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1921—2008）在其《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开篇便讲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呈现的整体的特征，在于“它所表现的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的深切的危机意识和紧迫的变革意识……表现为卡夫卡式的焦虑不安、《荒原》式的悲观绝望、乔伊斯对人性的精密解剖……”而“贯串其中最根本的因素还要算它在人类四种基本关系上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第6—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袁先生认为这“四种关系”的全面异化，问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腐蚀作用”（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第7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是我们曾经熟悉的一种解释文学问题的方式，无论其是否合理，但其所揭示的文学在“现代”境遇中所表现出的因“四种关系”的失序而有的“焦虑”，我们无法否认。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自然有许多迥异之处（比如现代中国文学浓重的政治元素、革命激情和乡土文学特征等），但从这“四种关系”之角度来考察一些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主题与风格，也许仍然有效。

沈念的小说《寤生》虽是短篇，但其中不乏与此“四种关系”相关的蕴意。读者会注意到作者的叙述方式：这是一种诗性的叙述，小说的场景、故事和人物，似乎都在一种朦胧的氛围中，如果说这种氛围犹如诗的“意境”的话，那小说的核心意象就是从头到尾贯穿的“红脸鱼”。小说在开头和结尾处，都有发挥重要的情节推动之功能的梦境，小说故事的现实与梦幻的连接处有时作者并没有清晰讲述，故也有读者说这是作者创造的“魔幻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也未尝不可，其关键原因在于：在一般现实主义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人与社会”关系，在这里呈现为一种特别的叙述。那些欺负主角、男孩寤生的二流子，没有具体的形象，作者只是以“鱼”来描述，“吐烟圈的鱼”。靠着大湖生存的人们，也在险恶的“江湖”之中。水性极好的高老头和老婆在君山壕坝翻船丢了性命，据说是鱼贩子作恶的缘故（他们在狭窄的坝口布下天罗地网，导致高老头过坝时船篙被网缠死）。从前洞庭湖上响当当的角色——排工“魏公”，遭遇了懂法术土匪乌贵的毒手，魏公死后，其子复仇成功，这个复仇的情节如奇诡的神话。在传统的社会秩序里，作为镇压妖怪的码头边的石宝塔，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精神价值，但现在，已面临危机：年轻人缺乏在大湖里讨生活的经历，对宝塔无敬畏之心，他们完全从实用价值的角度来考量这个精神性的存在物，这群年轻人在男孩寤生的心目中也就成了“坏人”。他们嫌弃宝塔在风雨之日掉下砖块砸烂周边的房屋，他们甚至想拆掉宝塔挖出里面的宝贝——那座通体透亮的玉菩萨；他们毫不在意，在老年人的心目中，宝塔是巴丘人的庇护者——因着这宝塔，巴丘人才得以繁衍不息。男孩想与“坏人”作斗争，在他的梦幻境界中，那些人显出虾兵蟹将的原形……正邪的冲突，在此小说中要么是遥远的回忆，要么被梦幻化了。

这种非常讲究意境、将现实中的冲突淡化的小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叙述上，往往非常动人。“自然”（洞庭湖及岸边街市）在这里呈现为诗意与梦幻的状态——小说有一段动人的描写：男孩想父亲了，便在街市上走动，这种情景被描写为“摆动尾巴游在街河里。两边的房子像水中倒影，生出扭曲的波纹，街上的树像水草般摇摆。男孩身上开始变得湿漉漉的。水滑过他的皮肤，脸上的水流到嘴里，他尝到了咸腥的味道。他向庙前街游去。出红船厂大石门左转，过南岳坡，往右百来米，是临马路的一排店铺。街上的人也像鱼，太阳下无声地游着。冒着水泡”。即使是欺侮男孩的“坏人”，也是“鱼”，“吐烟圈的鱼”。“自然”，其实有时也是险恶的（频发的洪水、夜间猛烈的风暴以及男孩父亲一直没有回来，都暗示了真实的“自然”）；岸边街市，可能是非常乏味的，但在这种“水”（环境）与“鱼”（环境中的人）的想象中，呈现为一种梦幻状态。小说中的“自然”在作者叙述中，有某种超越了现实的诗意特征。

