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走在山岗之上。

从雪峰山脉一个偏远小村起步，一路走来，大半年时间倏忽而过。

回首留在山岗上的一串串脚印，突然发现，我终于走过了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雪峰山脉、武陵山脉、越城岭山脉、苗岭山脉这四大山脉交会处的一大片土地，完成了我文学追寻里的又一次远行——走进“最远那个村”。

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行走，是因为近几年我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消除绝对贫困”，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美丽乡村。它们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的标签与符号，令世界注目。面对如此大气象，作为报告文学队伍里的一员，我怎么可以无动于衷？于是，我想走进中国乡村。

但是，中国乡村沃野千里，去哪儿呢？站在中国地形图前，猛然间，西南方一大片“深褐色”的土地，深深吸引了我。这片大地上，横亘着雪峰山脉、越城岭山脉、苗岭山脉、武陵山脉这四大山脉。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四大山脉将这一整块地区围成一个巨大的“U”字。

“U”字之内，山峰林立，溪河交错，平均海拔800多米。一个个象征山顶的实心黑三角，星星点点般散落，如一个个大写的惊叹号，醒目提示着每一双注视它的眼睛；一条条蜿蜒的蓝色曲线，贯穿在山峰与沟谷之间，仿佛布满大地的血管，让每一个审视它的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它的律动。

四大山脉的交会处，是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之地。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这里生活着34个县563个乡镇9668个村的1560万各族人口。千百年来，这里不仅生长着原始森林，更生长着贫困与疾苦。国务院扶贫办于2012年公布的680个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市）中，有31个就出自这里。 

更突出的问题是，三省交界之地，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王权止于县政”的封建时代，天不管，地不管，人亦不管，山贼横行，匪患成灾，边界冲突时起，边民矛盾频发，宗族纷争常有，暴力、杀戮、流血、聚赌、种毒、疾病、死亡骈兴错出，小小一地，矛盾重重，动荡不安。因此，到清代，这里一度成为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死角。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土地才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解放出来，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建设自己的美丽家园。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乡村建设”的春风，吹醒了深居在这片土地上的懂山、懂爱、懂日子的人们，这片土地终于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我当即决定，就去这里看看，而且就去这片土地上最边远、最偏僻、最闭塞的村看看。“新山乡巨变”，这些村更具说服力。

于是，我走进了这片土地上的“最远那个村”。它们中，有“一脚踏四县”的雪峰村，有号称“湖南西极”的韭菜塘，有“三省坡”下的骆团村，有“活着的古村”五宝田……

这些村，散落在四大山脉交会的沟壑与褶皱中，纵横数百公里，海拔千余米。每到达一个村落，都要不断地翻山越岭、涉溪过河、爬坡下坡、七弯八拐。好在，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越过一条又一条溪河，爬上一个又一个险坡，转过一道又一道急弯后，总会眼前一亮：这些村，竟建设得如此美丽。面对这样的美，整个人瞬间沉静了下来，不由自主地，心更纯粹，脚更谨慎，人更谦卑，并情不自禁地生出无限的敬意与感动。

我永远记得，在一村村口，一个年轻村民对我说：“这里，每一天都发生着变化，不知不觉间，生活就改变了方向。”

我更记得，一位老人对我说：“这里的日子，每一天都值得庆贺！”

不知不觉间，生活就改变了方向！

这里的日子，每一天都值得庆贺！

这，是一个山区村民对家乡变化的由衷赞叹！

这，是一个普通农民对新时代乡村的由衷赞叹！

这，更是我在“最远那个村”里寻找到的最美丽的答案！

这 里 距 县 城75公 里， 距 乡 政 府22公里，最高峰海拔1437米，为会同、洪江、绥宁、洞口四县（市）交界之地，可谓真正的“一脚踏四县”。

它，就是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雪峰村。

在未来到雪峰村之前，有朋友告诉我，它“穷得让人心痛”。

然而，当我在一个夏夜走近它时，却被它的美深深陶醉。

一尘不染的天穹，像是被流经村庄的那条清泉洗过，晶莹明净。天穹深处，稀疏的几颗星星，如苔花般静静开放，熠熠生辉。

四面的山，幻化成一种颜色，几团轻雾飘过，时浓时淡，缥缥缈缈，仿佛刚出窑的青花，瓷胎上还流淌着没来得及化开的结晶。

躲在草丛中的青蛙，“呱呱呱”地叫着，声音时远时近，时急时缓，时断时续，仿佛合奏的一曲交响，又似温存后的几声呢喃。不一会儿，远处传来“汪汪”两声犬吠，犹如一名醉汉突然插进一句醉话，让人感到意外与惊喜。朦胧夜色中，一条条水泥村道，拐进家家户户；一段段自来水管，通向每一户人家的灶台；一个个文化长廊，令村民驻足；一栋栋特色民宿，供游人歇脚……

