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可可西里的民间志愿者，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杨欣，而杨欣第一个就会提到的是从书斋走向旷野的自然之子 ——梁从诫先生。提起梁从诫这个名字，有的人或许不太熟悉，但他的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和母亲林徽因那可真是家喻户晓。一个人生于这样一个煊赫的名门世家，对自身也是一种遮蔽，梁从诫先生笑称自己一生都活在祖辈和父辈的阴影之下。1932年，梁从诫出生于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的一座四合院里，母亲林徽因曾这样形容自家的庭院：“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细瘦，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梁从诫就是在这样一个院子里度过了他的幼年。而一个母亲对儿子寄予了充满诗意的希望：“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是一句被误读了近百年的诗，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句温柔而深情的情话，其实这是林徽因对幼年梁从诫的殷殷寄语。

梁从诫先生从小到大，一直深受长辈潜移默化的浸润，那是为人治学的风骨与操守。而那“一树一树的花开”“燕在梁间呢喃”，也是他从小就憧憬的生活，若世间没有这样的风景，又何来诗意的栖居，又哪有爱、温暖和希望？然而，在他五岁时，这一切都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而化作了追忆中的幻影。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前夜，父母亲抛下了“燕在梁间呢喃”的四合院，一家老小陷入了颠沛流离的岁月。直到1946年7月底，梁家终于重返阔别近十载的故都。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夫妇原本想把他们唯一的儿子培养成建筑师，梁从诫高考的第一志愿填报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却以两分之差落榜，最终被第二志愿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1958年，梁从诫从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尽管历经坎坷，却也一直未偏离历史这条主线，他的前半生几乎就是用历史填写的履历表。1978年，他在历经十多年的“劳动改造”后回到北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百科知识》和《知识分子》杂志。《知识分子》的封面是一扇半开着的门，门外有一道光透过，从创刊号一直沿用下来，从来没有改变。但梁从诫先生却在1988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辞去了公职，应聘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担任导师，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和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已经看到了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之间的矛盾，开始为中国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忧心。1993年6月5日，这一天是世界环境日。梁从诫和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西郊玲珑园一座荒废的古塔下聚会，经过热烈的讨论，他们最终得出了一个冷静而清醒的共识：“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这次聚会后来被称为“玲珑园聚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绿色环保组织诞生的前奏。随后，经过大半年筹备，梁从诫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该组织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对外又称“自然之友”。梁从诫先生对“自然之友”是这样定义的：“人类不是向大自然进军的征服者，不是人定胜天的挑战者，而是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朋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家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有人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梁先生一向谦卑而低调，他只是觉得自己前行的方向一如《知识分子》的封面，面前是一扇半开着的门，门外有一道光透过……

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国人还普遍缺乏生态环保意识，而一个纯粹的民间环保组织，没有一分钱经费，没有任何行政资源，也无法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只能靠民间的力量一点一点地保护自然。有的人对梁先生很不理解：一个“术业有专攻”的历史学家，应该埋头做学问，你却去搞什么环保，简直是不务正业，保护自然，那应该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是大实话，在梁先生创办“自然之友”之前，他既没有接触过环保这一领域，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梁先生觉得，自然环境从来离不开历史的演绎与变迁，他亲手绘制了三张图表，一张是中国的人口分布图，一张是全国自然生态植被分布示意图，还有一张是从汉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趋势图。从这三张图表看，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拥挤在东部狭小的土地上，而人口却不断增长，大面积天然绿色林带在人类的侵蚀下骤减，已退居中国版图的边缘。

为此，梁先生充满忧患地发问：“面对这样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现状，难道我们不应感到万分忧虑吗？难道我们还不应奋起做些事情吗？”

他还以“国家的扫地人”自居：“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季羡林先生是梁先生难得的知己、难觅的知音，他对梁从诫的选择曾如是称道：“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梁从诫在其后半生所做的一切，一如他的一本书名——《为无告的大自然》。

