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雪天的缘故，内心突然多了一份柔软与牵挂。我在想，历代那些路过潭州的羁客，是基于什么原因去登岳麓山的呢？当时他们各怀怎样的心事？岳麓山是否给过他们短暂的慰藉与温暖？那些伤于世情的灵魂，能否与山上的翠木、流泉、啼鸟共鸣？又能否在南方山水的温情里滋养神魂，从而减轻羁旅中的愁苦，以及对迷茫未来的担忧？

可惜的是，隔着岁月的风烟，他们满肚子的心事，并无文字记录下来，甚至他们往来潭州城的因由，后人也都无从详考。就像幽暗河流里那一片片载沉载浮的桃花，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又有谁会在意如流星划过的某个历史片刻，他们那微不足道的思绪呢？

今天，我凉手入史，只想掬一杯光阴的清水，给某几个我喜欢的名字洗尘。这些人物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来过岳麓山。

韩愈是个暴脾气，骨头很硬，很少向人低头。不过在“君父”面前，他却像个耍赖的孩子，一旦被贬，就会在诗文中各种抱怨叫屈，然后上表请罪，乞怜求归。虽两次被贬，换了四个地方，但时间都很短。同为“古文双子星座”的柳宗元，则是个闷葫芦，不会哭叫撒泼。被贬永州十年，他坚守本心，寄情山水，关注民生，批判现实，写下三百篇诗文，没向皇帝求饶一声。

诗文传回长安，柳宗元声名大振，一时洛阳纸贵。皇帝应该是读了他的诗文，心里不舒服。好吧，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你还能批判时政，写什么《捕蛇者说》，说什么苛政猛于虎。那样的穷山恶水，也被你描绘得如桃源一般，既然这样，你就好好在那里待着吧。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评为唐诗“五绝之冠”，也不为过。后来宋词的诸多意象，都是从此诗演绎出来的。当诗中所有的隐秘心思都被挖掘出来，人们才知道这幅江雪垂钓图中的弯弯绕绕。

诗人是要彰显自己不染尘污的冰心雪魄吗？这么理解，或许也没错。可在大雪封山的日子，真正的隐逸者不应该是偎在炉前，小酌绿蚁，躺平“摆烂”吗？明知冰天雪地，鱼儿都窝冬了，难有斩获，可他偏要塑造这么一个垂钓者的形象，为什么呢？“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想想孟浩然，我们就明白了。

这位遗世独立者，也隐隐有所求呢。可惜的是，人们已醉心在这份凄美孤绝的意境中难以自拔，在读诗的那一刹那，就把孤傲的画中人，长期地定格在了冰雪之中。根本没人想过，“千万孤独”的画中人也想走出画面。他的这份坚守是有期限的，若不将他拯救出来，他很可能会暴毙于风雪。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柳宗元终于接到了北返的诏书，一时欢天喜地，以为皇帝总算读懂了他的幽微心思，明白了他想复出的意愿。直从湘江下洞庭，又从长江溯汉水，一个月就到了长安。

他以为好日子要来了，谁知好友刘禹锡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像捅了个马蜂窝，被认为暗含影射，是对朝堂十年人事的极度不满。一帮刚刚被赦免回长安的难兄难弟，就这样又被皇帝打发走了。

柳宗元被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做刺史。官职虽高于司马，并且还是实职，但无论怎么想，都有点硌硬人。因为自己姓柳，就要为官柳州？这种儿戏般的敷衍安排，正是对他们这帮“改革派”贬官的无比蔑视。柳州山高林密，蛮夷横行，去了不说有所作为，连安全都无法保障。更搞笑的是，这一去，与之前返回的路程完全重叠，且还要经过被贬之地永州。这是多大的讽刺呀！

柳宗元北归时有多喜悦，南返时就有多颓丧。北归时快马加鞭，南返时一步一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柳宗元登上了岳麓山，写下五绝《望湘亭》：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

诗很直白，有点像打油诗，与《江雪》比，意境差了许多。但诗中的无限怅惋，溢于字里行间。“好在”一词在唐代意问安好。《朝野佥载》有“许侍郎好在否”，杜甫有诗“因君问消息，好在阮元瑜”。

一句“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看似问好湘江，其实是自我嘲讽。天大地大，才两个月时间，又与湘江见面了。这条江，竟是命中的劫数不成？不知这一去，又得多少年才能返回？惶然不安的心态，在诗中展露无遗。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回不来了。

他与难友刘禹锡爬上高高麓山，立于险峻处，顺着湘江，南眺柳州，北望长安，茫然无助，不知何为。公元815年4月的麓山，正是枝繁叶茂季节，群鸟在林中鸣唱，让柳宗元无比向往，又无比烦躁，心中空空落落，五味杂陈，难以言表。那时山中还没有书院，只有寺庙连绵。香火之旺，信徒之多，让人咂舌。

与韩愈不同的是，柳宗元是信佛的。而古文运动的核心是尊儒反佛，柳宗元只做了一半，或许这才是他声名稍不如韩愈的原因吧。那天，他随着香客，游览了道林寺与麓山寺，举着燃香，在众菩萨面前，一一跪拜。所求之事只有一件，就是希望尽早北返。他甚至还在麓山之巅的道观也上了香，卜卦问了前程。只因心事沉浮不定，再没写下别的诗文。

