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中华大地上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也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脉，何顿的长篇小说《国术》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印记。作品通过书写民间武术大师刘杞荣一生的荣辱命运来折射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变迁，塑造了一批具有湘味“霸蛮”气质的人物形象，使用了大量的“辣味”方言，描写了重义尚武的湖湘社会风尚，以丰富的湖湘地方性知识和深刻的地域文化精神，匠心独具地彰显了精武报国人士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由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强调“以‘深度描写’和‘地方性知识’为武器，以观察、移情、认知、自觉地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摒弃‘一般’，寻找‘个别’的方式去重建新的知识结构”。这种“深度描写”注重显微研究法，克利福德·格尔茨深入巴厘岛和摩洛哥等游离于西方文化边缘的地区，观察当地的宗教、礼俗等土著风情民俗如何对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发挥巨大作用。小说《国术》也存在大量的地方性知识书写，其中最为明显也最为精彩的，便是湖湘“辣味”方言的使用和重义尚武社会风尚的描写。

首先，《国术》大量使用了“辣味”的湖湘方言，有力地展现出湖南地域民众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古代时期湖南地处偏僻，气候闷热潮湿，嗜“辣”的风尚融入地域文化心理结构，在湖湘大地形成了一种坦坦荡荡、无所顾忌的“辣”文化。何顿曾说：“我是一个用本土语言思考的作家，……过多华丽的辞藻只使人读完之后感觉很美，但小说中的人物却活不起来，我觉得最真实的语言是最朴实的，最朴实的语言是最生活化的。”作为一个地道的湖南长沙人，母语方言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何顿的生活与创作中，他十分熟练地运用原汁原味的湖湘方言去表现家乡民众的性格特征和生命体验。

小说《国术》使用了大量痞话来凸显湖南百姓粗犷豪爽的性格特征。“鳖”“卵”“鬼”和“宝”等粗鄙词频频出现在作品中，以此来宣泄人物心中的苦闷或表达对某人某物的厌恶、不屑，具有表达憎恶的强烈感情色彩。刘杞荣首次打赢旷楚雄后，周进元便惆怅地说出“我咯鳖抑制不住玩的诱惑”，一方面悔恨自己进入国术训练所后整日沉迷于吃喝玩乐，武术技巧难以进步，另一方面又从潜意识里表达出对先天不足的表哥的蔑视心理，还表达出一种因刘杞荣武术突飞猛进而生的嫉妒之心。这一方言细节表现出周进元要强又自私的性格特点，同时为他日后多次暗害刘杞荣做了铺垫。这些泼辣鲜活的方言词语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地反映出湖湘地区人们的精神风貌和认知观念。

《国术》在场景、美食和人称等方言词的使用上都尽显湘味本色。 诸如“德园”“火宫殿”“坡子街”等长沙地名，“不盖码子的米粉”“臭豆腐”“姊妹团子”“糖油粑粑”“酸辣粉”“腊鱼腊肉”等湖湘地域美食类的方言词，“咯”“哒”“咧”等带有鲜明方言特色的语气词，“堂客”“崽”“细伢子”“水老倌”等人称词语在小说中数不胜数。这些方言词的使用并没有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反而使小说语言更富有美感和想象力，也使文本表现出鲜明的湖湘地域特点。

其次，《国术》围绕一代宗师刘杞荣的所见所闻，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重义尚武的湖湘社会风尚。湖南百姓个性刚强，崇尚武力风气的形成除了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以外，还与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传统有关。湖湘地区重义尚武的社会风气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宋时期，彼时正逢异族入侵，频繁的战争生活使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尚武精神紧密联系起来。晚清至民初，湖南涌现了众多仁人志士，他们为挽救民族命运尽显豪杰精神，这种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也直接影响了民间社会风尚的形成。

