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香港制造”的零食、数码产品、服饰等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黑帮大佬、毒枭、商业大亨、港姐、劳工、古惑仔等聚集在这座狭小的海岛上，风云际会。

流行音乐、爆款港剧、风行著作等已然在我心里构建起一个虚拟的香港，这个幻影潜入我的梦中，带我领略地标建筑与特色小吃，如此体贴，又是如此虚幻。多年后，我坐在高铁上，特意来“验货”。两旁是一闪即过的黑暗，列车呼啸不止。

《香港爱情故事》伊始就以浮夸艳丽的大字报与电视推销员般的画外音，牵引出一个令人讶异的事实：香港房价高，香港人越住越小，越住越贵。生活难，恋爱更难，没本事别结婚，房子小，吵架只能出去吵。相恋七年的情侣预订的酒店被无故取消，其他的酒店也是人满为患，盯上他们的黄牛以半小时五百港币的高昂价格卖给他们钟点房，真应了那句“春宵一刻值千金”。接着，高潮没得到满足的二人只好去太空舱亲热，为此被罚款千元。这部电影以喜剧的形式调侃了稀缺的空间与高昂房价之间紧张的关系，当时的我只是一笑而过，没作深思。前来迎接我的高中同学紫薇给我打预防针，说：“你到时候来的话，别嫌弃我租的房子小。”

我拎着行李箱走出地铁站，抬头一望，老旧的居民房一层层叠加，冲上云霄，只为地尽其用。等我到达出租屋内，我发现房东在玩一种切割游戏，他把一套住宅分割成六个更小的单位，以木门将彼此隔开。每个房间里卧室、厨房、厕所三合一，由此，睡觉、饮食、排泄在一个空间解决。

我们互相错开而行，却总能触碰到对方的身体。我突然想起来自己对香港住宿条件最深的印象应该来源于港剧《第三类法庭》，海怡在笼屋中初识中宝，每个床位都被铁丝网围住，如网格堆叠在一起。发霉脱落的墙壁，密不透风的住房，东躲西藏的跳蚤老鼠，这一切都让人看不到头顶的阳光，也看不到明天的希望。

混乱交错的旧楼林立，其中人才辈出。苏屋邨是香港最早的公共屋邨之一，为香港乐坛输送了不少音乐人，比如黄家驹。他们一家三姐弟挤在不足五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如困兽斗。他玩弄着一把二手电吉他，声量越放越大，惹得其他人抱怨不已，于是他又买了耳筒，一天到晚坐在扩音器前。就是这样一个贫民窟里的音乐少年，他的歌声突破了地域限制，于华人世界风靡。

有趣的是，香港在购物商城方面舍得铺张地皮。从地图上看，铜锣湾东临维多利亚公园，西抵鹅颈桥，北至维多利亚海滨，南达跑马场。在这个方圆不足两公里的狭小地域，却集中了三百多家商厦超市。我和紫薇走进时代广场，感受突如其来的强大冷气，不禁双手交叉，摸了摸胳膊。楼高五十层，地面十三层商用，以上是写字楼。这条丰富的购物长廊荟萃了世界各地高级名牌服饰、化妆品、皮具、电子产品等，此外，还有精选各地佳肴的食肆，疯狂地挑逗着游客们的味蕾。我迷恋上巧妙的摄影装备，紫薇爱不释手地摩挲着牛皮笔记本，最后我们被它们的价格所劝退，以买二十块一瓶的矿泉水结束购物之旅。