就在“自然之友”成立的第二年，1994年新年伊始，太阳湖畔的枪声，索南达杰的牺牲，在那个农历甲戌年的年关猝然震惊了国人。而在此前，可可西里和藏羚羊还鲜为人知，索南达杰和西部工委的反盗猎行动在外界几乎无人知晓。当这样一个突发性的环保事件像特写镜头一样被推到世人的面前，许多人都将目光投向了那遥不可及的可可西里，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正在遭受疯狂盗猎的高原精灵藏羚羊，还有一批在生命禁区出生入死、用生命保护生命的勇士。这也让梁从诫先生震惊、痛心并陷入了沉思：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我们能为这无告的大自然做些什么？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扪心自问，作为“自然之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单独行动，而是要把这种民间的环保力量调动起来。他先是通过“自然之友”在新闻界的会员，迅速报道传播藏羚羊濒临灭绝的危境，声称对这一珍稀物种及其生存环境若不加以保护，整个长江源的自然生态都将遭受严峻的威胁。而他听说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的事迹后，又通过“自然之友”发动各界人士声援并捐款，支持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

那时候，民间环保活动还处于刚刚起步、举步维艰之际，杨欣一直没有忘怀，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梁从诫先生向他伸出了援手。1995年，杨欣几经周折，终于拿到了青海省允许开展长江源环境保护的红头文件，这让他在可可西里筹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有了合法的政策依据，但建站经费还没有着落。为了筹措经费，杨欣于当年7月来到北京，但他在北京人生地疏，一筹莫展。幸运的是，他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梁先生。这一老一少，虽是初次相见却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先生给杨欣的第一印象是谦逊、低调而又特别务实，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当他得知杨欣的困境后，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一样关切地问他：“杨欣，你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杨欣当时最缺的就是经费，但他知道，那时梁先生创建的“自然之友”也是捉襟见肘，他几次张嘴，但话到嘴边又连同苦水被使劲咽回去了。

杨欣在第一次见到梁先生后就申请加入了“自然之友”环保组织，但他不想给梁先生和“自然之友”添麻烦。这里还有一段我在前文没有交代的后话，杨欣当年为了筹建可可西里的第一座民间自然保护站，撰写出一本《长江魂》，他将第一批出版印刷的图书作抵押，筹集了建站资金，并向厂家订购了设备，为此，他又欠下了一身债。这自费出版的书，他也不知道怎么卖，何时才能卖掉。当梁先生知道杨欣的困境后，又一次给杨欣打电话：“你们到北京来，我给你们组织演讲报告会，咱们一个大学一个大学讲，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卖书，还债！”

在梁先生看来，这不是杨欣欠下的债，这是人类欠大自然的债。

1997年夏天，北京的天气异常炎热，《长江魂》在国家环保局会议室里举行了首发式。那天，会场里的气氛与外面的温度不相上下。梁先生率先掏出一千块钱交给杨欣：“来，我买二十本！”杨欣当时还愣了一下，按《长江魂》当时的定价，每册二十三元，梁先生怎么一下给了这么多？但梁先生大声说：“就这个价！”他这还真是一锤定音了，所有人都是按这个价付钱。后来，有人戏称梁先生“哄抬物价”，还有人开玩笑说他数学太差，这么简单的算术都算错了。梁先生笑道，一本书的账算错了没事，这环境账算错了那就要出大事。

杨欣后来说，如果没有梁先生和“自然之友”的鼎力支持，《长江魂》不可能那么快就销售一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就是建成了也是一个空架子，他就是利用卖书所得还清了欠款，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才能如期交付使用。这是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应该是载入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一件大事，但各大媒体对此几乎视而不见，只有一家环保行业的报纸在角落里发了一张保护站的图片，说是这个保护站“可望落成”。梁先生看了之后，气愤地把手里的报纸一拍，几乎是拍案而起了，他立马就给该报总编辑打电话：“什么叫‘可望落成’？！你知道这保护站是怎么建起来的吗？”