回长安只用了一个多月，去柳州，却花了三个多月，路程只远了十分之一左右。可见他内心有多不甘啊。但再怎么踟蹰，柳州还是一点点近了。

是柳州凋敝的民生，唤醒了柳宗元的儒家责任感，个人得失很快便抛诸脑后，他积极行动起来，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很快就取得了肉眼可见的成效。

这也难怪，寓居永州十年，柳宗元就像一个田野调查员，平民百姓的生存境况与内心纠葛，他感同身受。永州与柳州相距很近，地理环境、民俗风物、贫富状态，大致相同。正因如此，柳宗元在柳州的施政纲领，每每切中要害。千年后，柳州人仍感佩柳宗元的功德，若他泉下有知，也能感到一丝慰藉吧。

柳宗元出身名门，世代为官。其人天资聪颖，又是学霸，逢考必过，21岁就中了进士。白居易28岁中进士，兴奋至极，挥笔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可见当时科考之难。柳宗元天纵其才，只因参与了“永贞革新”，一生就这么毁了。他心心念念的国家改革是失败了，现在他却把小小的柳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也算得上是一场缩小版的成功改革吧！

可惜的是，在永州，他半温半饱，清苦了十年，身体已很是虚弱，到了柳州，他又争分夺秒，为百姓的生存而奔波，终是油灯耗尽，仅四年时间，就永远离开了尘世。那时召他回京的赦免书正姗姗南去，可岳麓山再没等到他重来的身影。

在曾经相交的片刻时光，麓山的青木鸣泉及燃香梵钟，未能抚慰柳宗元郁闷烦乱的心灵，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遗憾。青山永恒，人生如寄，彼此再没有机会了。

刘长卿：空令数行泪，来往落湘沅一首五绝，让刘长卿家喻户晓。四十年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一直待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未曾挪窝：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短短二十字，描绘了一幅曼妙的风雪图，书写了一件助人的温馨事，凝聚了一种幽远的清冷意，安抚了一颗惶然的孤寂心。文字清淡，感染力极强。品咂此诗，你的内心会云烟漫起，情绪拉得很长，久久不愿返回现实。

缺了此诗，唐诗定有遗憾。但由此自称为“五言长城”，刘长卿未免有些孟浪，与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人，几乎同处一个时代，他安敢如此自傲？

孟浪的，还有他的名字。长卿者，公卿之首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据野史称，其名源于司马相如，相如字长卿。而司马相如的名字又源于蔺相如。都是个人崇拜惹的祸。

司马相如曾凭三寸不烂之舌，成功收复西南诸部，算是没辱没战国丞相蔺相如之名。刘长卿却没能复制司马相如的功业，随州刺史是他的最高官阶，当随州成为王师与叛军的拉锯战场之后，他便挂印而去，一生算是碌碌无为。

因性格刚烈，好直道而行，刘长卿刚入职长洲县尉，就被同事诬告贪污。十多年后，他任鄂岳转运留后，因阻挠鄂岳转运使截留朝廷钱粮，再次被反诬贪污。

新旧罪名，全是莫须有。他却背着这些污名，一贬再贬，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连平反的机会都没有。没有人证实他是贪了，还是没贪，只因开罪了豪门，朝廷对他观感不佳，就先贬了再说。

第一桩贪污案，让他被贬潘州南巴。南巴在广东茂名，接近海南岛，在唐代是典型的蛮荒之地。“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刘长卿知道自己是吃了性格的亏，但他改不了，他没有同腐败官僚斗智斗勇的智慧与城府。

《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给刘长卿作传，多亏了他诸多诗歌的标题，让后人能推敲出他的部分行踪。比如《将赴南巴，至馀干别李十二》，就把起因、地点、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江上花催问礼人，鄱阳莺报越乡春。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

公元758年，李白随永王造反，兵败后流放夜郎，途中遇肃宗大赦天下，忙顺流东返。其欣喜之情，被一首《早发白帝城》诠释得淋漓尽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李白往返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忙着走亲访友，公元760年春天，与刘长卿江上相遇。两人一个被赦，一个被贬，自是悲欢各异。

可不知什么原因，“万里青山送逐臣”，送了大半年，刘长卿还在离鄱阳不远的长沙，简直慢得堪比蜗牛，有《长沙过贾谊宅》为证：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很显然，这首怀古诗的背景是秋天。诗人借屈贾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不但满是愁忧，还有愤怒交加。“怜君何事到天涯”，这个“君”不是指屈贾，而是指自己。先将自己当作客体，然后以主体的身份向客体发问。

那么他的愤怒从何而来？这是历代诗评家的困惑之所在。一般说来，蒙冤被贬，一开始就会爆发愤怒。时间久了，内心就只有忧郁了。忧郁能持久保存，愤怒则不行。愤怒是一种短暂情绪。

要揭开这个谜底，还得从他的诗歌中找答案。《重推后却赴岭外待进止，寄元侍郎》正是解锁钥匙。重推，是指重新推荐。糟心的是，明明说了可以重新安排工作，朝廷却依然要他远赴岭南去等待结果，不愤怒才怪呢。第一时间接到这个荒谬的通知后，他便挥笔写下此诗，字里行间自然更加愤怒：

