身上继承的宝贵财富。不因物欲的泛滥而变异的家园情怀，由树来牵动，由树来串联，彰显出他对于家园、土地、人民的热爱之情。

无论是个体意义的树，还是群体意义的树，都标志着生命的韧性和人所寄予的不同理想。邓建华的这些以“树”为意象的作品里，有生死观的主题、人与自然的主题、人的自我救赎的主题。邓建华的文字，凭靠“树”的根性张力，载着读者渡过一条过去已逝、未来已来的河流，他将自己的所思、所念、所经历、所钟爱，全部记录于生活深处，给自己一个交代，给他者一份启示，给时光一份慰藉。他告诉我们，当人的困境孕育、发生、形成、深化的时候，我们要汲取自然的能量，去大胆反思，去勇敢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