就这样，在梁先生的推动甚至是催逼下，一些媒体才开始报道这件看似很小却大有深意的新闻，正是这样一位民间环保人士在推动中国环保事业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1998年5月，梁先生携夫人和几个“自然之友”的同仁奔赴可可西里。那时梁先生已是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又身患多种疾病，很多人都劝阻他不要踏上这趟冒险之旅。梁先生何尝不知道这是用生命在冒险，但他也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去可可西里，也是最后一次，若再不去，他这辈子可能再也不能亲眼看看那片伟大的荒野和藏羚羊了。在格尔木机场，扎巴多杰带着野牦牛队那帮康巴汉子迎接来自首都的贵宾：“扎西德勒，扎西德勒！”这是他们最尊敬的客人，扎巴多杰按照藏族最高规格的礼仪，一边向梁先生鞠躬致敬，一边敬献绣着云纹图案的哈达，又用粗糙的双手捧上了热乎乎的酥油茶为客人接风洗尘。那哈达像昆仑山的雪峰和白云一样圣洁，梁先生后来一直珍藏着。那酥油茶散发出一股草原特有的醇香，梁先生还是第一次品尝酥油茶，一股难以言说的滋味从舌尖滑入喉咙，浸入心田，一句话从心中涌出：“我们像是回家了！”这话一出口，一下就把大伙儿的距离拉近了。扎巴多杰原本把梁先生一行当贵客，梁先生却把他们当家人，这些像野牦牛一样粗犷的康巴汉子，面对盗猎分子的枪口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此刻，竟然抱着梁先生哇哇哭成一片。或许，只有真正的知音才能理解他们心中的悲怆与酸楚，这些年来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用生命保护生命，这世间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们？而现在，终于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三千公里外的首都来看望他们，他们就像见到了慈祥的父亲。

随后，这位个子矮小、气喘吁吁的老人，徒步登上了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

此时，尽管是盛夏季节，这山口却是风雪交加、寒风凛冽，看不见绵延起伏的昆仑山脉，只看见绵延起伏的皑皑白雪，哪怕是年轻力壮的人，也难以逾越这高寒缺氧的第一个大坎，但梁先生迈过了这个大坎，抵达了他一生中的最高海拔，这也是他对自己生命极限的挑战。这里，矗立着环保志士索南达杰的雕像和纪念碑，在呼啸的风雪中，那伟岸的身影，那伟大的心灵，仿佛正沐浴着这万山之祖的旷古之风。梁先生祭奠了索南达杰的英灵，又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代表葛芮一起举起了手中的火把，点燃了野牦牛队从盗猎分子手里收缴的近四百张藏羚羊皮。这也是按国际惯例进行的。为了不让任何一点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进入流通领域，世界上对于从盗猎者手中缴获的象牙、虎皮、虎骨、犀牛角等一律彻底销毁，只要有上市的可能就会给盗猎者留下可钻的空隙。而在这血淋淋的藏羚羊皮和燃烧的火焰背后，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血肉生命啊。梁先生睁着一双通红的眼睛，不知是被这鲜血染红，还是被熊熊火焰映红，他的声音也是嘶哑的，像是要喷出一口热血：“我们要用这把火向全世界宣告，绝不允许这样的罪恶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在沿青藏线考察途中，梁先生一直注视着这广袤、苍凉、植被稀少的土地，却没有看见一只藏羚羊或别的野生动物，这让他两眼也一片空茫。他正愣愣出神时，听见忽的一响，有人把一个矿泉水瓶随手扔到了车窗外，眼看那空瓶子就要被风吹到草原深处，梁先生急得大喊起来：“停车，赶紧停车！”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下车，在寒风中一路小跑追赶着空瓶子。当他躬身捡起瓶子时，已脸色苍白、嘴唇发紫。他喘息了一会儿，才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后的净土，我们不能把任何垃圾扔在这儿啊！”

这次考察，由于高寒缺氧，加之一路颠簸，梁先生的身体特别虚弱。在从可可西里返回格尔木途中，他们乘坐的越野车又不幸发生车祸，坐在前座的梁先生在猛烈的撞击下造成右肩脱臼、胸部挫伤，老伴说他“差点在那里丧命”，但梁先生却对这些“小伤”不以为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民间绿色活动付出点代价，我们无怨无悔。”

这一次实地考察，让梁先生亲眼看到了可可西里的自然生态是多么脆弱，而藏羚羊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回到北京后，他对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愈加关注了，只要一听到从那边传来的消息，他便像个孩子一样竖起耳朵，聆听着那荒原上发生的一切。他一直在呼吁世人要关注藏羚羊面临的危机，关心野牦牛队所处的困境。为此，他与十七名记者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进一步加强可可西里的反盗猎措施。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文章的结尾是一句满怀深情又充满忧虑的疑问：“可可西里、藏羚羊、野牦牛队啊，我们深爱着你们，但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

梁先生不只盯着国内，还超越了国界，用全球化的眼光来推进环境保护。在他看来，地球就是一个村，世界就是一个家，这小小寰球就是人类和一切生命共同的家园。尽管藏羚羊是中国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但在全球生态系统里它绝非孤立的存在，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这一特有物种才能免于灭绝的命运，这是世界性的拯救行动。