经过一番观察，我们推断出哪里老年人聚集的饭店多，哪里的价格就相对亲民些。这些饭店多数如集装箱般堆砌在单元楼中，它们适应了一代人的饮食习惯与消费观念。头发花白的老人们腋下夹着地铁站里的免费报纸，眼睛却瞟向窗外，尽管并无新鲜事。路面上的彩色巴士、绚烂的繁体字路标以及骑楼底下孤清的霓虹，一个女孩站起来，把镜头对准这些街景，似乎在向一个顽固而老朽的年代打招呼。她还背着一个超大的塑料瓶，随时搜寻着免费饮用水，这些无不暴露出她内地人的身份。一位寂寞而富裕的香港老太太向我走来，给我传授经验，告诉我可以去肯德基接水，接着用港普夹杂着英文向我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一生。养育了两代人的她，靠着通信工具与海外的子女保持联系，夜里举目四望生活了五六十年的城市，动了想写人物传记的念头。

然而海港城以气势不凡的外表与考究奢华的名牌，与身为学生的我们划定了界限，向排成长龙的中产购物群体伸出了相拥的臂膀。我们只好走进小巷里的小摊，摊贩们在餐车前构筑起自己的美食大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鸡蛋仔、肠粉、车仔面、咖喱鱼蛋、蛋挞、牛杂、碗仔翅等小吃招牌交错纵横，霓虹闪耀，空气湿黏，我们来到属于我们的耶路撒冷。紫薇对鱼蛋情有独钟，接连吃了好几个瓷白软弹的小丸子。鱼蛋上洒满了浓稠的咖喱酱汁，另有三种辣度可供选择。我禁不住从她碗里舀了一颗鱼蛋，微微用力一咬，感受到它的少许回弹，淡淡的鱼腥味很快便充斥在口齿间。价格亲民，也意味着我们要在热气腾腾的室外站着吃。

沾紫薇的光，我得以进入港大，享受空调，坐着慢慢享用比外面便宜的饭菜。尊严感顿生，我的身板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起来。山间扶梯、自动感应门、红墙校名以及古典舒适的教学环境，都让人视野开阔了起来。张婉婷在《玻璃之城》中便以香港大学的本部大楼作为取景地点，红砖与花岗岩的组合，保留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游客围绕学校步行一圈，也能细品炮声隆隆下张爱玲埋头苦读的过往，能找到与她文字里对应的风景，如荷花池泛起的涟漪与山径中的喧闹、低语。食堂宽敞得很，我们不必再担心动不动就碰到对方。两份烧腊双拼饭外加两杯柠檬茶，我们静下心来品尝烧腊的脆，以及脆皮下油而不腻的脂肪。

和我们始终有着遥远距离的是太平山上的豪宅，我们在缆车上目睹它们，却无从得知内部的装潢设计，只能靠着看过的港剧来想象它们的风采。在香港回归之前，豪宅常常作为背景板出现在影视剧中，还少不了泳池、影院、书吧、spa水疗等。

在《汉书·食货志》中，古人就已经提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初读时，我先入为主，以为那是为了文学效果而刻意夸张贫富差距，直到我准备前往西九龙时，才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含意。那里的天桥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睡在铺在地面的床褥上，周边用废弃家具围起来，气味难闻，令人惧怯。青天之下，人流如蚁，却极少有人对此投以一瞥，大家似乎司空见惯，都忙于自己的生活。这个“住所”遮风避雨尚且还勉强，而当我走出天桥，看见的是光芒耀眼的钢化玻璃大厦，彼此推推搡搡，争相在土地上蹿个头。

地铁里换乘路线一眼望不到尽头，路标也繁杂，我索性就贪看一会儿庞大的人流。人人都在疾走，所有的脸庞在我视线里忽然模糊成《创世纪》里的叶荣添，一群叶荣添在疯狂躲避后面持刀讨债的放高利贷的人，他们一往无前，永远信奉绝处逢生。这或许就体现了香港人对每时每刻的精打细算，争取提高每一寸土地与每一分钟的利用率。

