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云山中，芦溪其实也算得一条大水道，叫溪，委实是委屈它了的。但没办法，都叫几千年了，谁叫它折七折八地窝在山里生息不出大气象来呢？

芦溪的源头，有一块岩坪，巴掌般大，上面趴着几栋黑不溜秋的平房，孤苦伶仃。这里，是山里的一座学堂。

那一年，我十八岁，刚刚走出校门，被乡文办主任委派到了芦溪这地方，做教书匠。用破单车驮进两大捆书，用草席铺好一张床后，我便在这个古庙改成的学堂里，开始了耕耘。

校不大，人也不多，百十名学生，三位老师，半个工友。一块废铁板，悬在廊梁上，早晨八点或许还迟一点，叮当敲几下；下午五点或许还早一点，又叮当敲几下。数棵粗樟树，扭了腰，葱茏半个操场。几只鸟鹊，叽喳在树巅，跳过来，又跳过去。

阳光从树隙洒到走廊时，洛爹就拍着粉笔灰，弓腰从教室钻出，教案卷了毛边，蜡黄如村妇的脸。棋盘却新，还是塑料的。版叔总是敲着棋子，急着说，还不来，又下不完了。洛爹说，下不完接着下，日子稠着呢，几十年都这样过下来了，还急了这半时？我想也是。

我才十八，学棋慢慢来。

阳光如剑，从屋顶刺进。三束。照着的，是三张稚脸，当然还有三条未干的鼻涕。鼻涕忽地一缩，脑袋就齐齐转向窗外。我的鼻子也一紧，吸到的，是一股菜香。咽口水的声音，哗响如一条溪。洛爹喊，放学吧，该吃饭了。我说，放学吧，是该吃饭了。

一碟豆豉，几棵青菜，搁在乌黑的饭桌上。老工友一脸愧疚，洛爹却一脸感激。揭开锅，我闻到的，是一股清香。版叔说，小伙计，多吃点，柴火饭养人哩。我说，是该多吃点，我才十八啊。

夕阳斜长，无力地映着古庙，愈加寂静。洛爹与版叔推出单车，说，我们回去了，你好生修行吧。我苦笑。挥手看他们的身影扭过山角。回转身，看见两只老鸦，在树梢哀哀地啼。

天色昏黑起来，夜雾如烟。一星台灯，倒亮；闹钟的脚音，也响。坐在那把油光的古椅上，我信手“砰、砰、砰”地敲打桌面，果真就有禅意，从远古涉黑而来，抵达我的心灵。

翻读几页闲书，寡淡。就起身，踏了平平仄仄的石板路，敲响福爹的店门。店亦如庙，福爹独自打坐如僧。见我，忙扯过条凳，请坐。之后无言。半刻，又说，宋老师以前也常来。宋老师在这里待了几十年，去年才退休，福爹常念。就谈宋老师，说他真耐得清寂，要是出家，肯定能成得道高僧。

福爹说，你信不信，芦溪真是个出高僧的道场。先前的永清禅师、静远禅师等等，都是从这里得道升天的。那时的香火，旺呢。我说，我信。福爹就高兴起来，给我讲古，讲禅。我静静地听。讲久了，福爹就累，叹口气说，其实这日子也就这么个鸟味。我说，是就这么个鸟味。福爹说，没味就早些睡吧。我说，是要早些睡。推开门，那两只老鸦却还在哀哀地啼。

那些年我才二十刚出头吧，人长得漆黑、寡瘦，梦却做得斑斓、阔大，一天一个，蔚为壮观。多少年过去了，当初的许多大梦如今均已依稀淡忘，独独一个文人梦，至今仍时时校正着我人生的方向。

那些年我的生活主要是读书和做梦——读了书就做梦，做了梦又读书，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书香与梦乡的穿行间，一群穿着棉布长衫，戴着黑边眼镜的人物，屡屡打我眼前经过：他们在毛边纸上作诗、作文；在旧楼房里办《新青年》《语丝》；二十几岁三十出头就在北平、上海或者昆明做教授；《晨报》《京报》《申报》的副刊隔天就能见到他们的名字；当官的、读书的、卖菜的，见了他们都恭恭敬敬地称“先生”——沈从文先生，徐志摩先生，梁实秋先生，钱玄同先生，刘半农先生，鲁迅先生，俞平伯先生……这些人物，我真正是爱极了他们。我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这样的先生——睿智，博学，儒雅，舒展。