《国术》中写道，“那个年代清朝灭亡不久，人人都爱习武”，民间崇尚武力的现象盛极一时。作者以刘、汪两家因抢水而发生械斗的场景拉开小说的序幕，族长刘耀林为提升族人素质，特意赶往县城请武术师傅贺新一教村里人练拳。湖南省一开办国术训练所便吸引了众多习武青年，甚至柳悦、贺涵等四位年轻女性也愿意进入训练所练习武术，用来防身健体。棍术师父范志桂表面上邋里邋遢一副乞丐模样，实际上却随性自然、重情重义，行走江湖中常常路见不平便出棍相助，毫无保留地给刘杞荣、周进元等训练所弟子传授棍术，活脱脱一副江湖侠士的写照。沅江县年年修堤，闲暇时居民常常以掰手腕和摔跤作为娱乐活动，因此有很多好斗的地痞流氓，县城一霸猛张飞不惜扰乱婚礼现场也要与刘杞荣比武，愿打服输，打完就走。作为武术师傅的刘杞荣无论是在动荡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都备受当地人尊重。

这种尚武风尚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性中，还体现在家国大事的抉择上。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杞荣、旷楚雄等习武人士和普通百姓踊跃从军，他们或参加国民党，或加入共产党，不考虑党派利益而是团结一心积极保卫家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前赴后继、甘愿牺牲的行为，更是湖湘大地重义尚武的深层次具体表现。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湖湘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造就了湖湘文化，从而孕育出湖南民众特有的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在小说领域，这种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也影响了作家的审美倾向。何顿长期生活在湖湘文化浓厚的社会环境中，他的长篇小说《国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呈现出鲜明的湘味特质，无论是男性人物还是女性人物身上都折射出浓厚的湖湘精神气息。

《国术》塑造了一系列鲜活丰富的男性人物形象，通过描写习武人士在巨大历史变动中的命运沉浮，展现了他们身上“霸蛮”的湖湘精神特质，这种“霸蛮”特质并不是野蛮，而是形容湖南百姓身上坚韧不拔、敢为人先和仗义直爽的精神气质。武术宗师刘杞荣是《国术》极力刻画的人物形象，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也凝聚丰富的湖湘精神特质。刘杞荣从小患有胀肚病因而瘦弱不堪，被父亲极度嫌弃憎恶的他下定决心逃离家乡，进入长沙习武和学习，他极度刻苦努力，最终一步步从病儿蜕变成湖南省的比武冠军，成功地逆天改命。抗战胜利后，刘杞荣以拖板车、拉老糠来养家糊口，甚至认为辛苦的拉糠工作可以锻炼武术基本功并乐此不疲，显示出自强不息的积极人生态度。对待朋友，刘杞荣颇为仗义，好打抱不平，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当得知妹妹桃子被族人迫害致死后，他满腔愤怒，痛斥村民身上遗留的封建落后文化糟粕和“看险”心理。退役回乡后，看到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谭志清在粉馆受到流氓欺负时，刘杞荣也大打出手；他又联合周进元在生活上帮助落魄的向恺然师父，多次赠送食物和粮油。动乱年代，刘杞荣临危不惧，被下放到原籍劳动改造时选择以德报怨，自制草药为周边百姓治病，教中老年人打太极拳强身健体，不计前嫌医救病重的周进元。总之，刘杞荣的骨子里流淌着湖湘大地自强不息、顽强坚韧和正义凛然的精神血液，典型地体现出湖湘地域文化中积极入世、敢做敢当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意味。

《国术》以男性角色为审美重心，只是围绕刘杞荣的家庭和三段婚姻感情经历来描写女性人物，但读者依旧能够从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感受到湖湘大地人民泼辣坚韧、敢爱敢恨的精神特质。作者主要塑造了两类女性人物形象，即以桃子为代表的封建禁锢文化的牺牲者和以贺涵为首的现代女知识分子。桃子从小在乡村长大，并未受到现代知识的洗礼，但仍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她独自从县城坐船到长沙寻找刘杞荣和嫂嫂柳悦，宁愿独自在长沙讨生活也不愿回家。在谈婚论嫁上，桃子不肯服从父亲的安排，喊出“我要像二哥一样找自己喜欢的人”，与一位国军连长私订终身并怀孕，但也因此触犯了封建大家族长期维持的道德体系，被父亲和哥哥亲手沉塘，沦为了封建文化糟粕的牺牲品。