唯一呈现静态状态的面容是广告上的俊男靓女，他们笑容满面，动作亲昵，仿佛用了这个产品就可以幸福终身。一张张东南亚长相的面容掠过我们的身旁，眼眶突出，撑起了粗黑浓密的挑眉，配合着蓬松的头发，有种张扬之美。他们在本地应该小有名气，不过在内地的知名度还不够高，我看到了很多不曾见过的明星和电影海报，好像香港与内地的资讯并不完全流通，各自保留着自己神秘的一面。色泽鲜艳，撞色拼接，每条横幅好似热带多汁水果，一掐就会流溢出玉液琼浆。我却极少发现突破性别角色的形象，比如穿着中性西装的“坏女孩”。想要把冰山劈开，我们只能走进影院，通过观看2021年上映的《梅艳芳》，缅怀有“香港女儿”之称的梅艳芳从卖场到出道，再到做慈善的历程。

等我们再往深处走，我瞟到古天乐、周慧敏、阿娇、郭富城等人代言的广告，电子技术也难以遮掩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的痕迹。他们不再年轻，但是辉煌不减。尤其是古天乐的广告，在城市里满天飞，仿佛生怕遗漏了一隅，哪怕是移动的车辆，外表都贴着拉长的他。

我有些时空错乱之感，居然在当下打捞出20世纪的遗迹。我似乎没有成长，还是那个每天放学后，定时沐浴在电视剧的声光潮涌间的小女孩。只是无意间赞叹荧幕上剑眉入鬓、凤眼生威的古装男子，从此便掉入武侠剧的坑。“白古”时期的古天乐浪子回头，桀骜不驯，与杨过的气质不谋而合。他完美地演绎了《神雕侠侣》中各个阶段的杨过，少年时油滑坚韧，成长中叛逆痴情以及中年后侠义济世，亦正亦邪，风流不羁，曾让小时候的我相信杨过是真实存在的。2001年TVB台庆剧《寻秦记》一经开播，就达到极高的收视率，让人们看到了科幻与武侠相结合的新局面。来自21世纪的特种兵项少龙阴差阳错地穿越到战国，其返古之行与嬴政登基纠缠在一起，以现代人的智慧才能在军事斗争中全身而退，并抱得美人归。项少龙在古代时而会说香港现代词语，比如“香港特区”“房地产”“劳斯莱斯”“夜总会”，语调随意，甚至会夹杂英语单词，这些奇异的词语在我脑海里重组与变形，慢慢拼凑出我以为的都市市容。

漫无目的地游荡一阵子后，我们认定总该有半天的时间预留给维多利亚港，它被游客当作拍照的背景板，好似没这样的照片，就没来过香港一样。维多利亚港更像是一种无字广告，成为贯穿在文艺作品里的诗学符号，为香港打造浮动光影的美学形象。在高中地理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它四周有山丘作为天然屏障，狮子山、大屿山还有南面的群山像卫兵般森然守候，它还有着可观的吞吐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我对它产生向往之情却源自甄楚倩的《深夜港湾》：“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在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牵满寂寞，荡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远望渡轮随浪去。”我们赶上最后一班天星小轮，眺望着倒影中灯火璀璨的港湾。

以前我在KTV唱这首歌时，时常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模糊的MV。MV中，晚风挑逗着女主角海藻般茂密的黑发，杏眼红唇若隐若现，更显风情万种。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含情缱绻的目光，定定地望着某处，不知心恨谁。随后，我了解到了更多温婉美丽的歌手，邝美云、刘小慧、陈慧娴、吴婉芳、何嘉丽、方丽盈、黎瑞恩、关淑怡等，名如其声，软绵痴情的港乐从随身听输送到我的耳朵里，与我情思相通，成为我隐私的一部分。我双耳塞着软绵的耳塞，悄悄地营造着伤感封闭的氛围，以为这一刻就是在与香港推心置腹。