眼前的雪峰村，夜幕下的这片土地，竟是如此的美。

我不得不怀疑起朋友的话。电话打过去，他说，那是三年前的情况。他为了证明自己说过的话，随后在微信里，给我列举了一组数据：

——2017年，人均年收入2796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零。

——为讨生活，大多数青壮年不得不远走他乡。全村共676口人，只有176人留在村里，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90人，18岁至44岁的青壮年仅10人。

——另有残疾人24人，五保户2人，低保户15人……

的确，它穷得让人心痛。

那么，又是什么让它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实现了如此华丽的转身?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决定走进农户，走进他们的生活日常，在烟火灶台间寻觅那渐变的脚步。

带着夜色赐予的那份陶醉，我来到了雪峰山界上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袁建平家。

走进他家时，虽已是晚上10点，但一家人依然为我留着一盏灯。两栋木屋呈“L”形排列，木壁青瓦，飞檐翘角。地面一尘不染，家什摆放得井然有序。灯火如玉，蛙声一片。走进家中，愉悦之情油然而生。夫妻二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煮了一壶自采自制的雪峰高山茶。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聊起了家常。

袁建平告诉我，他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人口多且命途多舛。一家6口，父亲、弟弟相继患癌，医疗费花去十多万元，最后人财两空，还欠下债，家里穷到揭不开锅。为了还债，夫妻二人外出打工。打工不到一年，由于90多岁的外公和70多岁的母亲需要照顾，他们只好回家。债务与生活的双重压力，时常逼得他在漆黑的夜里抹泪。与命运抗争，他养起了牛，最多养到12头，但山中悬崖多、毒蛇多，每年都有牛摔死或被毒蛇咬死，因此不得不放弃。正当他一筹莫展时，省文旅厅的扶贫工作队来了，为他送来了优质乌骨鸡苗、优质贡米秧苗，并资助他修缮房屋，让他在家里开起了民宿，还请他在村里当保洁员、护林员，给他开固定工资，就这样将他从贫困的泥沼中拉了出来。

夫妻俩告诉我，省文旅厅的扶贫工作队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比如，修建公路，引水入户，加工南竹，建高山茶园，办山货集市，种雪峰贡米，等等。在此基础上，文旅厅发挥行业优势，深挖盘活当地红色、古色、绿色文化资源，开发红军路、红军亭、千年侗寨、千亩茶园、万亩竹海等特色项目，还规划了“竹林七贤”高档民居，着力打造“云上雪峰”品牌，开发乡村旅游。他家的民宿，就是为配合乡村旅游开办的。

说到自家的民宿，老袁颇有几分自豪。

他说，工作队给他资助了8000元，他自己也掏了一些，将尚有八成新的木房修葺一新，他还打扫整理整个院子，将多出来的房间精心装扮，开起了村里第一家特色民宿。

开张第一个月，民宿就迎来了多批客人。他说，自己过去总认为，开旅社是城里人的事，需要高楼大厦才行，想不到如今自己这远离城市、“土得掉渣”的木板房，也能开成旅社，而且还受到城里人的一致好评。在他家住过的湖南大学等几所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对他家的房子和他老婆做的饭菜赞不绝口。去年夏天，他一个月就挣了4000多元，但是他并没有漫天要价，都是客人自愿给的，当然，给多了他也不收。袁建平说，赚钱多少无所谓，来到村里的人都是贵客，让他们吃好、住好才是最要紧的。

我们总算聊到了一年的收入，老袁扳起手指头为我数了起来：去年，4头牛卖了3.2万元，乌骨鸡卖了0.5万元，村保洁员工资0.96万元，高山贡米收入0.5万元，民宿收入0.6万元，在周边打零工收入1万多元。

就这么粗略一算，收入接近7万元，还不包括儿子在贵阳开手机维修店的收入。

我高兴地说：“你这已经达到致富的标准了。”

老袁嘿嘿一笑。低调的妻子一个劲儿地插话：“别听他的，哪有那么多!”而老袁却说：“又不是什么丑事，说给韩作家听听也无妨。”

一路聊下来，我们聊到了未来。我忍不住问：“今后有什么打算？”夫妻俩对视一眼，笑笑，说：“也没有什么打算，在农村做工的人，离不开一个‘做’字，目标再大，打算再多，如果不做，一切等于零。”目前，他种了8亩水田，还打算从荒地里开出2亩来种高山贡米。他不仅要做好护林员，还要争取让老婆在村里当个保洁员，再养一些乌骨鸡，办好民宿，吸引更多的客人来住他家的民宿。

多么实在的汉子，多么干净的灵魂!我被他的纯粹深深打动。

我们聊到很晚才睡。由于环境清静、空气清新，我一躺到床上，便进入梦乡。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