与此相比较，贺涵、柳悦等人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更具湘味女子敢爱敢恨、坚韧不拔的特征。青春时期的贺涵貌美如花且有优渥的家庭背景，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伦理观念，与男子一同在国术训练所习武，这种大胆行为超越了当时许多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贺涵被刘杞荣身上自强不息的斗志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后，义无反顾地为爱走出旧家庭。中年时期，贺涵的人生遭遇重大变故，丈夫病死，她也从师长太太变成普通的小学体育老师，但她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生活姿态，与丧妻的刘杞荣再度重逢后，毅然决然地遵从本心与刘杞荣结合，尽显敢爱敢恨、率性而为的性格特征。到了生活安定的年代，贺涵深明大义地说出“尚武精神乃我中华民族之魂，魂都冇得了，一个民族会不思进取”，坚决支持刘杞荣前往少林寺教授棍术，更呈现出湘味女性的担当意识和民族大义精神。

梁启超曾说过：“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湖湘大地人杰地灵，一大批湖湘儿女披荆斩棘、革故鼎新，才得以孕育出独特的湖湘文化精神，为中华文明谱写出华丽的爱国篇章。何顿通过《国术》挖掘湖湘文化底蕴，以民风彪悍、崇尚武术为底色，塑造出以“霸蛮”为核心特征的湘味人物形象，从而凝练出湘人忧国忧民、不畏牺牲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

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情怀由来已久。楚人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凛然大义和自我牺牲精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深深植入湖湘民众的骨子里，成为湖湘历史文化的主流。宋代的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尽显超越世俗境界的高超洒脱之意，但又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敢为天下先的博大胸襟，更激励了湖湘士子的爱国意识和责任担当。近代以来，湘人魏源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主张，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考订而编成《海国图志》，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民族独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总之，湖湘文化之魂可以概括为：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国术》以湖湘大地的重义尚武精神为表现核心，并将它放在近百年历史演变中加以审视，从而有力地揭示出，在国家危难时，这种精神表现为精忠报国、不怕牺牲和坚定的爱国主义意志；在国家安定时，这种精神则转化为自强不息、淳朴重义和弘扬社会正义的信念。

晚清民初，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外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侵犯我国主权，进行殖民掠夺；内有军阀混战，国民体质羸弱不堪。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挽救民族危亡，湖湘人民也高举爱国主义大旗，“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而甘愿牺牲自己性命。这一时期的湖南省国术训练所秉持改造湘人精神面貌的宗旨，为湖南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家国责任与担当的人才。在日本习武期间曾忍辱负重的严乃康，更教育学员要有家国情怀，还尽责尽力地传授劈刺技术给刘杞荣等人，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上阵杀敌。甚至柳真也在习武过程中萌生参加革命的想法，离开温暖富有的家庭，舍生冒死为部队送物资，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七七事变后，国术训练所的学员纷纷报名上前线，为保卫国土抛头颅、洒热血，习得一身武艺的刘杞荣和周进元选择挺身而出，进入部队教新兵学习劈刺，极大提高了士兵们的杀敌本领。面对残暴的汉奸，刘杞荣等人舍生取义，进行潜伏刺杀。战场之外的普通民众也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柳老先生让军队占用自己的房子并帮士兵烧水、煮饭，尽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与担当。和平时期，刘杞荣身上的家国意识转换为淳朴重义和扶弱济贫的优良品性。他引导大宏、芋头等游走在失足边缘之人走上正道；为防止武术失传而创作《太空子午棍》，一招一式地加以考证，确保没有纰漏；不顾年老衰弱的身体，前往少林寺教授僧人棍术，为武术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术》对于湖湘爱国主义情怀的深刻表现，使得文本意义建构超越具体历史演变的叙事层次，升华到了揭示和彰显民族精神、民族品格的崇高意义境界。

责任编辑：任彧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