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阅读程式”的“诗意”

荣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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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写作》杂志副主编。2007年获“中国十大新锐诗评家”提名。2010—2011学年,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费曼项目学者。著有诗集《噢恰当》。

在曾经的一次媒体电话采访中,我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今天大众对新诗的意见这么大,仿佛每一次新诗被大众所关注,都是因为什么丑事(如在大众看来的“烂诗”,却获得某些殊荣),然后记者说:“胡适、郭沫若写的‘第一代新体诗’好像大家觉得还好。”

我当即否定:“大众也读不懂胡适、郭沫若,很多人也骂他们,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这种东西怎么能叫诗呢,一样的。”接下来我解释道:“普通读者是不能够鉴赏这样的诗的。因为我们还停留在唐诗宋词的标准,不太理解现代诗是怎么写的,我们仍然是以评价古典诗歌的那个标准,去看待新诗。”

这个解释,被单独剪辑出来。由于缺乏我和记者对话的语境,听众很不能接受:一是认为我贬低唐诗宋词,看低古典诗歌,这大概算我无知以及诋毁传统文化;二是我太不尊重“普通读者”,竟然说他们“不太理解现代诗是怎么写的”,甚至“不能够鉴赏”在他们看来是“烂诗”的东西,这,简直是侮辱。

事实上,我一直期待新诗能够被理解。这种理解倒不是为了新诗写作者或者新诗研究者的利益,而是觉得新诗若被误解,普通读者最有损失:诗不光可以欣赏,也可以用来自我表达,每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都可以尝试去写诗,或者说在语言中创造“诗意”。但现在的情况就是:由于对“诗意”的认知仍然停留于旧诗的“阅读程式”,体察不到新诗的诗意,或者不认同新诗的诗意,许多人鄙视新诗,远离了这种可以言说内在自我的艺术方式。

诗歌写作应当回到普通人的意识之中:诗,不只在典籍或旧时代之中,也在我们的日常言语活动之中;诗人,不只是李白、杜甫、徐志摩、海子、顾城,每个人都可以是。

当我们说到“诗”,一般人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许多经典诗歌文本,习惯性地认为那些文字才是“诗”。但通常的情况是:“诗”/“文学性”的发生,首先源于一个人特别的说话方式和它带来的效果。人在很多时候,为了表达内心真实的或复杂的状态,会寻求一些区别于平常的交际性、工具化的说话方式。比如,他会组织自己的语言,诉诸对情绪、感觉、经验、想象和记忆的叙述,试图传达出日常交际语言无法传达的内容。这样的话,这种言语活动就有可能带来某种表达的“新鲜”,其中有趣味性,或者有某种深刻、感人、恸人的意蕴。人的言语活动所带来的意蕴之“新鲜”,才是“诗”/“文学性”之开始。

我们通常说的“诗”/“文学性”,其实首先是言语活动所体现出的一种别样的意趣、意味。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他是主动的,希望能够表达出一个真实的自我,为此他会运用与日常交际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从接受者角度而言,作者所呈现的语言活动之特别,会让读者在“异样”的接受中意识到另外的内容,通常是获得关于人、关于生活或生命的某些新的感知。当然,这种感知不是概念推演,也不是在严密的逻辑性叙述中的哲学化的“具体”,而是蕴藉在文学性的“具体”之中。这种“具体”由对情绪、感觉、经验、想象和记忆的叙述构成。这样的“具体”叙述其目的是使作者所体会到的存在,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某些读者“具体”感知。如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也是“诗”之目的),首先不是让人思虑“石头”意味着什么,而是让“石头”作为“石头”本身被人感知。这里的“石头”,当然可以指代我们的生活。