雪峰村的早晨，是属于鸟的。

鸟儿鸣叫早于晨光显露，先是轻哼两下，仿佛在清嗓子；接着细语几声，互相打招呼；最后高声歌唱，拼命比歌喉。没过一会儿，四处被鸟叫声填满。“咯咯咕咕”“嘀嘀哩哩”“唧唧啾啾”，此起彼伏，从这边萦绕而来，又向那边回荡而去。

听着鸟叫声，走出老袁家，遇到几位早起的农人，我忍不住问：“这里为什么这么多鸟？”

其中一个说：“树多则鸟多，如今的雪峰村，树木茂盛了，生态变好了，环境变美了，鸟就都飞回来了。”

另一个马上说：“何止是鸟，人也都飞回来了。”

“人也都飞回来了？”我问，“是什么意思？”

那人又说：“现在村子变好了，外出谋生的人都回来了。”他向我推荐了林道华，“他是最早‘飞’回来的人”。

我很快找到了林道华，他正在村办企业“雪之峰”南竹加工厂做事，见我来，立马丢下手中的活儿，和我聊了起来。

因为贫穷，16岁的他，初中一毕业，就离开了村子，一走就是二十多年。离开村庄后，他先是跟人学手艺，去养路工班当合同工，接着跑运输、做生意、办工厂，然后当上了老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省委工作队进村后，找到了林道华，恳切地对他说：“雪峰村穷了这么多年，现在翻身的机会来了，希望你能回去，带动大家。”

林道华想，工作队这些人放下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不过，来到边远山区帮扶，还四处奔波，上门给自己做工作，很不容易。他被他们的行为深深打动，当即表态：“一定回去。”

一回来，他就投入到村里的产业建设当中。

雪峰村盛产南竹，工作队和村支“两委”想借助南竹资源，建设生产车间，帮助村民就业增收。事是好事，可开起会来，没一个村民愿意投钱入股。林道华见状，第一个报名，他不但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投了进去，还从朋友那里借了几十万元。他对村民说：“工作队不远千里来这里帮我们，我们还不主动，这不让人寒心吗？”

林道华的一席话，说得村民们羞愧难当，村民们当即行动，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工。没过多久，“雪之峰”南竹加工车间就建了起来，并很快投入生产运营。

开始运营后，林道华凭借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采用“村集体+公司+致富能手”的运营模式，把扶贫车间搞得风生水起。

如今，“雪之峰”产品远销省内外各大竹器市场，尽管受疫情影响，但近几年的销售额仍在200万元以上。

看着这一切，林道华笑了，村民们也笑了。

我问林道华：“村里还有谁是‘飞’回来的？”

他说：“多了去了，年长的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有伍云华，年轻的有邱平、雷楚纲、兰冬梅，等等。”

伍云华，一位退休教师，如今已年近耄耋。

20世纪50年代，他就考上了师专，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任教乡中学，后来当上了校长。他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在省级以上报刊发文不少，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尤其对本土文化研究很深，被群众称为乡土文化的“活字典”。伍云华退休后，被儿子接去城里居住。但故土难离，老人还是经常往乡下跑。

工作队进驻后马上找到老人：“我们想请您进山，为村里的文化建设出把力。”

老人一听搞文化，立马兴奋起来：“好啊！雪峰村有很多风俗、遗址、典故，如果将这些挖掘整理出来，定是宣传雪峰最好的文化名片。”

工作队的同志说：“是啊，这就靠您老人家了。”

自此，雪峰村的山野之间，多了一个为挖掘本土文化而不懈奔波的老人的身影。雪峰村居民居住分散，老人的很多时间都花费在了路上，于是他干脆买来一辆摩托车。耄耋老人骑摩托，这可是稀奇事。工作队担心老人的安全，一再提醒，老人拍拍胸脯说：“虽然我年纪大了，但身体还硬朗得很，不信，你看！”说完，跨上摩托，疾驰而去。

在伍云华的努力下，“红坡贡米”“红军亭”“歌郞洞”“团鱼岩”等美丽的故事，被挖掘了出来，根据这些故事，人们打造出了一个个景点。来此地游玩的人，赏着美景，听着故事，无不流连忘返。

而“飞”回来的年轻人们，更是各有各的优长，各有各的作为。

邱平，曾在深圳一家鞋厂当厂长，由于父母身体不好，前几年就回村了。他发现村里的光景正以看得见的速度变好，于是坚定地选择留在了村里。

养鸡、养鱼、养猪、种植贡米……他一一尝试，都获得了成功。

最近两年，村里发展乡村旅游，争创国家3A级景区，他看准商机，将两层老房子改造成民宿，在家里当起了老板，吃起了旅游饭。

由于环境好、卫生好、服务好，客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曾经破旧的农家小院，变得热闹非凡。

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民宿迅速发展了起来。

看到这一切，邱平说：“这比在城里当厂长有意义多了。”