却访巴人路，难期国士恩。白云从出岫，黄叶已辞根。大造功何薄，长年气尚冤。空令数行泪，来往落湘沅。

“老天爷，何其薄情寡恩！人世间，长年饱含冤气！我只有把这流不尽的泪水，洒在湘沅往来途中。”诗人要去南巴，溯湘水而上亦可，用不着经过沅江。之所以湘沅并用，是他想起了蒙冤的屈原。

公元761年秋天，刘长卿接到“重推”的通知，距他被贬潘州，已过去将近两年，而他还在“来往沅湘”，这期间他究竟去了哪里？

据《唐才子传》所载，刘长卿20岁参加会试，32岁才中进士，其间曾移居江州鄱阳避世苦读。另据史料推测，晚年刘长卿辞去随州刺史后，在江州隐居过一段时间。我们有理由怀疑，刘长卿在鄱阳一直都有别院。告别李白后，他根本没让“万里青山送逐臣”，而是窝在鄱阳等待时运。李白造反都可以赦免，他一个无罪之人，为什么不能赦免？这才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态。

可长时间等不到赦免通知书，他心里纠结呀，害怕呀，于是又挣扎着上路。然而走到南岭，“岭猿同旦暮”，从早到晚的凄厉猿啼声，又让他失去往前走的勇气。

公元761年，他在南岭过了春节，倍觉“乡心新岁切”，又眼看着“春归在客先”，于是急急忙忙往回赶。回到鄱阳没多久，朝廷终于准备给他重新安排工作，但勒令他必须先赶赴岭南，履行上一次的朝廷旨意，这找谁说理去呀？这才是他“来往湘沅”之谜。

公元771年，时隔十年，刘长卿再次来到长沙，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岳麓山。麓山寺住持听说他要来访，特意派僧人相迎。《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过法崇禅师故居》一诗，详叙了他的参观路线、所见景物，及内心感受：

山僧候谷口，石路拂莓苔。深入泉源去，遥从树杪回。香随青霭散，钟过白云来。野雪空斋掩，山风古殿开。桂寒知自发，松老问谁栽。惆怅湘江水，何人更渡杯。

这既是一首山水诗，又是一首怀古诗。诗人并未大发幽思之情，基本上是即景抒怀，有点像是给麓山寺和尚交作业的味道，不是特别走心，没有《长沙过贾谊宅》那般情感激越，忧愤如潮，字字动人魂魄，句句催人断肠。

此诗前几句写景，后几句追忆法崇禅师。法崇禅师创建麓山寺，转瞬已是五百年。野雪年年落，山风日日吹，如今旧斋古殿仍在，昔人再无踪迹。刘长卿像个好奇宝宝一样，一会儿问带路僧：“这棵老松不会是法崇禅师所栽的吧？”一会儿又忍不住独自感叹：“法崇去后，谁有他渡江时的无上风姿呢？这绵绵湘水，就像我惆怅的心情呵。”

这种感慨，若单看一诗，还真是不俗。但看得多了，就知道唐诗怀古思人，大抵如此。此诗只能算是中人之作。能看出当时诗人放松的心情，若非如此，诗歌也写不得这么细腻宁静，清幽祥和，仿佛山中只有树梢风声与林间鸟唧，完全是一派无我之境。诗中的怅然，也类似于少年强说愁滋味，算是唐诗的标配。

那时刘长卿正任鄂岳转运留后，兼检校祠部员外郎。虽然官秩不高，但职位比较重要，负责粮食财货的运输与分配。巡行江南道，路过潭州城，刘长卿度过了一段怡然自得的日子。山中碧泉，林间青霭，树梢白云，古寺钟声，旧斋野雪，抹平了他当年的创伤，滋润了他此时的心灵。这时即便再访贾谊故居，十年前的忧愤，不再剩存丝毫，也就不可能写出更上乘的诗歌了。

然而，这般心无挂碍的日子没过多久，刘长卿就再次被栽赃陷害。陷害他的是顶头上司吴仲孺。此人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岳父，叫郭子仪，号称对大唐有再造之恩。在这样的豪门面前，刘长卿连开口自辩的机会都没有。多亏了当时的监察御史苗伾明察案情，多方周旋，刘长卿才得以逃脱囹圄，侥幸贬为睦州司马。

刘长卿的一生就像一场漫长风雪，没有人知道他去世的准确年月，也没有人知道哪抔黄土、哪丛青草，是他的躯体所化。他就像一位“夜归人”，掩埋在大唐万千时光的尘埃中。

看行程，元稹一生虽四次被贬，在七八个地方做过官，但都没有一定要经过长沙的理由。可《晚宴湘亭》中的湘亭，指的就是望湘亭，说明他是到过潭州城的，也爬过岳麓山。

晚日宴清湘，晴空走艳阳。花低愁露醉，絮起觉春狂。舞旋红裙急，歌垂碧袖长。甘心出童羖，须一尽时荒。

春天，白日艳阳高照，黄昏风起絮狂，夜里露浓花醉。在湘水之畔、麓山之巅的望湘亭，元稹应邀参加了一场宴会。晚霞满天之时，舞女歌伎开始翩翩起舞，只见红裙翻急，碧袖长飘，歌声漫江。