1998年10月间，英国首相布莱尔应邀访华，梁从诫早就了解到英国是藏羚羊绒制品——沙图什的主要经销国，趁布莱尔访华前夕，他见到了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爵士，谈起了藏羚羊绒制品在英国非法销售的问题。高德年长期任英国驻中国外交官员，对环保问题一直很关注，对藏羚羊的命运也深表同情，他当即向梁先生建议：“自然之友”应利用布莱尔访华的机会，给他写一封公开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藏羚羊绒制品在英国的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梁先生一听，这还真是一个好主意，他随后于10月6日以“自然之友”会长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布莱尔首相的公开信，并附上一组以《藏羚羊绒贸易真相》为题的反映藏羚羊遭受大肆猎杀的照片。他在信中写道：“我提请您注意藏羚羊的悲惨处境，并请求您对我们保护这种濒危物种的努力给予支持。我请求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在你们的欧洲同伴中的影响，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藏羚羊的悲惨处境，并和我们一道来防止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我真诚地希望，在这场铲除藏羚羊绒贸易的国际努力中，英国能站在前列。”他还在信中强调：“‘自然之友’正在开展一场救护这种珍贵而稀有的动物的运动。我们敦促并支持政府加强对藏羚羊的保护和对盗猎活动的打击。与此同时，我们也吁请全世界珍爱野生动物、关注环境的人们来共同制止藏羚羊绒及其制品的贸易。

梁先生委托高德年大使将这封信转交后，布莱尔首相看到了那些藏羚羊遭受残杀的照片，在血淋淋的真相面前，他当天便给梁从诫先生写了回信：“亲爱的从诫教授：……你对非法猎杀藏羚羊的憎恶和你对这一物种前景的忧虑，我深怀同感。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给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主管当局。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第二天，他又专门会见了梁先生，详细询问了藏羚羊现存数量和被盗猎的情况。回国后，布莱尔首相又指示英国环保部门关注这一问题。没过多久，英国苏格兰场（英国伦敦警察局的别称）保护野生动物的负责人便给梁从诫来信，一是赞扬他为中国环保事业呕心沥血，二是表示在布莱尔首相的关注下，苏格兰场将加强藏羚羊绒制品在英国非法贸易方面的管理。从接下来的历史事实看，英国政府在制止藏羚羊绒制品的非法贸易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处于藏羚羊绒制品非法贸易链上的印度、尼泊尔等国也加大了对藏羚羊绒走私的打击力度。

为了让更多的环保人士了解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梁先生和“自然之友”于当年秋天邀请扎巴多杰进京交流，一个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纵横驰骋的野牦牛队队长，一到北京就找不着北了。梁先生是扎巴多杰在北京的引路人，他带着扎巴多杰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汇报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艰苦卓绝的保护工作，还访问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其间，扎巴多杰到首都各高校巡回演讲。梁先生既是他的牵线人，也是他最忠实的听众。扎巴多杰当时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康巴汉子，但那粗犷的脸庞就像可可西里的戈壁一样布满了沟壑，他的嗓门深沉而沙哑，说话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每一句话都是实打实、硬扎扎的。一开始，听者稀稀落落，即便如此，梁先生也没有放弃，他对扎巴多杰说：“如果能在这些学生心中种下几颗绿色的种子，就很令人欣慰了。”而在演讲中又出现了更尴尬的场面，一边是扎巴多杰慷慨激昂的演讲，一边却是观众无动于衷的冷眼旁观，还不时有人溜走，竟然还有人当场睡着了。那一刻，扎巴多杰沉默了，梁先生也沉默了。当讲堂里陷入一片沉默，梁先生于无声处感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悲哀。

