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家而言，后天的人生经验，最重要的就是其艺术如何发生，也就是如何走上艺术之路的。

从齐白石到林风眠、吴冠中、石鲁、黄永玉等现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发生普遍具有“野生”的特征，正是这种“野生”的艺术初心，使他们的感性动力与艺术知识理性结构同频共振。而更多的学院派和师承派画家，在艺术发生的过程中，感性动力渐渐被日益结构化的知识和修养所消解。

野生艺术家与学院派、师承派艺术发生的最重要的差异就是

“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前者总是以自我为主体，

在选择时消解了经典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知识理性作为

一个扬弃的环节融入个体生命的感性直觉中。后者则恰好相反，

完全被经典和知识理性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结构性征服，原有的感性动力则随着艺术的发生而日渐消失。个

体生命获得的知识、修养、技法技巧越多，其独特的感性直觉就越少。

郭莽园少时随父习书法，年长后再随专业画家习西画，三十岁时改随国画家习写意文人画。从现存其1972年的小幅山水画可知，其创作国画之初的自我感性远远强于国画知识与技巧的理性。二十多年后他到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获得画家黄永玉、黄胄的肯定，特别是自此之后，一直与黄永玉保持着亦师亦友的情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野生画家之间的共鸣与惺惺相惜。

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开始，西方美学由原来的“美是什么”转向“什么是审美”，审美主体成为美学研究的核心，美学也就成为人学。作为人学的美学，既研究一般审美主体的人，更研究特殊审美主体的艺术家。尼采美学更是以“何谓艺术家”为主要内容，西方当代美学则完全变成对“何谓艺术、何谓艺术家”的思考。美学即人学的转向，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如其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西方美学更偏重“形而上”的分析与思考，而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如其人”偏重“形而下”的文学艺术创作经验与实践。

高尔泰美学思想就是在传承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和借鉴西方“形而上”美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他的感性动力和理性结构对立统一的审美与艺术创作理论，对分析和阐释艺术家的创作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正是基于高尔泰的美学思想对郭莽园的画作进行分析。

虽然学习西画，但郭莽园并没有因此而弃毛笔书写，待到三十岁改学中国画时，自然感觉到习书的重要性，却也因此自觉主动地以画家而不是书家为个人志业。当有了这份画家的自觉时，书写的心意就同以前有所不同。此前是孤立地为书而书，而今却是为画而书。郭莽园曾自述：“三十岁，弃西画转画中国画。字继续练，但多了些思考：象、点、划如何转化为国画语言，字如何与画协调等。”如斯书画关系博弈大半个世纪，形成了书作用于画、画反作用于书的相辅相成。

先书写十余年，自然是书先作用于画。这就是选择与传统写意文人画一脉相承，而不是中西融合。郭莽园的这种艺术选择，在中西融合的岭南派占绝对主流的广东注定是一个异类。岭南派之所以能够在粤广美术界独领风骚百年，除了师承派与学院派的强强联合外，更有审美意识形态的加持。这就决定了郭莽园在广东如一位知音难觅的孤身修道者。

除去书法作用于画的影响之外，还有文人画的诗书画印视觉结构要求，创作书画的同时还要作诗治印。结局却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郭莽园以画为志业，却无缘于画家行业机构团体，终以诗书画印的综合成就与高度为西泠印社接纳。而西泠印社以其百年的历史存在与纯粹的学术品质在当代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威性与影响力。虽然名曰印社，但印与书、书与文人画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这当然能提高郭莽园作为画家的社会影响与地位。

书法作用于画对郭莽园的影响，还体现在他承继文人画的笔墨核心和笔主墨辅的绘画语言结构。

笔主墨辅的绘画语言结构是五代以后千余年不变的中国画视觉特征。随着明末以后写意花鸟画的崛起，特别是清中期碑刻书派日益做大之后，以书入画成为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新风格。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三代画家传承了这种新风格，将文人写意花鸟画推到中国画成就与发展的巅峰。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以书入画成为花鸟画的权威和标准；另一方面，权威标准之下无人敢越雷池半步。潘天寿之后的文人写意花鸟画创作，其理性结构日益僵化，个性与创新没有立锥之地。

在这种时代局限的必然性面前，郭莽园的艺术人生无异于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也许是更多的感性与直觉弱化了他的理性，看不到自己选择写意文人花鸟画的失败风险。

感性与理性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基本结构，但结构是在变化动态的时间中存在的，这就使人类经常性地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困境中。每一个具体的人在每一个具体时间中都别无选择地在绝对的动物感性和绝对的神祇理性之间摇摆不定。