诗歌前六句，是一派欢愉的情景。只是到了后两句，似乎有一种强作欢颜、呼酒买醉的味道。“童羖”是指无角公羊，喻指不存在的事物，后来特指酒后醉话。元稹是说，就算醉后胡说八道，丑态百出，失了礼仪，也要把酒喝好，一直喝到忘了天地光阴，长醉不醒，那才最好。很显然，他是有心事的。来长沙，元稹应该是受好友之邀，之所以要一醉方休，就是为了排遣心中郁闷。

元稹本是一个性情中人。一方面嫉恶如仇，白居易曾赞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另一方面又被人认为“素无操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追忆亡妻的诗歌，让后世痴情儿女掩卷垂泪，感叹千年。但他对大家闺秀崔莺莺、歌伎薛涛、有夫之妇刘采春的始乱终弃，又让世人唾弃鄙视。

为争抢驿馆上等客房，元稹甚至与当红宦官大打出手。宦官骄横跋扈，自是无理，但人家有嚣张的本钱，而元稹无气壮的底蕴。整个唐代，宦官势力一直遍布朝堂，至少有四位皇帝，直接死于宦官之手。换了别的官员，这种低级冲突，根本不会出现。元稹那时虽为监察御史，名义上是替皇上监察百官，但官秩只有八品，面对天子都要隐让三分的宦官，他拿什么去针锋相对呢？

时人对他的诟病，元稹自己也是知道的。病亡之际，他特意嘱托好友白居易给他写墓志铭，并且留下了一笔不菲的润笔费。而其实他与白居易之间“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感情好成这样，他都不放心，还要花巨资请朋友润笔，可见他对自己的德行多么没有底气。

公元830年正月，52岁的元稹由尚书左丞贬为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第二年7月突然发病，只挨了一日，便在武昌镇署去世。

来长沙赴一场风花雪月的宴会，应该是在他任职武昌时。那时他还兼任了检校户部尚书、御史大夫，比一般刺史的权力大得多。而武昌军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岳州、潭州。正因为这样，潭州官员才能以检查工作之名，邀他来长沙散心。要不然地方官员是不允许乱走乱窜的。

从诗中可以看出，宴会的规格很高，灯红酒绿，高朋满座，轻歌曼舞，佳肴飘香。元稹当时的心情说不上很好，也说不上特差。他只想放纵自己，一醉方休。而这种放纵，在贬去湖北后便成常态，这从很多诗歌中可以看得出来。或许这正是他暴病而亡的原因之一吧。

公元830年入湖北，交接工作，熟悉政务，一拖半年。那么访问长沙，就只能是公元831年春天了。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这种怅然很多谪臣都有。但相对同时代的韩柳而言，元稹的命运还是好多了。他的贬谪地，要么是天府之国，要么是鱼米之乡，要么离长安很近。长沙的山水，只是元稹的赏游对象，却是韩柳去往蛮荒途中的一站，心态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只是，来长沙散心的元稹，终究放不下朝堂往事，一番呼酒买醉后，又怅然而归，算是辜负了这一江碧绿与一山青翠。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岳飞代表作《满江红·写怀》的全文。据国内宋史研究第一人邓广铭先生称，“八千里路云和月”，指的就是岳飞在赣湘桂三省追击流寇曹成的经历。其中在湘时间最长，路线最复杂。在南岭的沟壑丛林里，岳飞痛失弟弟岳翻，以及他手下第五将韩顺夫。两人皆被曹成部将杨再兴所杀。杨再兴被俘后，岳飞不计前嫌，亲自释绑劝降。杨再兴感念其德，拜入他麾下，从此南征北战，一往无前，打了无数苦战硬战，多次以少胜多，赚得战功累累。最后以死报国，身陷小商河，被箭雨射杀。金人焚其尸体，得箭镞两升。

杨再兴曾单骑入敌阵，差点一枪搠了金兀术。他之所以这么拼命，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自跟随岳飞后，他只想死有所值。而岳飞之所以会忍痛留他，除了惜才之外，还因为杨再兴的父亲杨邦乂是一个被誉为“古今第一人”的大忠臣。公元1129年，杨父血战南京，被俘后拒绝投敌，慨然写下“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这样气壮山河的诗句。金兀术将其剖腹取心，杨父骂声不绝，气竭身亡。这样人家的孩子，其品行非一般流寇能比。

事实上，曹成也曾是忠勇之士。金人围攻汴京，各地勤王之师如春笋林立，曹成与河北张用、马友等人义结金兰，起兵响应。不料未至汴京，北宋就灭亡了，徽钦二宗被北掳关外，留下一堆勤王之师，在中原大地上面面相觑，茫然无措。

南宋朝廷对旧朝官员及门阀士族召集的部队能放心使用，对义士乡勇组织的农民义军却半信半疑，明施招安之策，暗行吞并之实。以致各路义军头领不得不拥兵自保，他们会根据时势变化，时而接受招安，时而纵兵劫掠。大江南北，完全乱成了一锅粥。这才是南宋初年，岳飞等四大名将到处追寇剿匪的真实原因。