港乐携手港式审美席卷而来，此后，青春期时的我会额外留意那些相貌出众的女人。有句话流传甚广，“最能代表香港的，不是尖沙咀的钟楼，不是太平山的老衬亭，不是海洋公园，也不是大富翁夜总会，而是香港小姐”。选拔出来的香港小姐戴着皇冠，手持权杖，身穿披风与缎带，优雅一笑，这一幕被镜头永久地定格，荣耀与掌声扑面而来。即使是向来嘴毒的港媒，也会盛赞她们美得石破天惊。在日据的黑暗岁月，选美都带有浓重的风尘味，大众反应冷淡。到了1973年，香港社会迅猛发展，香港小姐成了市民生活里的重要谈资，健康优秀的都市女性一洗早期的风尘味，同时借选美之机进入演艺圈，成为城市亲善大使，曝光度大增，红极一时的李嘉欣、赵雅芝、袁咏仪、张曼玉等概莫能外。在电视机前时刻巴望着有关她们的资讯的我，带上妹妹，玩起角色扮演，矜持地举着玩具权杖，在床上走一圈，以为这样的模仿能够开启终生绚烂。

外伸式、贴墙式、立地式的广告让人产生电光石火般的念想，它们在街道的垂直剖面为我们开辟了漫想的第二世界。在城市的建筑外立面与天际线之间，我们与标志性元素有过匆匆一面之缘，甚至某些印象只是我们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文化符号。我们倦于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最后选择在香港故宫里沉浸式沉醉一回。

自2022年7月3日起，一座巨型的方鼎式建筑在维多利亚港畔傲然矗立，香港又多了一张文化名片。朱色正门，金黄外墙，参照百年皇家宫殿的中轴线，这样的设计理念从北京穿行千里，在此拔地而起，南北呼应，共同缔造文物的传奇。没来香港之前，我就已经在纪录片《见证香港故宫》中了解了香港故宫在设计、建造、策展、运输、陈列方面的故事，纪录片采用跟踪拍摄、动画特效、航拍等拍摄技巧，把两百多天浓缩在一百分钟里。如今，我们裹着外套，在展馆里，与历史对话，紫禁城建筑、清朝宫廷生活、稀世珍宝等，无不让在场的人目睹历史的一笔一墨一瓷一土，同时体味内地对香港的眷顾。

我们坐上红色双层巴士前往书店，两人都希望能淘到什么古董玩意儿。迎面有一辆绿色小巴从陡坡上俯冲下来，灵活避开其他车，最后漂移，在拐角处消失。在电影《忘不了》里，大辉给新手小慧传授很多开车经验，我至今还零散地记得一些指挥词，“路标要记熟”“记住禁区位置”“有人下就下，没人下就踩油”“快一点就能多转一圈，多转一圈就能多赚点”，没想到有朝一日这些口令会化为具体场景，鲜活地在我面前出现。

等我们抵达油麻地的库布里克书店时，已是满天繁星。书脊上的繁体字在混沌的光线里变得难以辨认，似乎看尽江湖惨淡后，再也不问世事，隐遁深处。我毫无目的地闲逛，在最靠里的书架上发现了几本古惑仔漫画。黑帮题材将城市景观、市井文化与狮子山精神交融在一起，极大地满足了香港人对于追寻身份认同的需求，从“失城”到“我城”。在游离于主流社会的隐形社会中，一群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古惑仔跟着陈浩南在迷乱与动荡中称兄道弟，快意恩仇，他们上一秒手持手枪，睥睨敌人，下一秒就一瘸一拐地在枪林弹雨中为兄弟两肋插刀，这让观众在禁忌与逾越的来回摇摆中获取快感。

当年古惑仔系列的电影席卷我所在的县城时，盗版光盘猖獗。男生们以为自己活在一个草莽的时代，纷纷效仿电影里的黑帮大佬，自立门派，收罗跟班，讲究豪情义气，扬言以后一定要在铜锣湾开一家令人闻风丧胆的赌场，从此纵横黑白两道。女生们嗤之以鼻，背地里却幻想有朝一日能成为大哥的女人，在笔记本上贴满郑伊健的图片，字里行间是规则罅隙里浪漫荒唐的爱情故事。如今叱咤风云的角色根基已经崩盘，江湖道义已然不足以对抗权钱秩序，大段光阴消散在风里，我们的青春亦随风消散。