也许是由于天性，也许是因为善于学习和思考，随着年龄的增长，郭莽园的人生智慧也日渐增长。

广东作为率先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毗邻经济发达的港澳地区更是使广东受其直接影响。艺术市场率先出现在广东画家面前。这对天性与人为善的画家郭莽园是难得的利好，很多友人或友人的友人因为各种原因向郭莽园订购作品。因为是订购，客户就会不可避免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与审美诉求。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郭莽园更清楚地认识了自我和艺术。对于客户的要求，他不仅理解与认同，对他们的艺术与审美诉求，也认为合情合理。但当他按照这些要求作画时，却深深地感受到了别扭甚至是难受、痛苦。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他想画的东西。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也是由于与人为善的天性，他不忍拒绝订画者的美意。于是，他理性地将自己的绘画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画给别人看的，另一部分是画给自己看的。画给别人看的，就尽可能地满足求画者的诉求。当基本的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他就更勤奋地画给自己看，由着性子，跟着感觉，信笔挥洒。画给自己看的，并不需要人懂，这些画日积月累地多起来。

与人为善，交往的朋友就多。又由于朋友对艺术的认知与自己对艺术的认知相去甚远，因而他深刻地感受到在艺术上知音难觅。知音难觅的孤独感使他更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自我的探索与表现中，在作画中获得快乐与慰藉。而长时间沉溺于这种孤独的自我艺术的游戏中，也就使他在艺术与审美上与周围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

凡认识郭莽园的人，无不称赞其为人之道。作家何立伟在《咏而归》中写道：“我发觉，大凡谈及任何一位道中人，无论大家如何嗤之以鼻，他亦不出一言贬损，说的都是好话。真是一位性情率真，又为人厚道的长者。他交游甚广，深夜里还不断地有电话打来，都是朋友寒暄问候。人人都喜欢老爷子。”

就是这样一位“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画家，却在自述中感叹知音难觅。因为知音难觅，只能将满腔的性情意绪倾泻于笔墨色彩之中。既然现实生活中难以与人共鸣投缘，那就将自我置于画中，让画去等待那些识画中人的知音吧。对此，郭莽园是充满信心的，相信有人会通过画中感性而灵动的笔墨色彩、奇而险的构图、别出心裁的书画结构等视觉图像，走近画家孤独与别样的精神存在。

孤独的郭莽园和厚道的郭莽园就这样相互交错地讲述着两不相同又两不相碍，甚至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人生故事。精神与心灵的长久孤独需要交游来慰藉，而处在谈笑风生的欢娱中更能认识到孤独自我的珍贵，和其对一个艺术家的极端重要性。

所以，广交朋友，厚道友善，没有把艺术家推向凡俗，恰恰相反，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欢娱使郭莽园更清楚地看到了自我。这个孤独的自我只有在书画中才能证明其意义与价值。

所以，郭莽园的艺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给自己看的那些书画，其孤独自我的纯粹性是无与伦比的。这种纯粹性成就了他感性动力与理性结构动态地对立统一于半个世纪以上的艺术人生。

既没有被动的学院灌输式的教育经历，也没有权威名师的宗派传承，郭莽园的艺术发生学就是这样与众不同。这个不同，不仅保证了他个体生命感性动力的强大与活力，而且使他具有比学院派画家更自觉的开放性。

开放性一方面使他能够毫无偏见地学习研究一切感兴趣的东西，不仅仅是与书画艺术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也包括与书画不相关的东西，如美食；另一方面使他在面对所有的学习对象时，永远保持“我注六经”的主体性，以“我”的感觉为主，以“为我所用”而不是“为学而学”为宗旨。如是的学习态度，一方面使他在学习书画之初就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1972年的山水画为证），另一方面随着学习范围与内容越来越广泛，其与众不同的自我也随之越来越丰满。

“我注六经”的学习主动性，既形成了郭莽园学无止境的动力，又保证了他的艺术自我永远处在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在美术史上可以看到，大多数艺术家的自我发展都有一个生发、形成、完善的过程。但郭莽园却没有在完善后将自己定型，而是永远处在感性与开放的发展变化状态中。八十岁前后所作致敬敦煌壁画的系列作品，不仅与此前的写意水墨画完全不同，也不同于大多数画家的同类作品。虽然视觉上不同，但精神意味上却与文人写意花鸟画神似。

所以，郭莽园的艺术，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立象以尽意”的意象特征与感觉特征发扬光大，与受西方绘画影响的突显视觉性的现当代主流中国画有明显不同。

始终保持着感性动力与理性结构对立统一的动态性和开放性，对此时此地此人的感性感觉与开放视野中的万事万物永远处在相互交融的变化状态中，使郭莽园的艺术在超越自然、超越他人的同时，还不断地超越自我。

郭莽园的艺术自我，就是在再三超越的过程中自然显露的。其中，超越自然、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体现在书画的视知觉形象上，突出集中在笔墨色彩与构图立意中，而在超越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自我却是具有精神意味的。

这是我们认识郭莽园艺术的关键之关键。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明白为什么展览中每一幅画都能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绝不像大多数画家那样变相复制与重复。每一幅画的笔墨、色彩、构图都不同于你看到过的经典标准样式，也不同于艺术家其他的画。即使同样是梅花、松林、禽鸟、山石、山峰，每一幅画中的视知觉都不尽相同。

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年过八旬的艺术家画中的笔墨感性活力却有如年轻的生命，饱含的不是人书俱老的深沉，而是柔中带刚的灵动，也不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刻意和霸蛮，而是人老心不老的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