越是这样，越是刺激了扎巴多杰这位野牦牛队队长愈挫愈勇的性格，在梁先生的帮助下，他针对大学生的心理调整了演讲稿，他将演讲的题目定为《来自长江源头的消息》，遥远的长江源头，神秘的可可西里，高原精灵藏羚羊，还有索南达杰和野牦牛队用生命保护生命的故事，让人感受到一股奔涌的力量，深深地吸引了大学生们，来听演讲的人越来越多，连窗外都挤满了人，而偌大的报告厅里只有一个康巴汉子雄浑的声音，仿佛在高原旷野中汩汩流淌，引起一阵阵共鸣，索南达杰和野牦牛队的事迹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此前，很多大学生对可可西里的盗猎现象都有所耳闻，但他们还不大了解盗猎分子猖狂到了何等程度。在扎巴多杰看来，猖狂之处不只是盗猎分子众多，也不只是遭受盗猎的藏羚羊数量之多，还有那极其残忍的盗猎手段。那些丧尽天良的盗猎者，只要发现了一群迁徙产崽的藏羚羊，那就是“有一百杀一百，有一千杀一千，不分大小，赶尽杀绝”“有的母羊肚子被一刀剖开，一只小羊便滚落肚外”……尽管扎巴多杰一直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直接讲述那过于血腥残酷的场景，但还是让第一次听说的女生们惊恐地捂紧了耳朵，就像心尖被刺穿了一样发出一声声沥血的尖叫……

每次演讲结束后，扎巴多杰就会用他那粗犷而雄浑的嗓音高唱一曲《一个妈妈的女儿》——

一曲唱罢，台下更是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一双双眼睛热泪盈眶。在雷鸣般的掌声和飞溅的泪水中，扎巴多杰挺起高大的身躯，那粗犷的脸上带着淳朴而憨厚的微笑，连连给大家鞠躬致谢，他的一双大眼睛也是通红的，饱含着历经沧桑的悲怆。大学生们都会默默地点燃蜡烛，用那摆成心形的烛光为惨遭残杀的藏羚羊默哀，他们的心被这烛火深深灼痛，他们眼里的泪光也被这烛光微微照亮。许多大学生，就是从这一刻起走上了保护藏羚羊、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道路，其中有不少学生后来都加入了可可西里志愿者的行列。

在梁先生看来，扎巴多杰的巡回演讲就像绿色的布道，谁能想到，这是一位康巴汉子第一次来北京讲述可可西里的故事，也是最后一次。扎巴多杰回到可可西里不久，一个噩耗猝然传来：扎巴多杰遭不明枪击身亡。梁先生浑身一震，仿佛也挨了枪击一般，那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一阵阵战栗。他抚摸着扎巴多杰献给他的哈达，一遍一遍地回放着扎巴多杰演唱的《一个妈妈的女儿》，在他闪烁的泪光中，又浮现出了扎巴多杰高大的身躯、淳朴而憨厚的微笑，一切都如在眼前啊。梁先生按照藏族礼节敬上了三杯酒，一杯敬天，一杯敬地，一杯敬给为守护可可西里而献身的扎巴多杰。

一位出生入死的野牦牛队队长撒手人寰，这让梁先生更加为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揪心。他也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还必须从政策上、法律上加大对藏羚羊的保护。1999年2月1日，他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了《“自然之友”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建议由中央主管部门对藏羚羊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建立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联防制度。国家林业局参考“自然之友”的建议，当年4月至5月，在三省区联合展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盗猎行动——“可可西里一号行动”，野牦牛队作为青海方面的主力军参战，打出了野牦牛队的赫赫声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战果，而他们的装备之差、条件之艰苦，也同样令人关注。为此，梁先生发动“自然之友”会员和志愿者鼎力支持野牦牛队，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共同努力下，为当时连工资都发不出的野牦牛队筹集了四十万元的宝贵经费。当时，野牦牛队那辆吱嘎作响、四处漏风的老式北京吉普212实在开不了了，梁从诫和“自然之友”通过募捐给野牦牛队捐赠了一辆四轮驱动的丰田越野车，俗称“牛头车”，好马配好鞍，“牛头车”也是最适合野牦牛队巡山的车。这是野牦牛队成立以来拥有的越野功能最强悍的一辆车，让野牦牛队在反盗猎的行动中如虎添翼，纵横驰骋。哪怕是如此强的“牛头车”，在可可西里那恶劣的环境里也经不起折腾，三个月后，这辆崭新的“牛头车” 经历了几次巡山，看上去“就像下过地狱一样”。

这就是大自然随时向人类展示出威严的，甚至是恐怖的力量。梁先生一直主张“敬畏自然，然后为友”。当你深爱着大自然，大自然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但对于大自然仅有爱是不够的，爱是感性的，而敬畏自然才是科学理性的。敬畏，绝非指人类只能匍匐在大自然脚下而听天由命、无所作为。敬，指人类应当尊重自然规律，而规律正是大自然最重要的内在秩序之一；畏，指人类应该对大自然存畏惧之心，在大自然面前保持谦卑谨慎的态度，不要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就是万物之灵长、天下之主宰。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凌驾于自然之上，主宰自然、征服自然的傲慢与虚妄中走出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也只是世界上的物种之一。