小说最宝贵的，当然是其核心的“人与人”关系，作者塑造了魏绣娘这一富有慈爱的手艺人的形象，她自己的孩子因难产而死，而面对寤生这个其母亲因生他难产而死的孩子，满是怜爱。在寤生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魏绣娘给了男孩极大的关爱，甚至，她能绣出男孩心中的想象之物，“那条红脸的鱼”，这个小说的核心意象，其实是男孩对自己母亲的想望。男孩身上寄托了绣娘对自己死去的孩子的思念，绣娘无疑能给男孩一定的抚慰，他们之间，呈现出一种动人的关系，小说对此有极为感人的叙述：“因为男孩，魏绣娘的长肩带挎包里总是放着一本书，她有空就给男孩读，讲书中好听的故事。她甚至学了些《诗经》里的篇章，给男孩讲更久远的事。碰上暴风雨天气，电线杆断塌，照明回到煤油灯时代，也不能阻止魏绣娘给男孩读书。她会点亮老油灯继续读。油灯表面蒙着一层油，玻璃座子总被魏绣娘擦拭得锃亮。灯芯用完了，她就找几根蓬松的麻毛线搓成一股，剪齐线头，穿过灯套的小口，套在灯座上拧紧。玻璃灯罩熏黑了，光稍弱下来，她就用细绒抹布擦亮它。这天晚上，油灯的光在房间里轻柔漾动，像粼粼水波，墙上有些隐约的投影。男孩和魏绣娘的影子也映在墙上。男孩觉得自己和魏绣娘都成了水中的鱼。他们两人在灯下读书的影子，像一对母子鱼。‘母子鱼。’男孩自己创造了一个新词，心里很快乐。”小说在这里叙述出一个极有诗意的夜晚，而那个作为艺术品的绣像“母子鱼”，则是男孩心目中缺失的母子关系的象征。因着绣娘的爱，男孩似乎没有那么孤独，在这里，爱暂时战胜了一切的苦难。

然而，小说里的一个关于人的难题，并没有因为绣娘的爱而得到解决，那就是寤生的“病”（“有人说这孩子火眼子低，体弱多病，是那种巫邪容易上身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她寻思着，扭头看到了墙上的水印，那是一次次水淹过后的痕迹，她担心男孩是不是被水淹怕了，所以总是生病、做噩梦”），事实上这个“病”其内在的状态是：从未见过母亲，这导致了男孩对于自己的来源的惶惑，以及因自己的名字之意味而获得的罪责感；而父亲的长期缺席，更使男孩没有安全感。男孩的梦境和游走，是一种不安与寻找，他必须找到自己的生命源头和当下生活中的倚靠，从这个角度看，男孩的形象已经溢出了小说中的“寤生”，成为现代人悲剧性的处境的一种象征：我们同样处在一种没有源头也不知信靠何物的状态之中。

“父亲还没有回来”始终是小说的一个背景，是男孩游走的一个动力。男孩在等待父亲的回归，也在渴望与生命的源头相遇，故小说有一个开放的结尾：“男孩游在街河里。……太阳在头顶烘烤着，气温很高。男孩的脚一步步地探进更清凉的地方。水没过了膝盖。男孩站在水中了。他想得到更多的清凉。他向更宽的水面走去。他喂过的鱼在他周围漫游，像他经常梦到的那样。水没过了男孩的胸。太阳投射水面的光过于炫目，晃得男孩睁不开眼。世界前所未有地光亮。他闭上了眼睛，向着水上的光明前进。水温柔地包围着他，荡漾着艳丽的红。越来越多的鱼游过来，眨巴着眼睛。忽然，男孩看见了红脸鱼，它神采飞扬，大力舞动着身上的鱼鳍，张开嘴大声喊着男孩的名字。‘妈妈——’男孩一张嘴，水就灌了进来。”这个结尾没有点明男孩的真正结局，“红脸鱼”作为妈妈的象征，男孩与之相遇，这是梦境还是男孩真的因溺水而产生的幻觉？但无论如何，这个多病、常做梦、常常在不安之中游走的男孩形象，使小说读起来总有一种悲剧意味；总让人觉得这种悲剧不仅关乎那个叫“寤生”的男孩，也关乎现代境遇中的每一个人。

责任编辑：任彧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