公元1132年初，朝廷让岳飞代理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只为方便追击曹成部队。岳飞从江西进入湖南，衔尾跟随曹成部队。曹成从江西过潭州，经衡阳入郴州，最后盘踞在道州与贺州之间，贺州桂岭县则是曹成的大本营。岳飞损兵折将，一举攻下桂岭。曹成带小股败军，逃往邵州。韩世忠领兵由北向南进行堵截。在岳韩的夹击下，曹成再次接受招安。

这时是公元1132年，岳飞29岁。自投军以来，杀金贼少，剿寇匪多，东奔西跑，他已厌倦了这种生活。可他也不知道如何从内战的泥潭里解脱出来。7月，他于湘南的石壁之上，写下《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无奈情绪，一展无遗：

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

然而，岳飞的美好愿景是很难实现的，朝廷政治无能，导致内乱频生。没过多久，江西多地发生叛乱，岳飞奉诏又去平叛，由湘入赣途中，面对绵绵秋雨，悲愤难抑，挥笔写下了千古绝唱《满江红·写怀》。

岳飞一直把功名看得很重，建功立业是他平生抱负。所以“三十功名尘与土”，并非视功名如尘土，而是指他30年以来所获得的功名，都是在尘土飞扬中觅得的。这个尘土，同他诗歌“经年尘土满征衣”里的尘土是一个意思。“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云、月，也并非指往事如烟难回忆，而是指追云赶月，表示他常年处在急行军之中。

对古人来说，30岁是一个很矛盾的年纪，少年热血仍在，但心态已经老化。苏轼过了30岁，就喜欢以老夫自称。自投军以来，岳飞劳心劳力，身心长期处在透支状态，已有白发暗生。加上儿子岳云已长大成人，开始陪着他东征西讨，让他不得不服老，然而北伐之事依然没有任何动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句诗根本就不是勉励将士，而是岳飞北伐急迫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等到将失地由南至北，全部收复了，再向君王朝贺。也有学者说，此词创作于岳飞第一次北伐，收复襄阳六郡后返回途中，也就是公元1134年。可此词若创作于此时，山河已收拾了一部分，也就不必从头开始了。还有一种说法，此词作于岳飞被十二******召回的途中，但那年岳飞已有40岁，不好再以“少年”自居了。而且他也深深懂得，等不等闲，不由自己的主观决定。

岳飞现存诗词21首，有一半以寺庙与僧人为题，尽管多是抒发山河破碎之愁与建功立业之志，偶尔也会流露出“心羡白云还”“归休终伴赤松游”之类的归隐情绪。公元1132年，潭州城已尽毁于战火之中，只有麓山古寺还剩几间殿宇，岳飞在里面住了一晚。看着童山濯濯的麓山与满目疮痍的潭州城，他一点作诗的欲望都没有，只想早早平定江南，然后兵锋向北。

为了破坏伪齐与杨幺起义军的合兵计划，公元1134年，岳飞从九江起兵北伐，溯长江而上，先将洞庭湖的起义军隔开，再派重兵由武昌往西北横推过去。伪齐军队不敌，向金人求救，金人派出少量军队支援，可依然不是岳飞的对手，自此湖北差不多全境光复。

斩断伪齐与杨幺的粘连后，岳飞坐镇鄂州，开始谋取洞庭湖。都督诸路军马张浚则坐镇长沙，指挥大军进攻洞庭湖。公元1135年4月，朝廷召张浚北上，准备在皖北对伪齐用兵。临行前，张浚令岳飞前来长沙，面授机宜。

那时，岳飞已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张浚听了他的汇报，这才放心离去。跟打伪齐不同的是，对洞庭湖的农民军，岳飞更多的是采取分化之策，又拉又打，招安为主，剿灭为辅。长达六年的钟相杨幺起义，终于被这样平定。

此时正是夏初，兵燹后的岳麓山，经过四五年的休养生息，满山都是嫩绿芳草。南风徐来，绿浪翻涌，碧草似海，只有半山腰护在麓山寺周围的那一片古树岿然不动。岳飞站在山巅，望着这一坡荡漾碧草，心潮澎湃，恨不得再次挥兵北上，直捣黄龙。

这一回，尽管诗意弥漫，但他的心思不在这里，因此还是没有作诗。“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一首《池州翠微亭》，可看出岳飞的赏景态度，走马观花一词，用在他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长年征战，军务繁忙，听闻风景这边独好，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跑去观看。流连一番后，又趁月夜打马返回军营。简直是忙里偷闲的典范。

这首诗好吗？当然好。身处秽世，命承苦难，袍染征尘，枪沾污血，但岳飞依然保持一颗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心，诗中还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甚至作者的多种品性，都被诗歌呈现出来了。这首小诗，超过了《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仅次于《满江红·写怀》。

这首诗不好吗？也不好。“好水好山”太过笼统，没写出翠微亭的独特之处。将“翠微”两字不断更换，此诗放之四海皆准。“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湘麓萋。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且毫无破绽。哥不是在欣赏风景，哥只是陶醉于自己的爱美情怀。既然这样，有了这诗，岳飞大可一劳永逸，再不需要其他赏景诗了。反正走到哪里，匆匆一眼瞥去，皆大叫一声“好山好水！”，转头就去忙各种军务了。而任凭你如何咬文嚼字，也无法将其超越，真是气死个人了。