兰冬梅，是村里最早外出打工的妇女之一。早在1997年她就告别家乡，来到了广州，在一家上市公司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每年春节回家，看到老人、小孩没人照顾的可怜样，她就心疼。但是，现实又迫使她不得不忍泪离家。

前年春节，她再次回来，村里的变化令她惊愕。这里，山变绿了，水变清了，路变宽了，房变亮了，人变欢了，还与城市的景区一样，引来了一拨又一拨游客。过去卖不出去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宝贝。

她留了下来，除了照顾老人与小孩外，还养起了鸡、鸭、猪等，并组织妇女们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自编自导了一系列文艺节目，在乡村大舞台和村民休闲广场上不断演出，吸引了一群又一群人观看。

看到在家门口就业、致富、唱歌、跳舞的妇女们个个心花怒放，她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啊！”

一足踏三省，三省共鸡鸣。

三省坡，坐落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地，为越城岭、雪峰山和苗岭山脉过渡地段的最高峰，海拔1336.7米。坡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干冲村，坡北为贵州省黎平县雷洞乡培福村，坡西为贵州省黎平县洪州镇六爽村，坡东为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骆团村。我要走进的就是坡东的通道侗族自治县的骆团村。

早晨八点从怀化出发，走走停停，直至下午三点才走上去骆团村的路。这里依山傍溪，我们从蜿蜒的山谷进入，一头扎进青山绿水间，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呈现在眼前。

嘈杂、喧哗、浮躁、骄奢、侈靡，等等，完全与这里无关，这里只有鼓楼、吊脚楼、风雨桥等具有鲜明侗族特色的文化元素，诉说着它的美丽与尊严。路上很少有车，也很少有人，偶然看见的几个在田间劳作的侗民，还不忘带一只鸟笼，挂在身旁的树枝上，在劳作间隙，逗一逗笼里的八哥或画眉。

再爬几个坡，又拐几道弯，一个宏大、簇新的吊脚楼群，静静地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炊烟袅袅，美不胜收。

我知道，骆团村到了。

一进寨子，两栋造型独特的鼓楼，一南一北，巍峨矗立。一座名曰“平安精灵”，另一座名曰“团坝吉祥”。

“平安”“吉祥”，两座楼还真像两位端坐在团寨中央的德高望重的老人，精神矍铄，目光炯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镇守着一个团寨的平安与吉祥。

去过无数个侗寨，见过无数座鼓楼，但看到以“平安精灵”和“团坝吉祥”命名的，还是第一次。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和奥秘吗？

好奇的我，找到正在鼓楼里休息的几位老人打听。一位叫吴永桂，一位叫吴通吉，一位叫吴昌林，还有一位叫吴仕堂。老人们看上去都有七八十岁，个个满面红光，精神饱满，热情大方。老人们见我从外地来，很耐心地和我讲起这两座鼓楼的来历。

骆团侗寨，本是一个古侗寨，至今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拥有大型的吊脚楼群，是一个著名的原生态侗族村寨。可是，2012年2月13日15时许，一场大火将骆团侗寨烧成了废墟，大火整整烧了4个多小时，共烧毁房屋70余栋，直接导致500余人遇难，经济损失达400余万元。这次火灾，是建寨以来最大的一次，对骆团侗寨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

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回忆起当时的火灾，吴仕堂老人还是心有余悸，他说：“寨子几乎烧光了，太可惜了。”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不过，要感谢党和政府，感谢爱心人士。当时的大火，经过电视和报纸的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都来帮助我们，所以才建起了你现在看到的新寨子。你知道的，建寨必建鼓楼。过去，我们这寨子里有四个房族，按侗族的习惯，每个房族都要建一座鼓楼，共有四座鼓楼，可惜全烧了。政府和爱心人士捐款，又给我们建了一座。我们认为，这么大一个团寨，一座鼓楼太少了。后来在吴奉吉、吴奉东、吴柳信、吴通万、吴正家、吴永辉等族中老人的带领下，我们自己动手，捐木头、捐工、捐粮、捐钱，又建了一座。所以，现在寨子里就有了两座鼓楼。”

我问：“一座叫‘平安精灵’，另一座叫‘团坝吉祥’，取这名字有什么讲究吗？

为什么要叫这两个名字？”

吴仕堂说：“那场大火，把我们烧怕了。

取名字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希望鼓楼能保佑我们平安，保佑我们吉祥。当时，国家也正在搞‘平安建设’，乡里、村里的干部就和族老们商量，取了这样的名字。‘精灵’，是‘精’，也是‘灵’，希望可以保佑我们侗寨，而团坝就是我们这儿的小地名，所以另一座就取名为‘团坝吉祥’。”

我被老人的解读深深震撼了。而更令我意外的是，在三省交界的如此偏僻的小侗 寨，一个普通侗族老人竟知道“平安建设”！

我忍不住夸他：“您很时髦啊！这么大年纪了，还知道‘平安建设’这样的新名词。

您是怎么知道的？”