无论从自然规律还是历史规律看，梁从诫先生和“自然之友”的出现都是非常及时的，在社会急剧转型、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我们一度在生态环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生存与生态的博弈中，梁从诫先生一再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大自然已经无法负荷我们的需求，这个社会应该停一停，慢下来，给自然、给土地一点修复的时间。

2010年10月28日， 梁 从 诫 先 生 在 京病逝，享年七十八岁。他的后半生如一副挽联：“奔走呼号，乱世红尘澄万里；言传身教，民间环保第一人。”这位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最终以树葬的方式长眠在了北京昌平十三陵的国际友谊林内，墓碑是一块不规则的长圆形石头，上书“自然之友梁从诫”。

哀乐则是他早就和夫人商量好的《送别》。

他生前曾为自己设想了告别人世的方式，不要穿鞋袜，要光着两只脚，脚底，画两个笑脸——他是在病痛的折磨下带着微笑走的。

梁家三代人都怀着“兼济天下”的仁人之志，他们都穷其一生做了一件无怨无悔的事情。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夫妇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又为拯救天下众生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这种根植于血脉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贯穿了梁从诫的一生。有人说，他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证解着知识分子的人生方程式。还有人说，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该有的模样。

对外界的评说，他总是淡淡一笑，又一脸实诚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一个绿色布道者播下的一粒粒种子，已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民间环保组织已成为中国最具标志性的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在全国各地散布着两万多名会员，其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也有公司职员、退休职工、个体户，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什么文化程度，只要你能爱护一片绿叶、珍惜一棵小草，就可以聚集在这面绿色的旗帜下，通过各种可行的方式，一点一点地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越来越多绿色公民的出现与成长。

多年来，“自然之友”还孵化和培养了一批新生的环保NGO，有人甚至称之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精神源头。一直深受梁先生关注和支持的杨欣，发起成立了“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这是在可可西里和长江源区最早成立、最有代表性的民间环保组织。杨欣永远都忘不了梁先生那句低调而实诚的话：“你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他还记得，2007年，他为了申请一个英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基金，需要找梁先生签字。那个时候梁先生正深受病痛的折磨，浑身抖抖簌簌，他老人家用颤抖的手握着一支颤抖的笔，伏在病榻上，在杨欣的申请书上一笔一画签下了“梁从诫”这个国际环保界认可的名字。这是梁先生最后一次给杨欣签字，也是杨欣最后一次见到梁先生。看着这样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他的心也是颤抖的。

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一直铭记着这位一脸慈祥而又直爽率真的老人，扎巴多杰的儿子普措才仁和秋培扎西小时候就听阿爸讲过梁先生的故事，还有幸跟着阿爸一起见过梁先生。而他们长大后都继承了父亲的志愿，成为可可西里的第二代守护者。他们是扎巴多杰的儿子，也是可可西里的自然之子。当兄弟俩听到梁先生病逝的噩耗，就像知道父亲猝然离世一样感到震惊和悲切。他们按照藏族礼仪，在梁先生的灵前敬献哈达和酥油茶，那哈达依然像昆仑山的雪峰和白云一样圣洁，那酥油茶依然散发出一股草原特有的醇香，但这一次他们不是为梁先生接风洗尘，而是为先生送别，永远地送别。他们双手合十祝福先生慢走，慢走，一路走好：“嘎勒，嘎勒，雅么松……”

穿越可可西里的时光隧道，可以清晰地看到“绿色江河”一步一步走来的历史脉络，若要追溯其精神源头，从“自然之友”到“绿色江河”是一种精神血脉的传承。

尽管“绿色江河”的正式注册时间为1999年2月，但追溯“绿色江河”最初的缘起，还得从1995年说起。那一年杨欣在西宁奔走呼吁，得到了青海省相关部门对长江源和可可西里民间环保活动的支持，随后他又奔赴北京争取国家环保局的支持。其间，杨欣有幸结识了梁从诫先生，共同的环保使命让他们成为一见如故的忘年之交，杨欣加入了“自然之友”，成为初期会员之一。他还记得梁先生对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杨欣，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