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获得两种益处:一是不苛责他人的写作,如同我们经常所做的那样,以我们自己认为的最杰出的最经典的作品为标准,来评估我们面前的作品,轻易地说出其中的问题与缺点。这种态度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作品的创新性与艺术性。这是对“诗”的一种合理的批评态度。二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也是“诗人”。在言语活动中产生“诗”,并非他人的事、一些所谓著名诗人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当人有这种意识,最终的效果不在于他有没有成为“诗人”,而在于其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有所提高。这是对“诗”之功能的合理认知。

从原初的意义上说,“诗”是人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对自我心灵的一种语言表达,对诗”的思忖,其实是对生活、自我与语言之关系的一种思虑。这样讲的话,“诗”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诗”无处不在。同时,“诗”彰显了有语言自觉意识的人的表达能力,“诗”与每个人有关。

新诗初期叫“白话诗”,今天的新诗,不少是口语诗,口语诗缺乏“诗意”,这是许多人对当代新诗的一种普遍印象。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语言本身并不携带多少“诗意”,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语言,都必须通过传达特定的感觉、经验和想象,且在特定的形式中,才能建构“诗意”。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诗意”何来?“诗意”是先在的、本质的、固有的,还是与语言环境、历史语境相关?“诗意”被确立的条件是什么?

诗是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那如何“说”,才有“诗意”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语言环境中,我们的语言环境中充斥着口语、“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今天,民族共同语被民间俚语俗语、网络用语等语言资源填充,变得越来越通俗。当然,你也可以整天之乎者也、唐诗宋词式地说话,那你的写作可以归到旧诗词的领域,但可能会难以与大多数以口语写现代诗、新诗的写作者对话。

我们今天的语言不是文言,文学作品已不是唐诗宋词的样式,但是许多人评价诗歌,仍怀着旧的阅读期待。比如面对一首诗,我们常常说这首诗语词意象美不美,意境如何……但很可能真实的情况是,口语化的现代诗并不“美”,甚至有的诗之价值,并不在于“意境”。比如新诗生发期的重要作品、郭沫若的《天狗》一诗,“意境”一语就难以评价。这首诗对应的是人的一种激越的、狂躁的“情绪”,人的某些特别的情绪有时用言语极难形容,这首诗由于其想象力和语言方式之独特,极有表现力。但若按照赏读古典诗词的方式去读,有的人会觉得它局部粗俗不堪,整体上更是让人不知所云。

天狗
郭沫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 X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的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韩东《我们的朋友》的写作时间距今已逾30载,它传达的是一种整体的感受:人世沧桑与兄弟间某种深切的情谊。这样的感受我们都有,我们也有同样的语言,也许我们也有写诗的冲动,但我们常常忘记了该如何使用语言,觉得已有的口语不能成为诗的语言,我们缺乏这样的期待,所以我们常常一动手就写成了辛弃疾、李清照式的文字,作品可能会“美”,但缺乏某种当代性,无法切近当下人的生存状态。

我们的朋友
韩 东

我的好妻子
我们的朋友都会回来
朋友们会带来更多没见过面的朋友
我们的小屋子连坐都坐不下

我的好妻子
只要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好朋友就会回来
他们很多人还是单身汉
他们不愿去另一个单身汉的小窝
他们到我们家来
只因为我们是非常亲爱的夫妻
因为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儿子
他们要用胡子扎我们儿子的小脸
他们拥到厨房里
瞧年轻的主妇给他们烧鱼
他们和我没碰上三杯就醉了
在鸡汤面前痛哭流涕
然后摇摇摆摆去找多年不见的女友
说是连夜就要成亲
得到的却是一个痛快的大嘴巴
我的好妻子
我们的朋友都会回来
我们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面容
看到他们浑浊的眼泪
我们听到屋后一记响亮的耳光
就原谅了他们

口语诗貌似容易,但要写出好的“诗意”,是很艰难的。比如说“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像《我们的朋友》这样的诗,传达出的主要是整体的“诗意”,如果只看局部,你会觉得都是废话,但是读完整首诗你会觉得这种文本里边有东西,耐人寻味。