老人“哈哈”大笑起来：“稀奇吧？我们寨子里稀奇事还有很多哩。你问我怎么晓得的？寨子里开了会，乡里、村里的干部反复宣传发动，还有‘喊寨’的人，也天天在喊，所以我就知道了。特别是鼓楼的匾额挂上去后，天天都能看到。”

在这大山里面，一个老人都知道“平安建设”，可见国家的“平安建设”还真是深入人心。

我接着问其他几位老人：“开展‘平安建设’后，寨子里有没有什么变化？”

吴永桂老人爽朗一笑，马上说：“有啊，变化太多了。比如说小偷小摸少了，过去每年寨子里都要丢很多牛啊，鸡啊，鸭啊，鱼啊，有时一年要丢十来头牛，都是外面的人来偷的。”

吴通吉老人马上插进话来，补充说：“还有山上种的药材、山上的树，都会被偷，有时守都守不住，跟被抢一样。”

吴昌林老人说：“还有在三省交界的大山上搞赌博的，因为三省交界处，名义上由‘三省管’，实际上是‘三不管’，他们在山顶上设赌场，把一车又一车的人拖来赌博，赌输了就打架，搞得乌烟瘴气的。”

吴永桂老人又说：“还有，这边的人违法后，跑到贵州躲起来，贵州的人违了法，又逃到广西，大家互相之间不管不问。过去在这一带生活，很不安全。如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大家都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时代，从来没有这么安全过。”

真想不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在这样一个过去“三不管”的地区，竟有如此好的治安，如此安逸的生产、生活环境！

在来之前，我查了一些资料。资料显示，骆团村距县城约90公里，距镇政府约12公里，是全县最边远的村之一。骆团村的开寨祖先叫吴仕茂，以打猎为生，在一次打猎中，他跟随猎狗发现了这块尚未开发的宝地，于是举家迁来，开荒造田，在此建寨。因为这里是三省交界处，三省都不管，所以成了治安的死角。国民党时期，打架斗殴常有，流血事件不断，加上匪患不绝，百姓们苦不堪言。仅1924年至1927年三年时间，骆团村所在的乡乡长就换了三人，都因苦于无法治理而辞职。如今，这里竟被治理得如此之好，让一个又一个老人交口称赞。

我不禁好奇地问：“为什么变得这么好了呢？

吴昌林老人说：“靠管啊。”

我又问：“靠谁管？”

吴仕堂老人自豪地说：“村干部啊。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别看现在我们村里这帮主事的人，年纪都不大，但个个都有十八般武艺，治理起村子来，一套一套的。”

我突然想起侗族的习俗，不管大事小事，一般都是寨老说了算。寨老一般都是寨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讲话才管用。于是，我用一种质疑的眼神看着他们：“按照侗族过去的习俗，不都是靠寨老管理吗？”

吴通吉老人马上说：“时代不同了。现在寨老都只管一些小事，大事都由党支部说了算，再说，寨老也听党的话。”

吴永桂老人马上补充道：“是的，寨老也听党的话。”

寨老也听党的话，多好！

告别了老人，我再一次深情地仰望“平安精灵”“团坝吉祥”两座鼓楼。

出发，走向寨子深处。

离“平安精灵”鼓楼数步之遥，就是骆团村党群服务中心，人们习惯称为“村室”的地方。

三层楼的砖瓦房，在全是木结构吊脚楼的侗寨里显得鹤立鸡群。一楼大门旁，挂着“骆团村党支部委员会”“骆团村民委员会”“骆团村务监督委员会”三块红底金字的牌匾，煞是气派。走进楼里，窗明几净，办公室、接待室、调解室、服务厅、会议室，一应俱全。

这令我想到了来骆团村之前，我在网上查资料时看到的骆团老村室的照片，与现在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照片上的骆团老村室，设在一栋旧木屋里。木屋共两间房，一块印有“骆团村民委员会”的白底黑字的牌子，孤零零地挂在一根木柱上，牌子上缠满蜘蛛网；屋外，杂七杂八地堆了些杂物，十分凌乱。总之，那里根本不像一个村的办公场所，倒像是被人遗弃多年的破屋。

如今，我走进的村部大楼，令人眼前一亮。村部大楼，是一个村的门面，一个村的窗口，代表着一个村的精气神。骆团村的村部大楼，让我看到了一个村的昂扬斗志。

见有人来，穿着一身迷彩服的年轻小伙走出办公室，握着我的手，做自我介绍：“我叫吴敏波，是村里的书记。”

“太年轻了吧。”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口一说。

他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也不年轻哩，都过30了。我们班子里，还有更年轻的。”