于是，我决计要做一个文人。二十二岁那个春雨绵绵的季节，我有点豪迈也有点悲壮地辞去了收入不菲的差事，跑到岳阳楼边上开了一家书店——我有些天真也有些固执地认为，开书店实在是成就文人的最好途径，也是成为文人以后的最佳职业。我想象，在我书店的内间，钱玄同先生、内山完造先生、朱自清先生、鲁迅先生等人正在与我论道，而在书店的前厅，庐隐、萧红、阿累等人则静静地在翻看着书架上的《铁流》《呐喊》《围城》，店前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长衫短衣，三轮车黄包车，全都游走在我们的六根之外……

我的书店文文气气地开张了，一年之后又安安静静地关门了。这期间，钱玄同没来看我晚上抄古碑，俞平伯没来淘线装的《红楼梦》，钱钟书躲在围城里很少出来，古怪的张爱玲更是难得一见，倒是房东、工商、税务、文化稽查们，屡屡来吵搅我的清梦，以致后来举家食粥酒常赊，只得关门大吉。

但是，尽管如此，开明书店、三联书店，仍在历史的巷廊里招引着我的理想。我不怪我的选择，只怪我的书店开错了时间和地点，如果是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或上海，我倒真是要做一回痛快的文人了。那时节，《边城》两个银圆一本，《小说月报》四毛一册。而一担大米，顶多只需五毛。

我的文雅的书社黯然地失败了，但我的孤高的梦想却并没有破灭。开不成书局，那就去办刊物做编辑吧，旧时的文人，走的总是这条路子。夏丏尊、林语堂、王统照、沈雁冰、丰子恺、李叔同……这些照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夜空的文曲星们，哪一个没有做过编辑呢？我实在是太想追随先贤们的脚步了，但冰冷的体制，无情地阻挡住了我的脚步。我只能徘徊在报社、杂志社的大门前，老老实实地做它们的作者，而不能成为它们的编者。那两年，我寄身于一家企业的办公室里，让写惯了散文小说的笔，天天做些等因奉此的文字。我的文人清梦，在那些枯燥、干巴的字里行间痛苦地呻吟。

但我仍然在做梦，做我的文人梦。我想，做不成编辑，同样能做作家。我想起沈从文在北平的地下室写小说，想起周作人在上海的亭子间写散文，他们不也养家糊口、功成名就了吗？于是，我一本正经地端坐在办公室里，在方格稿纸上写下一行“关于某某某的报告”后，便旁若无人地接在下面做起小说散文来，之后就寄往全国各地。我期待自己也能凭此过上周作人他们当年的生活：写一篇文章，得到的稿费能买几百斤猪肉；家里太太丫头一大伙人，靠稿费全都活得有滋有味；来兴致了，还可到杏花楼去会一会女文友张爱玲。然而，收到一张张五元十元的稿费单后，我的脊背却冷汗直冒：幸亏没有一时冲动辞职去做自由作家。

就在我的文人清梦快要变得支离破碎时，二十六岁那年春天的一个契机，又使它在我眼前生动起来。那一年，体制的松动，让我有幸成了省城一家报纸的编辑，此后至今的漫长时间里，我一直在这个行当里谋取稻粱。每一天，我都在与文字打着交道，但每一天，我又都在远离着我的文学。深夜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寓所，我总是想不明白：当年的先生们做编辑时，怎有那么多时间去忙自己的事业？是时代不同了，还是自己压根就不是做文人的料？

一晃很多年过去，尽管那个文人清梦至今还在左右着我的人生，尽管身上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文人的气质，尽管身边的一些朋友半真半假地把我看作了文人，但我知道，这辈子，我是肯定做不成一个真正的文人了，那只能是我的一个理想和寄托。我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在老婆孩子都酣然入睡以后，泡一杯苦茶，坐到书房的旧藤椅上，翻翻线装的《边城》，看着发黄的《雅舍》，然后望着窗外的月光，一边抽烟，一边把自己的灵魂浸淫到那个做了很久的清梦中去。

那地方，原本是有名字的。但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谁还记得那么清呢？何况，打搬到那里起，我就没用心去记过它的名字。我一直自作主张地唤它为学府山，原因是山下有一所大学，我觉得这么叫来显得文气些。