南宋所有的主战派，都是悲剧式人物，辛弃疾也不例外。公元1140年，辛弃疾出生济南，距北宋灭亡已有13年，父母早亡，他从小跟祖父过日，祖父虽为金官，却心在南宋。辛弃疾的复宋之志，便是祖父言传身教的结果。

21岁，辛弃疾跟人造反。首领被叛将谋害后，他率领几十骑闯入万人营，擒住叛将，夺回帅位，然后带兵渡淮过江，直奔南宋而来。“壮岁旌旗拥万夫”，便是指这件事。

那时正逢金兵南下进犯，南宋被迫抵抗。50多岁的宋高宗把皇位扔给自己儿子宋孝宗，之后沉浸在书法的世界里去了。宋孝宗雄心勃勃，先是给已冤死二十年的岳飞平反，然后起用主战派张浚，准备北伐。辛弃疾胸藏“万字平戎策”，原以为归顺母国后，一定会被重用，无奈高宗孝宗虽对他的“反正”行为大加赞赏，但并没有让他随军出征。

张浚兵败符离。宋孝宗马上 了，免了张浚的宰相之职，张浚郁郁而终。南宋第二次北伐结束。辛弃疾跟他带来的部队告别，去地方做了文臣，并且从此再没有专职领过兵。这对一个“醉里挑灯看剑”的武将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

长沙助他再次实现了领兵梦想。这可是他渡江后人生的******亮点。给他作传的《宋史》，也就详细记录了这件事，其余皆一笔带过。“平生志愿百无一酬”，这就是辛弃疾人生的真实写照。好在那六百余首动人心魂的诗词，将他送上了“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词坛神位，并为后世塑造了一个精忠报国、浩气长存的英雄形象。他的诗词也成了一代代年轻人的情感养料与精神动能。

辛弃疾在长沙创建的飞虎军，共有两千步兵、五百骑兵。其目的自然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兵锋北指，但实际上飞虎军刚创建没多久，他就被调往了江西，并且很快被罢官撤职，在上饶一带过起了长达十余年的隐居生活，将“平戎策”换得“种树书”，有时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时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有时则是“问松我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纵情山水，享受田园，只为自我麻醉。

飞虎军“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但它终归是地方部队，连长江都没渡过，自然没见过金人的影子，白瞎了辛弃疾一团心血。

尽管飞虎军没有助辛弃疾实现理想，但它的创建过程，却充分彰显了辛弃疾的任事才干。若不是他巧妙周旋、快马加鞭、智计百出，这支军队也不可能出现。

那是公元1179年，辛弃疾39岁，由湖北调任湖南，先任湖南转运副使，后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安抚使在南宋并非单纯的军事长官，更多的是协调地方行政事务。但毕竟涉及了军事，辛弃疾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忙上书朝廷，声称湖南周边的少数民族一直蠢蠢欲动，小规模农民暴动也此起彼伏，湖南特别需要建立一支精锐部队，以镇四方宵小。宋孝宗居然批准了他。

辛弃疾大喜过望，立马行动，从筹银、选址、建营，到招兵、买马、搬迁，仅一个月时间，队伍就拉起来了。之所以要这么快，是他知道迟则生变。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飞虎军属厢军，受枢密院和御前步军司节制。朝廷同意建军却不给他拨款，辛弃疾使出浑身解数，多方“化缘”，势必给地方官员造成压力，某些官员就状告朝廷，言之凿凿，说辛弃疾是借建军来聚敛民财。枢密院给他下达“御前金字牌”，勒令他停工待查。

辛弃疾知道只要一停工，这事就黄了。于是便瞒下枢密院指令，不对外公布，同时争分夺秒，加快各项工作的进度。时逢秋雨绵绵，营房所需瓦片无法烧制，辛弃疾便号召全城百姓皆来献瓦，每幢房子匀出青瓦两片，两天就凑齐。营地需要石块铺路，用量较大，辛弃疾又派出囚犯去城北开采，并以献石数量作为减刑依据，这样就把囚徒及其亲属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

在建造营房的同时，辛弃疾又重金招兵，并从原有的地方部队物色各级将官。同时派人深入广西，购回500匹战马。营房刚一落成，里面就喊声震天，军号嘹亮。辛弃疾亲自坐镇，严申军纪，勤加操练，他一开始就是朝着“报仇雪耻”的目标去的，把潇湘热血男儿一个个训练成了咆哮的猛虎。

与此同时，他赶紧把建军的整个过程，特别是钱财开支情况，向朝廷作了详细解释。攻讦他的人，看了他无懈可击的奏折，只好偃旗息鼓，不再找他麻烦。但朝廷终究是不放心让这样一支精锐部队，掌握在“好战分子”的手中，待辛弃疾将飞虎军训练得气势如虹时，便把他调离了。走的那一天，辛弃疾在营门前徘徊了很久，握着飞虎军首领的手，久久无言，末了终是长叹一声，转身而去。首领带兵送他上了渡船，并让士卒齐声高呼：“使君，我们等你回来！”辛弃疾双肩轻颤，不敢回头，脸颊已是泪水泫然。他知道再难回来了。