说着，他将我引进会议室，村“两委”班子成员今天刚好在村室开会。

一进门，我便被青春的朝气所感染，心里直呼：“真年轻！”一张张被太阳晒黑了的面孔，是那么富有朝气。我忍不住问起他们的年龄来，原来他们还真是全县最年轻的村级班子。

支部书记吴敏波30岁，文书吴银宇24岁，宣传委员吴秀团31岁，妇联主任吴银姐31岁，组织委员吴康怀33岁，纪检委员吴言根32岁，村会计吴解全41岁，综治维稳员吴荣昌48岁，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4岁。

我一直有一种偏见，认为在边远偏僻的小山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人，村干部也自然从他们当中产生。骆团村村干部的年龄，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谈起这些年所做的事，村支书吴敏波深有感触：“这些年，还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确实很难。但是，凡是想做事的人，没有不苦、不累、不受委屈的，有时我也会觉得十分憋屈，把所有的耐心给了别人，却把脾气带回了家。但转念一想，这些都是在磨炼你、成就你，也就释然了。其实，生活就像剥洋葱，一片一片地剥开，总有一片会让我们流泪。”

“总有一片会让我们流泪”，说得多好啊。

湖南地图的轮廓极像一个有着高鼻尖的老人的侧脸。

“鼻尖”就在新晃县凉伞镇的韭菜塘。

它，就是湖南的“西极”。

韭菜塘的地名，有着苦涩的来历：由于地处边远偏僻的大山深处，自然条件差，环境十分恶劣，过去村民们只能靠天吃饭，经常青黄不接，饥饿时，就靠一种与韭菜相似的野草充饥。为了表达对这种野草的感激，人们遂将这里取名韭菜塘。

在村支书杨卫国的陪同下，我来到村庄路边的一个小土堆上，茂盛的茅草，围簇着一座石碑，石碑正反两面写着“湖南”“贵州”“国务院”“1997”等字样。

杨支书说，这碑就是湖南、贵州两省的界碑，是国务院在1997年立的，是飞机定的点。邻界的贵州村子是镇远县青溪镇的关口村，它意味着，这就是两省的“关口”，过了这道关口，那边是贵州，这边是湖南。不过，两个村子的田、地以及山林都是交错的。上山、种田，来回走，等于是天天贵州、湖南来回溜达好几趟，就像从家里的客厅走到餐厅一样简单。民国时期，两省抓壮丁，只要民众跑出界，藏到对面省的亲戚家，就不会被抓了，因此，这里一度成为“躲壮丁”的地方。

在这样一个曾经“躲壮丁”的地方，农民的日子如今过得怎么样？我想走进农户家里去看一看。

杨支书带我随意走进一户人家，只见家电家具摆放整齐，地面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家里不但摆放了垃圾桶，摆放的还是分类垃圾桶，所有垃圾在家里就大致被分了类。这一切，无不令我惊愕。我一度怀疑自己走进了都市白领的家中，而不是边远偏僻的位于“湖南西极”的农户家中。

见我们进门，一位白发老大妈连忙热情地招呼，给我们倒茶、让座。杨支书介绍说，她是韭菜塘村原来的妇女主任，叫舒守春，今年八十二岁了。尽管她已经八十二岁了，但背不躬，腰不驼，耳聪目明。她告诉我，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孙子也都已经成家，儿子、孙子都在山下面的青溪做事，每天早出晚归。青溪是贵州的一个镇，离村里只有十来里地。“我们一般做事、赶场、买卖东西都去青溪，甚至连医保都交在青溪，虽然我们是湖南的户口，但是离青溪近，去青溪看病住院也方便。”老人不紧不慢地说着，思路清晰，声音洪亮、有底气。

而我更惊诧于她家中处处井井有条，忙问：“您家怎么这么干净？”

她笑哈哈地说：“干净什么啊！农村就这个样子。”

“哪有，比我们城里还干净。”说这话时，我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老人脸一红，说：“你还没看到干净的，我们村里，比我家干净的有很多。”

我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杨支书，他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还有更干净的。”

舒守春老人说：“我们村是湖南最西边的地方，过去谁都不肯来，人们都不讲卫生，邋遢死了。直到这几年，村里搞人居环境整治，什么‘一拆二改三清四化’‘五治’‘六无一全’，搞了这些行动，才变了样。”

“什么叫‘一拆二改三清四化’？‘五治’指的是哪五治？‘六无一全’又是什么？”

我一时被老人背书般的讲述弄得晕头转向，忍不住问道。

杨支书忙解释道：一拆，就是拆除空心房、违建房、危险房、零散房；二改，就是改厕所，改猪圈、鸡圈；三清，就是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内沟渠塘坝、清理畜禽粪污；四化，就是净化、绿化、美化、亮化。五治，就是治垃圾、治水、治厕、治房、治风。六无一全，就是入村道路两旁无一根杂草，村里无一处乱堆垃圾，无一块裸露泥土，无一栋废弃杂屋，无一户不讲卫生，无一个旱厕，村里能绿化的地方全绿化。