如果你认真地去和写口语诗的诗人交流,他们会告诉你,其实他们写诗比你想象中要难,因为他们要用这些“废话”写出有诗意的东西。我们知道贾岛为了追求诗意的传神,“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实写口语诗的诗人和贾岛一样费劲,口语诗人语言的干净、直白,到了非常彻底的地步,但是整体上会让你觉得非常有意思。沈浩波在《后口语写作在当下的可能性》中说:“其实口语写作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写作方式,因为选用的语言是没有任何遮蔽和装饰的口语,所以只要有一点毛病都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无法蒙混过关。”这话也回应了人们对口语诗的一种普遍认识:口语诗的写作,没有难度。

如果我们将“诗意”定义为人在表意时表达的让人感动的,或者有趣、有启发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诗意”的产生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五言、七言,其“诗意”生成方式与今天的口语诗是不一样的。

看看诗人温庭筠的《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再看看杜甫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在这里,基本上每一句话有3个意象,意象之间的关系是没有说明的,你可以在这里调动自己的经验以展开想象,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句,对于在中国乡村中学上学的孩子来说,可能会让他联想起住校岁月:礼拜一早上,鸡还在叫的时候(凌晨五点左右),他就要出门,跋山涉水去学校了,为了赶上早读,赶上老师点名,那时候月亮还挂在天上,若是在秋天,人的脚印印着地上的霜……不同的读者读到这句话时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记忆恢复,都能收获许多感动。

汉语单音字在表达独立的意思时极为经济、简练。当下语言系统、说话方式变了,“诗意”生成方式也就变了,我们无法以过去的标准来要求今天的写作。唐诗宋词“美”,可能指的是它们的“空疏”,无论是在境界还是情感上,古典诗词的表达都是非常“空疏”的,人们可以将自己代入其中,从而感动,这是古典诗词的优势。

但古典诗歌有时缺乏情感言说的个体性与精密性,由于语言和形式的原因,其经验的传达是相当空疏、抽象的,只有大概的意思。比如李白的《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里的送别友人,情感上基本是靠画面表达的,没有内心的深入呈现,作者到底怀揣着怎样的情感?我们无法获知具体。现代诗在人看来有时啰唆、没有想象的空间,但在情感、经验的表达上,更加具体、细密,现代人所获得的感动正是从这里来。

直到今天,很多新诗的读者还常常以看旧诗的眼光评价新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几千年来已经发展得高度成熟的“阅读程式”面前,读者被这种“程式”所制约。面对新诗,对旧诗的审美原则常常会发生自动反应,这一“程式”决定了读者认为新诗“不美”,缺乏“诗意”的阅读感受。

我毫无贬低唐诗宋词的意思,而是说这种“程式”对于新诗而言不一定有效。读者对一首诗的理解,涉及特定社会语境中“诗歌文本”与“读者/作者”的多重关系。某种意义上,作者即读者。“中国传统诗歌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是一群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精英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好整以暇、倾心于绝妙诗艺的探究。在创作群和诠释群之间——或简言之,诗人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当密切的契合。”特殊的运行机制使古典诗的读者和作者范畴往往趋于同一:诗歌的读者往往也是作者,作者当然更是读者。就古典诗歌的读者而言,“他们对于诗的态度各有不同,而对于怎样解释一首诗的看法大致总是一致的。他们对于形式上的困难和利弊都是了如指掌的。总而言之,旧诗的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他们互相了解”。

写旧诗的人更容易读懂旧诗,写新诗的人更容易读懂新诗,这个道理应该很好明白。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并不写新诗,不屑于读新诗,却认为自己懂,然后开骂。这种现象让我觉得很可惜:运用你最擅长的语言和叙述方式,表达最内在、最真实的自我——新诗,白话诗,这门已逾百年的手艺——其实你也可以上手的,但被你生生拒绝了。

责任编辑:任彧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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