我抬头，只见一排排《明报》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挨挨挤挤，把时代的脉搏紧凑精准地记录下来。而提到这份报纸，必定绕不开金庸。1993年，《明报》刊登了董事局的一则启事，下了一个定论：“查先生1959年创办《明报》，凭其学问修养、道德勇气和从事新闻工作之经验，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创造出文人办报、办期刊、办出版社而成功之历史……”那个年代的长篇小说大部分还是通过报纸副刊连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然后日积月累，最后结集成单行本面向市场。我在电视机前看完武侠剧后，转而去翻阅原著，迷失在武功境界、纯粹爱情、道德困境、历史反思与人性拷问中，隐约还可见西方流浪汉小说与成长小说的痕迹。尤其在学业失意与交际不顺之际，我会将自己代入到情节中，认定自己在转角处会偶遇一间绿竹屋，有知己候我多时，“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休憩后，我安顿好患得患失的心，获得了重新上路的勇气，甚至相信不久会有崛起之日。

我忽然想到内地绝版的香港小说，不抱希望地问了老板：“你们这儿有董启章小说的全集吗？”老板闻声，轻车熟路地带我去了一列书架。曾在写作课后，老师给我推荐他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我热烈地喜欢上他创造的文字工厂的想象模式，他身处其中，“把生活里遇到的难以理喻的事情加以切削，打磨，和重组，制作成具有形态和功用的物”，都市人的恋物与格物精神成为小说的内核，收音机、电报、车床、电视机、八音盒、打字机、游戏机等颠覆了资本社会的消费逻辑，转而显示着工业文明背后的怀旧与温情。但是我在线上与线下都没有找到他“自然三部曲”的其他两部作品，竟在此发现了繁体字版的书。时代在前行，我在为之倾倒。

我不知不觉走到影碟区，中外经典电影的封面在这里绽放，自成秘密的花圃。我用目光慢慢地过滤着繁芜的影碟名，试图大海捞针，寻觅惊艳过我的港片。未果，我只好向店主求助，不一会儿，他就从抽屉里拿出《天若有情》的碟片。封面上的华仔骑摩托载着Jojo逃离火海，在大片火光中，戴着头盔的两个身影紧紧地贴在一起，癫狂、浪漫而又短暂。《天若有情》是导演陈木胜的处女作，影片一经播出就火遍亚洲，在韩国创下了连映9个月的奇迹。它讲述的是黑社会小弟华仔与富家小姐Jojo的爱情悲剧，在这个言情公式下，杂糅着理想主义、英雄末路、暴力美学、喋血街头、江湖义气、无悔童话等元素，其中华仔砸开橱窗抢婚纱与骑摩托车在黑夜里飞驰的场景，一直是我多年来做春梦的素材。爱情此时不再意味着一潭死水，可歌可泣的故事得以动态地展现。

当我走出书店，神情恍惚，刷着白色大字的马路上好像有一个提着婚纱，永远在追逐的年轻女孩，泪眼、夜风、赤脚，怒问世间情怎可得瞬间，“此世短暂转身步进，萧刹了的空间”。我所接触的文艺作品创作者竭力在历史断裂的夹缝间保留个人记忆，让内地人也暂且体会“借来的时空”是怎么回事。我腋下夹着董启章的《永盛街兴衰史》，突然意识到原来不止我在怀念虚实交加的香港文化，本地人也在抗拒“大厦”，拥抱“旧街”，试图在古老的街道中描摹历史的背影。

富有景观、意境、隐喻的香港，在大众文化里不断被挪用，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而我试图在香江里寻找的那一根针，不过是已逝岁月的残留物，我却在暗暗期待，它能变魔术般让时光倒退，让昨日重现。然而魔术的本质是自欺欺人。我一会儿拆穿，一会儿幻灭，一会儿又造梦，全身心地与香港戏耍。

责任编辑：张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