杨支书解释时，舒守春老人不断插话，从老人的插话中能够听出，这繁杂的“一、二、三、四、五、六”老人基本都能记住。

我问老人：“您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老人笑笑说：“天天在做的事，大家都在做的事，就容易记住了。”

杨支书说：“我们主要靠大家自己治理。几年前，我们按照上级的批示精神，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大力开展村民自治活动；出台了《自治章程》，规范了自治行为，发动广大群众，让村民自己的事自己办。村民自治工作开展后，我才发现村里的事务，只有发动广大村民一起行动、一起管理、共同监督，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舒守春老人马上补充说：“是的，我们就靠大家，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事自己管。我们村里成立了各种理事会，每个理事会除了有村干部外，还吸收了大量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师、老组长等，这些人在村子里有威望，说话有人听，喝酒有人敬，干事有人跟。我们只需布置，其他依靠大家去落实。环境卫生，就由环境卫生理事会去管，我就是这个理事会的成员。开始也很难，特别是有那么几户不听你的，总是邋邋遢遢的，我们隔两天就去检查一次，发现有不干净的、达不到要求的，就在大门上贴上‘不清洁’的条幅，谁家愿意贴上那东西？脸上挂不住啊。就这样，慢慢地，大家的习惯就扭转过来了。”

原来如此！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在“才了蚕桑又插田”的季节，我走进了神往已久的“田家”——五宝田。

五宝田，以田名之，但并不是田，而是一个村落；建于清康熙年间，有300多年历史。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一种巧合，300多年后的今天，五宝田还真成了“五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文明村镇”“国家森林乡村”。

我便是为这“五宝”而来，为“五宝”的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承而来，正是它们构成了今天乡村振兴的“魂”。

来之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位老人——八十七岁的萧守造，说他就是五宝田的“活字典”，找到他就算找到了五宝田“活的历史”。

通过多方打听，我要到了他的电话。电话打过去，对方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说话简明扼要，完全不是我固有观念中八十七岁老人的样子。我与他约定好，几天后去五宝田，请他做详细介绍。他欣然接受，并在电话里说，会将中饭安排好，杀一只土鸡。我心里顿时一暖，人未去，情已现，五宝田人的热情让我更加心生向往。

五宝田，隶属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位于雪峰山余脉之罗峰山西南麓，为辰溪、溆浦、中方三县交界处，可谓真正的“一村连三县”。去那里路途遥远，路面狭窄，地势陡峭。峰回路转，藤蔓丛生，汽车穿行在绿浪起伏的林海中，时上时下，忽左忽右，没折腾几下，我就被摇得昏昏欲睡。

正当我人困马乏之时，突然，陪同的人大喊：“到了！”

循声望去，路的尽头，山的脚下，溪的边上，一座古老的村落定格在我的视野里。

一堵饱经岁月洗礼的围墙，严严实实地封围着一个院落，洁白的飞檐翘角在青瓦岚烟的衬托下流光溢彩。山怀水抱之中，绿树掩映之下，幢幢木楼，沿溪而建，次第铺陈，层层抬升。屋基连着屋基，瓦檐挨着瓦檐，既凝聚着力量，又交织着亲情，还彰显着和谐。同车人一阵惊呼，一路颠簸带来的困顿顿时烟消云散。

八十七岁的萧守造老人在村口迎接我们，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介绍起来。老人的声音还是如电话里头那般洪亮，只是现场听起来，更有磁性，更具感染力和穿透力；他腰板挺直，十分精神，完全不像一般意义上八十七岁老人的样子。他讲着一口乡话，怕我们听不懂，口袋里早备了粉笔，边讲边把一些关键词写在地上。

口述村庄历史令他兴奋，他口若悬河，如数家珍。

他告诉我们，这个村庄是先祖萧宗安创建的，萧宗安本住在山下沅水河边的黄溪口，300多年前搬迁到这里。古人定居选址都有讲究，说是“山兴丁”“水聚财”，五宝田刚好依山傍水，背倚龙脉山，脚踏玉带溪，有山有水，且地形呈鱼网状，门前小溪有游鱼，有“鱼”则余钱剩米，所以先祖选择在此定居。

五宝田过去并不叫“五宝田”，而叫“兀泡园”。“兀”，高而平之意；“泡”，水包裹之意。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块水包裹的园地，多么诗意且应景的名称，我们不得不服古人的智慧。后来因为村前田中有五个形似元宝的小土包，遂改成“五宝田”。“五宝”相比于“兀泡”，更具富贵之意，所以人们选择用“五宝”。

五宝田古村落，由耕读所、兰陵别墅、老院子三大部分组成。

耕读所，是古村的灵魂，修建在村里最中心、最显眼、最突出的位置，是萧氏家族秉承“耕读兴家”祖训的教习场所。传说十余位工匠费时三年才建成。不论其他，仅它的匾额，就堪称一绝。