盈盈泪眼。往日青楼天样远。秋月春花，输与寻常姊妹家。

水村山驿。日暮行云无气力。锦字偷裁，立尽西风雁不来。

有一次，辛弃疾巡游长沙，于驿亭休憩，见壁上有妇人题诗，余怨绕梁，于是揣摩其意，写下这首《减字木兰花·盈盈泪眼》。写的是青楼女子被遣离后心中无尽的孤独与怨怅。而现在这又何尝不是自己的锥心体会呢？“年少万兜鍪”，好不威风，如今左右受掣，连一般文臣都比不了。胸怀壮志，身若浮萍，天天盼望朝廷给自己下达北伐命令，但是“立尽西风”，没有鸿雁传书来。

辛弃疾一辈子写了很多诗，但在长沙没有写多少，只因为在长沙时他宵衣旰食，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军事与政务上。除了创建飞虎军，他还在整顿乡社、兴修水利、创办教育、弹劾贪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岳麓山他肯定逛过，不过没有产生写诗意愿，《满江红·游清风峡和赵晋臣敷文韵》，写的并不是岳麓山的清风峡，而是江西上饶的状元山，是他罢官归隐的地方。

赵晋臣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后世子孙，跟辛弃疾一样，一生郁郁不得志，与辛弃疾同时隐居在江西上饶，两人互相唱酬过20余首诗词。想必这人也是诗词大家，可惜至今没有一首留存下来。

网上有人搜罗了大把辛弃疾在湖南写的诗词，但能够确定的不多。除了上一首，其他还有两首，一首是《贺新郎·柳暗清波路》：

柳暗清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千里潇湘葡萄涨，人解扁舟欲去。又樯燕、留人相语。艇子飞来生尘步，唾花寒、唱我新番句。波似箭，催鸣橹。

黄陵祠下山无数。听湘娥、泠泠曲罢，为谁情苦。行到东吴春已暮，正江阔、潮平稳渡。望金雀、觚棱翔舞。前度刘郎今重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愁为倩，么弦诉。

另一首是《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辛弃疾还有一首代表作，是如今网络穿越文主角的必抄诗词，名为《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他在江西上饶赋闲时所作，与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梦回吹角连营”，很多人解释说，他这是梦里回到了少年时代，但少年时的那场起义，距他赋闲上饶已过去了20年，金戈铁马的场景，逐渐依稀，梦中他应该是回到了飞虎军营才对，毕竟他离开湖南还没多久。他多想快马惊弦，带领飞虎军点兵塞外，完成北伐大业。但是一梦醒来，揽镜自照，已是白发丛生，这是何等的悲哀。

辛弃疾60多岁的时候，朝廷主战派韩侂胄厉兵秣马，大举北伐，这是南宋第三次大举北伐，史称“开禧北伐”。为了这一天，辛弃疾足足等了40余年，欣喜若狂之际，挥笔写下震古烁今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并且当仁不让，在词中自夸体能——“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可由于承平已久，武事荒废，朝中早无名将可用，几路大军才触及金兵，各种扯皮倒灶的事情纷纷出现，有人密谋议和，有人偷偷叛变，乱象丛生，互相猜忌，根本形成不了合力，第三次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辛弃疾苦等了这么多年，连提兵上阵的机会都没捞到，南宋就不明不白地败了。一口鲜血喷出，辛弃疾含恨而终，就算身体壮如廉颇，又有什么用呢？

辛弃疾死后一个月，北伐主帅韩侂胄在上朝的路上，突遭皇室与主和官员的联合袭杀，朝廷将他的头颅送去金国，作为议和礼物。当时就有太学生作诗控诉：“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可惜，没有人听他控诉，临安城内，一派歌舞升平，醉生梦死。

文天祥：梦载月千里，意行云一方文天祥本是文弱书生，生逢乱世，不得不挑起家国重担。后虽兵败被俘，但他的精神气节，如人间清芬，长留后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末句虽然壮怀激烈，气贯山河，但整首诗勾勒的是一个柔弱书生的清影。“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而正是这份柔弱，让后人更是牵肠挂肚，恨不得能穿越时空，护他周全，哪怕只能递给他一杯热茶，或许也能温暖他的冰心？

若从更多诗歌看，文天祥虽清瘦如竹，但******是一名硬汉。其坚如磐石的心志，让忽必烈都钦佩不已。于他而言，好说歹说的劝降，都是微风过耳；残酷无情的鞭笞，都如隔衣搔痒。《正气歌》才是他铮铮傲骨最本真的体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正气所在，贯穿日月，磅礴八荒，凛然万古，此时“生死安足论”哉？文天祥在精神层面早超越了生死，如果一味哀叹其凋零的生命，反倒让泉下的他难过羞惭，在当时当境，唯有一死，才能让他心意畅通。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天祥这一死，给崖山之后的中华，留下了一尊不屈的精神雕像。他的那些诗歌，经鲜血淬火，也在后世发挥了无以复加的共情效应，其精神能量就像一颗炽热的太阳，光照华夏世世代代。

有一首词，名《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特别能展现文天祥的性格特征：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这首词从艺术上来讲，不算上乘，但它个性张扬、气韵浩荡。每次读到，心魂都会为之一震，血脉像被煮沸了似的，如能量灌顶，酣眠乍醒，整个人的精气神立马抵达峰值。毛主席当年一定读过文天祥这词，所以《沁园春·长沙》与《沁园春·雪》才会写得那般大气沉郁、慷慨激昂，忘了小我，把自身摆进了邦国兴亡、民族沉浮与万家忧乐之中，境界极其高远。