这栋房子只怕有了些年纪吧？虽是红砖构就，四壁却黑不溜秋、洞隙丛生，不但没有粉刷，连砖缝间刮的泥浆都不甚饱满，俨然就是一个工棚。加上屋舍周侧古树参天，枝叶蔽日，房里的光线极为暗淡，整栋房子显得愈加破败残落。我曾问房东，为何不装修一下？这么好的地方，能租大价钱。房东一脸神秘，还劳神做啥，马上就要征收了。

这样的住所，一般人自然是看不上眼的，租居者多为引车卖浆者流。

我原本也是不愿来此屈居的，但因此处离我现在的妻子当初的女友家较近，便于约会，也就凑合着住了下来。没想到我这一住便是两年有余，到我买了新房搬家时，我竟对这地方恋恋不舍起来。

这地方最大的一个好处便是静。我原本就是一个沉默的人，这里的环境正好吻合我的秉性。每到夜晚，我便早早地关好门窗，躺靠在那张不知到底睡过一些什么人的破木板床上，读一些无聊或有趣的文字。有时也做点文章，写几行诗。但总是做不好。书读累了，文章也写不出来时，我就找几张旧报纸铺在地上，跪着练贾平凹的字。贾氏的字有灵气，有文气，我喜欢。

房客我都不熟，至于干何营生，那就更是不甚了了。但猜得出来，他们都是早出晚归的下苦人。不过也有例外的，是一个女孩，住在我房子过去的第三间，她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房东悄悄跟我说，这女子白天蛮丑，晚上倒妖艳，只怕有些问题，莫不是坐台的？我说，也许是吧，管她作甚？

房东是一个半老男人，无业，靠几间旧房养活一家老小。他对我的寡言很恼火，常说，读了这么多书，却说这么少的话，真是可惜了。好在他终究知晓了我是个老实人，以后也就不再与我交流张三长李四短的。我暗暗谢他。

女友并不常来，担心家人发现。找个借口溜来了，帮我整理好床铺衣物后，稍稍温存一番便匆匆赶回去。我倒也不留恋，反正，她已是我煮熟的鸭子，飞不了。她不来，我正好用心地去修行。

这真是一个修行的宝地。自打搬到这里起，我便差不多在同事、朋友的视线中消失了——我不敢告诉他们我住在这破地方，更不敢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打牌喝酒。极度的虚荣和自卑把我的心灵囚禁在这片荒山野岭上，在这样的境况里，我除了修养自己的心性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屋后的小山是我爱去的地方。有一条小径，曲曲折折地爬到林子的深处。在有星子和月亮的夜晚，我常不急不慢地到这里散步、参禅。林子里很寂，我的心也很寂。

但当我踱到山顶，望着山脚校园里通明的灯火时，心又热了起来，于是赶紧跑下山，关上房门，就着微暗的青灯，读起厚重的黄卷……

我在学府山住了两年零三个月，读了百十本书，做了百十篇文章。我的新房装修完毕后，女友便催我赶快搬过去。我说，不急，不急，待油漆味散尽后再去不迟，今后要享受到这样的清气可难了哟。

果然如此。自从我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我便变得庸凡起来，许多宝贵的时光，都在无聊的俗事中浪费掉了。我想，学府山上的那段时光，可能是我人生中最为丰富和厚实的章节了，尽管当时我过得很清贫，活得很孤独。

我搬家后再也没上过学府山，甚至羞于向人提起那段尴尬的往事。前不久，我终于耐不住对往昔的怀念，带着妻儿上山看房东去了。山上的屋舍还在，木床还在，甚至连我贴在房内的书法也在，一切都是旧模样。

我问房东，怎么还没征收？他笑笑，不急，不急。然后摸着我儿子的头问，几岁了？我答，九岁多。房东说，日子过得真快。我说，真的是快。

江南古城。木质旧楼。烟花三月。油纸雨伞。青石巷廊。棉布长衫。那些年里，这些物象总是在我眼前交错出现，挥之不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等待什么，抑或是在逃避什么。那袭青灰色或是天蓝色的棉布长衫，总是在时空的深处，无声而执着地招引着我的魂灵，让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战栗。