就在那一年，杨欣在郑建平的帮助下启动“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并在深圳组建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筹委会，这是“绿色江河”的前身。为什么叫“绿色江河”？杨欣是这样解释的：在西方人眼中，最干净的水是蓝色的，如蓝色的多瑙河，而在中国人眼中，最干净的水既是绿色的也是蓝色的，如碧波荡漾、绿水青山、“春来江水绿如蓝”。其实，最纯净的水原本是没有颜色的，蓝色的水，是蔚蓝的天空在澄明之水中的倒映，碧绿的水，则是周边的植被在水中的颜色，而“绿色江河”追求的目标就是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杨欣和“绿色江河”第一个开创性的贡献就是自筹资金建起了可可西里的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那时杨欣就开始招募志愿者参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建设，但直到2001年1月1日，“绿色江河”才正式启动持续的志愿者机制，从此就再也没有间断过，迄今已坚持二十多年了。从第一年开始，杨欣计划每年在全国招募三十名志愿者，通过短期培训，分十二批分别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服务一个月。一开始，杨欣最担心的是招不到什么人，没想到招募启事一经发布，全国竟有上万人踊跃报名和咨询，想来这里当一名志愿者，不说是千里挑一，也是百里挑一。曾经有人发问，到底是什么吸引这些志愿者奔赴北部昆仑山下那片荒凉无边的土地？是“一百座雪山或千年的雪山”，是那神秘的“美丽的少女”，还是那脆弱而顽强的高原精灵？很多志愿者都说，是索南达杰的英灵，指引着他们心灵的方向。每一个最终抵达可可西里的志愿者，都怀着一种朝圣者的虔诚，这是一种信仰和皈依。若不是这样，即便你来了，也无法在这里坚守。

有人说：“这些志愿者都是普通人，这些普通人在这个艰苦的地方做出了不普通的事。”

王华礼是一位来自广东沿海城市的志愿者。早在大学期间，他就参与了一些环保志愿者活动。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从文案设计做到执行经理，在同龄人中他算是干得挺不错的。但自从听说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而献身的故事后，他就觉得自己与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有了某种难以言说的联系，多年后他还带着一种信徒般的神情说：“我那时候就像唐僧一样，感到一种神秘的召唤。”

在这种神秘的召唤下，王华礼一直想找个机会来为可可西里奉献一己之力。当他在媒体上看到可可西里招募志愿者的启事后，他感到机会终于来临，在第一时间就报名应聘，谁知在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他猜测，这可能与他的长相有关——他长得太秀气了，哪怕从贴在简历上的照片来看，这个一身书生意气的白面书生，又怎能适应那生命禁区的恶劣自然环境？但这白面书生骨子里也有一股倔强劲儿，“你不录取我，那我就独自前往！”当年7月，他就辞去了工作，从广州乘火车奔向中国的西北角。临行前，他还特意把一头文艺青年式的潇洒长发推成了硬扎扎的板寸，上身套着一件中年男士风格的棕色翻领花纹长袖T恤，下身穿着一条紧身西裤，脚上蹬着一双灰色运动鞋。这一身装扮，还真是把他搞得粗犷和刚劲了一些。那时的交通远没有今天这样便捷，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他才辗转抵达格尔木火车站。你说巧不巧，王华礼刚刚走出出站口，竟然与杨欣碰上了。杨欣不认得他，但他几乎一眼就认准了杨欣。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浑身散发出一股历尽奇险的江湖气息，尤其是他那浓黑茂盛的大胡子，这个特征太明显了。王华礼没有丝毫犹疑，快步上前跟杨欣打招呼，请他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

杨欣是一个爽快的汉子，却没有轻易答应，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志愿者或是出于好奇的心理，想来可可西里看看，或是单纯带着一腔热情而来，这两种情况都是坚持不下来的。对于可可西里，杨欣比这些志愿者要了解得多，可可西里从来不跟你讲感情，一个志愿者若没有强健的体魄加上顽强的意志，仅凭一时心血来潮、一腔热血、一股激情，那是坚持不下来的，别说一个月，一天也坚持不下来，到时候刚把你送进去，又得立马把你接出来。此前，有个志愿者刚刚从格尔木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一下车，连行李还没有搬下来，他就高反发作了，脸色发紫，呼吸困难，不断呕吐，杨欣只得又把他连夜拉回了格尔木。还有一位志愿者在可可西里待了两天就出现了感冒症状，脑门发热，浑身发冷，杨欣又只能赶紧派车把他接回格尔木。可见，杨欣对于志愿者的严格挑选乃至挑剔还真是非常有必要的，来之前你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提前服用预防高反和感冒的药物，否则来了之后，非但发挥不了志愿者的作用，反而给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添乱。那时“绿色江河”经费紧缺、人手紧张，哪有精力这样来回折腾、浪费宝贵的资源，从格尔木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往返一趟成本有多高啊。