耕读所门扉上“三余余三”的牌匾，被所有见过的人津津乐道。“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余三”，即“三年之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之耕而余三年之食”。“三余余三”告诫人们，要珍惜时间，耕读正心，奋发图强。

从耕读所出来，直奔兰陵别墅。门额上“兰陵别墅”四字，笔走龙蛇，颜筋柳骨，苍劲有力，尤为抢眼。跨入院内，院内木楼显然换新不久，人气火爆。站在此处，隔溪相望，老院子尽收眼底，古宅深深，玉带缠绕，天光水色，云蒸霞蔚，似有一股股悠悠古风在溪流与村落的上空缭绕飞腾。

在兰陵别墅，萧老指着对面的老院子说，老院子是五宝田古建筑的核心，由36栋古民居组成，中间纵横37条巷道，按八卦阵布局，四周用两丈多高的马头墙和闸子门围封。步入其中，沿巷道拾级而上，两侧围墙高耸，木门洞开，一门一户，清雅别致。巷道为本地出产的玉竹石板铺就，纹路细腻，色泽养眼；踩踏上去，仿佛有股清风生成，沁人心脾。进得门去，厢房中堂，天井阳沟……无不诉说着历史，沉淀着岁月。

门楣窗格，雕梁画栋，凤舞龙飞，雀鸟欢跃，花草芬芳，风景独好。细细品读，一道道历史灵光闪烁其间，让人思牵远古，情怀沧桑。

萧老说，老院子真正的精华在门额的牌匾上。在萧老的提示下，我才发现每家每户的门洞上方均有牌匾，题字各异，内涵丰富，比如“振青园”“师俭清风”“派演天潢”“干国栋家”“儒学名家”“文元继世”“庆衍兰陵”，等等。

萧老介绍说：“每一幅牌匾的题字都承载着萧氏家族清正家风、文墨继世、家族兴盛的辉煌历史，都体现了尊师重教、耕读传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崇尚节俭、爱国爱家的传统，并用以激励后人，告诫子孙牢记祖训，争做对时代、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振青园门口，萧老指着“振青园”三个字问我们：“有谁知道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大家猜了许久，谁也猜不出。萧老说，“振青园”并不是振兴青菜园子，而是寓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告诫子孙后辈，青年兴则家兴，青年强则家强，一定要教育好子孙后代，做到一代更比一代强。

在“师俭清风”牌匾下，萧老说，这“师俭”二字，出自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萧何，购置房子都在偏僻之处，建造住宅不修围墙，他对别人解释，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意思是说，“如果我的后辈子孙贤能，自然会效法我的俭朴，不会嫌弃我留下的陋室薄田；如果不贤能，（那么这种房屋）也不会被有势力的人家看上而被夺走”。 它告诫我们，生活要崇尚俭朴，育人要清风传家。

在“派演天潢”牌匾下，萧老说，“天潢”指的是皇族，点明萧氏是皇族之后，告诫子孙要不断努力奋斗，延续昔日的辉煌。

而在“干国栋家”牌匾面前，萧老说，“干”本义为支撑在墙两端的木材，“栋”是横于支撑着的木材顶端的梁木，意为“栋梁之材”，“国”与“家”合为“国家”，它告诫子孙后辈要匡复国家，做国家的栋梁之材，积极为国家做贡献。

……

一一介绍完这些之后，兴致未尽的萧老又为我背诵起他们的《萧氏族训》，他说：“《萧氏族训》共十二条：第一，忠勇为家国之本；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第五，和平为处世之本；第六，礼节为治事之本；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第九，整洁为强身之本；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萧氏家训》十二条，作为家族的训诫，与藏在这些古建筑里的文化相辅相成。”

听着萧老吟诵的《萧氏族训》，我们不自觉来到了村落的最高处。登高望远，两座高山，同力协契，牵手相护，将古村轻轻搂抱在怀里，尽显呵护之态。村前那条清亮的小溪，波光粼粼，汩汩流淌，流水声如古筝清音，悠扬而来，溪流仿佛从历史深处淌出的文脉，绵远又悠长。

在古村流连的，除了我们这些外乡人，本地人似乎寥寥。我问萧老，萧老说：“五宝田讲究的是耕读传家，小孩读书，大人耕田，如今正是农忙时，大家都在田地里忙耕种，所以很难见到人。”

村支部书记萧仕杰说，国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下一步，他们将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努力。总之，他们相信，随着古村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裕，未来的五宝田会更加美好。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与萧老告别，带着无限的感动和无上的敬意踏上了返程路。走到村口时，我忍不住再回过头去，对这块文化宝地做最后的深情回望：

小溪潺湲，青山叠翠。

正如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所写：“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