提起棉布长衫，我总是没有来由地想起曾祖父。我曾在很多文章中，不厌其烦地记述他人生的章节。我出生时，他已离开人世三十多年，如今我又长到了三十多岁，但每每回到老家连云山区，他的名字依旧鲜活地流传在乡亲们的口中。他是一位名医，一位技高德劭的传奇名医。他的出现，让我们的家族顿时生了光辉。我从来没见过他，连画像都没有，但一想起他，便固执地看到他身穿棉布长衫。我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要这么认为。也许，是因为这四个普通的文字，能浓缩我对他的无限敬仰和全面评价。在我看来，棉布加上长衫，便能演绎出许多深厚的含义，譬如乡土、质朴、传统、文化、道德、儒雅、飘逸，甚或，譬如清高、虚荣、破败、固执、迂腐……我想，作为一名旧式郎中，曾袓父肯定会把这些词汇集于一身。他一定穿一袭青灰色或是天蓝色的棉布长衫，提着药箱，背着油纸雨伞，穿行在乡村的黄泥小路间，出入于城镇的青石巷廊，妙手回春，救死扶伤，留下一生的传奇、一世的清名。

我的想象，在父亲的嘴里得到了证实：“你曾祖父长得高高瘦瘦，穿着棉布长衫儒雅飘逸，比你祖父穿着好看多了。”

祖父也穿过长衫，但一生只穿一次。他年少时多次央求曾祖父教他学医，但曾祖父见他粗心大意，怕误人性命，坚决不肯，最终送他学了裁缝。他一生给人做过无数的长衫，但自己从来不穿。祖母问他为什么不穿，他只淡淡地回答三个字：不够格。直到临终前几日，他才从箱底翻出多年前就为自己缝制好的一件长衫穿上。也许是想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也许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手艺，也许是想满足自己的一个愿望，总之，他穿上了。但很快，他又脱下了，边脱边说：终归不是穿长衫的料，穿了也不见那种精神。这个故事，祖母给我讲过，父亲也给我讲过。讲这个故事时，他们没有半点嘲笑祖父的意思，都充满了感慨，充满了敬意。

如今，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七岁的儿子听时，心里同样充满了感慨，充满了敬意。如果说曾祖父的长衫，让我推崇知识与道德，那么祖父的长衫，则让我景仰人格与自知。他们从不同的思路，读透了长衫的含义，都把长衫穿出了别样的风骨。

想起棉布长衫，从我的眼前打马而过的，更多的是旧时的文人。他们都称“先生”——沈从文先生，林语堂先生，李叔同先生，胡适先生，丰子恺先生……他们长衫飘飘，昂首前行，我只能在字里行间去追寻他们的足迹。我常常一边跌跌撞撞力不从心地追赶他们，一边大声呼喊：先生，等等我！先生，等等我！在江南这座多雨的古城，我已生息多年，其间的风风雨雨、磕磕碰碰，常让我脆弱的心灵受到创伤。每每心中郁闷时，我便静静坐到书房中，找这些穿着棉布长衫的先辈们、先生们倾诉，请益，渴望他们能给我知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我不知自己到底是在追求进步，还是在逃避退缩。

追求也好，逃避也罢，在一个秋雨纷飞的午后，静坐了半个时辰的我，竟然突发奇想，决计为自己做一件棉布长衫——我觉得我的灵魂迫切需要这件道具来包装、来温暖、来慰藉，甚而是来虚张声势。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婆，她睁大眼睛望着我说：你脑壳没进水吧？你要穿了，就别进家门！我又把这个创意告诉了我最信任的一位朋友，极具知识素养和新闻敏感性的她听后哈哈大笑：你做了快穿吧，我们报纸给你发张新闻图片。我哭笑不得，失望至极。

此后的一周，从城南到城北，从城东到城西，从新城区到旧城区，我走遍大街小巷寻找能做棉布长衫的裁缝店。店主无一例外地都跟我说两句话：一句是问我“你是要唱戏吧”，一句是“我们不会做”。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裁缝，开口便说我找对人了，他什么衣服都能做，技术全国第一。我大喜，忙问要多少钱，他说，那怎么知道，我又从来没做过。见我有点动怒，他又补充：如今谁还做这玩意儿，我当然是能做的，但没人做过怎么知道要收多少钱。他打量了我一下，叹气说，做了你也不能穿，太矮了，穿不出味。我彻底死心。

棉布长衫穿不成了，我的心里好些天都充满了感伤。我不知道，这种感伤，是否关乎我的理想、我的精神、我的寄托，还有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