张许是指张巡与许远，两人皆唐代忠烈之将，战死于安史之乱。韩愈谪潮州时，曾整理过他们的英勇事迹，并上报朝廷，后来潮州人为张许二人建立祠庙。文天祥兵败退守潮州，前去县城东郊山脉拜谒二公祠庙，并以此词铭志，词中慷慨赴死之心昭然若揭。

文天祥与岳麓书院有很深的关联。他的恩师欧阳守道先是在岳麓书院做副山长，之后才回到江西老家，出任白鹭洲书院山长。欧阳先生的很多教学举措都借鉴了岳麓书院。状元郎文天祥则是他教育生涯的最大硕果。

公元1273年，文天祥出任湖南提刑，那时元军已经攻破襄阳。看过《天龙八部》的人都知道，襄阳虽偏居一隅，却是南宋抵抗外侵的精神图腾。五年坚守，城中军民已在国人心中筑起了一座不倒的丰碑。襄阳城一破，军民势若泄洪，一溃千里，元人自此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在战和的摇摆中，与忠奸的辩论中，南宋没人能找到有效御敌之法。因性格耿直，文天祥这个状元郎混迹官场十几年，都没进入权力中心。出任湖南提刑前，他因开罪过权臣贾似道，已在江西吉安老家闲居了两年。

提刑官相当于一个主管公检法司的副省长，事情应该不少，但文天祥才华横溢，“疏决滞淹，一路无留狱”，湖南也得以“道路肃清”。在长沙的这段时光，文天祥心情明媚，悠闲自得，《与友人泛舟湘江》就写于这个时候：

故人满江海，游子下潇湘。梦载月千里，意行云一方。橹声人语小，岸影客心长。总是浮萍迹，飞花莫近樯。

诗中心思，很是玲珑，也很迷蒙。人语喁喁，音小并非因为橹声喧响，而是指友情已超越把酒言欢、高谈阔论的阶段，进入了轻抿香茗、细声漫语的佳境。同游者，可能就是他昔年白鹭洲书院的同学。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客船渐远，岸景模糊，离别的心事，一点点拉得很长。一种无法言说的痛楚，不觉间就弥漫了整个胸腔，相聚有多少欢愉，离别就有多少轻愁。萍踪无定，孤影江湖，岸边的飞花，就不必再去追逐渐行渐远的帆樯了，纵使难舍难分，但终归聚散随缘，且由它去吧。

噫，这种婉转的情思，比女子还要细腻呢。其实没有人是天生的英雄，和平年代里的文天祥，跟南宋大多数文人墨客差不多，喜欢推敲字词，用诗歌的空灵，来助推心魂的性灵。

其间，文天祥还经常爬岳麓山，有一次，还欣然提笔为道林寺和尚志茂，写下《道林寺衍六堂记》，叙述了四绝堂演绎成衍六堂的全过程。文字中流露出的那份静气和雅致，让人钦羡。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山水清音，难得轻松，抛却诸般俗务，文天祥完全沉浸在麓山的地理风貌与人文典故中。可惜这样宁静的日子，很快就要消失了。

公元1274年春天，文天祥又作了《齐天乐·甲戌湘宪种德堂灯屏》：

夜来早得东风信，潇湘一川新绿。柳色含晴，梅心沁暖，春浅千花如束。银蝉乍浴。正沙雁将还，海鳌初矗。云拥旌旗，笑声人在画阑曲。

星虹瑶树缥缈，佩环鸣碧落，瑞笼华屋。露耿铜虬，冰翻铁马，帘幕光摇金粟。迟迟倚竹。更为把瑶尊，满斟醽醁。回首宫莲，夜深归院烛。

湘宪，是指湖南的最高长官。此词中的湘宪是指湖南路安抚使、潭州知州江万里。江万里是白鹭洲书院的创始人，欧阳守道便是他延请回去做山长的。从这一点来看，说文天祥是江万里的再传弟子也不为过。况且两人又是乡党，文天祥多次得到过他的举荐，他本人对文天祥也寄予厚望：“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此词算是文人间的雅酬，并非阿谀之作。让后人不适的，是词中的太平意蕴和闲适心态。那时元人正厉兵秣马，水陆并进，直奔临安而去。因信息滞后，潭州城此时依然歌舞升平，这首赞美上司华堂的清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词中描绘的那种花月春风、盛世繁华、风雅腻人的场景，与江北的累卵危局，实在太不般配了。

可这也怪不得文天祥，他一介文臣，既不能先知先觉，又难以居安思危，胸中纵有诗词文章千万，却无救国奇谋一囊。面对惨淡国运，衰颓时势，他只有一身傲骨与一腔正气。

事实上，就算文天祥智计百出，南宋朝也已腐朽不堪，难逃颠覆命运。此后九年，文天祥再无一天安生日子，屡战屡败，直至力穷被俘，英勇就义大都。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内外煎熬，文天祥就这样一步步被逼成了民族英雄。既然这样，我倒是希望他在长沙的这段日子，活得更懵懂慵闲一些，更自由放纵一些，遍尝人间美好，然后再去披戴那无情命运给他安排的历史枷锁。

不过，纵使我们再怎么心疼他，也要清醒地认识，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