尽管杨欣一直紧闭着嘴巴，但王华礼又怎会轻易放弃这样一次绝好的机遇？他觉得这偶然的邂逅就是天赐的缘分。他像骆驼一样驮着一个大行李袋，一路上追赶着杨欣，他没有向杨欣乞求，但那一股誓不回头、绝不轻言放弃，还有那负重前行的执着劲儿，却让杨欣一一看在眼里。他总算给了王华礼一个暂时进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机会。当时已是7月中旬了，这个月已经招募了两个志愿者，王华礼就算是一个添加进来的临时志愿者吧。

每个志愿者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在翻越昆仑山口时，先要在索南达杰的雕像和纪念碑前献上圣洁的哈达和鲜花，然后庄严宣誓：“为了可可西里，献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月！”

每个志愿者第一次走进可可西里，都是“张大嘴巴喘气，晃晃悠悠走路”。王华礼从零海拔的南海之滨来到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可可西里，最担心的就是高原反应。还好，进站的第一天，他暂时还没有出现高反症状。这次来可可西里，他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是进行了几个月的体能训练，还在出发前一周就开始吃抗高反和预防感冒的药物，现在看来，这些准备是奏效了。接下来，最要紧的是让自己放松下来，躺平了，踏踏实实睡一觉。最好是空腹，喝点葡萄糖就可以了。但在这里想要踏实地睡一觉也是奢侈的，高原反应会在你昏昏沉沉的时候袭来，使你难以进入深层的睡眠。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还容易做窒息、溺水一类的噩梦，你感觉自己醒着，甚至能够清楚地听见窗外的风声，但你想要呼喊却喊不出声，身体也无法动弹，就像鬼压身一样。这是梦魇，在空气稀薄的地方，这其实是大脑缺氧的一种反应。

这一晚，王华礼好像不是睡过来的，而是挣扎过来的。当他从床上挣扎起来，头痛、胸闷、耳鸣一齐袭来，脸色发紫，嘴唇发青。两个在这里坚守了半个多月的志愿者都关切地打量着他，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装作没事一般，一双手却像患了帕金森病一样止不住地颤抖。两个志愿者告诉他，高原反应是正常现象，只要在心理上放松了，就会慢慢适应的。王华礼也是这样做的，他吃过早饭，就投入了志愿者的日常工作，帮着两个志愿者测温度，测水质，做饭，打扫卫生，捡垃圾，这儿所有的活儿他都抢着干。为了尽快适应这缺氧的环境，每天早晚洗脸时，他都会将嘴、鼻扎进水中苦练在缺氧的状态下呼吸。这一带空气的含氧量只有正常情况下含氧量的一半，而水中的含氧量则只有空气含氧量的五分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他还真是渐渐习惯了高寒缺氧的环境。

王华礼干了半个来月，就到了7月底，眼看他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了，杨欣决定将他正式接纳为8月份的志愿者。作为一个正式志愿者，王华礼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查。这里还有一个大背景。就在王华礼抵达可可西里前的一个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线开工了。这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也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的第一条铁路。当梁从诫先生得知青藏铁路要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时，他老人家对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非常关心，再三叮嘱杨欣和“绿色江河”的志愿者们一定要仔细看看，先要摸清哪里是野生动物比较密集和活跃的地方，再选择在哪里预留迁徙通道。而对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人口普查，可可西里是无人区，藏羚羊和各种野生动物就是这里的居民，只有掌握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才能全面客观地了解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生存状况。但野生动物调查比人口普查要艰难无数倍，可无论有多艰难，这是王华礼等志愿者要承担的义务。当然，这对于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若能亲眼看看那些传说中的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高原狼、棕熊，这一辈子也是值得的。

每次，他们都要沿着青藏公路，从昆仑山口到五道梁一路调查过来，一个来回就是两百多公里。那时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有一辆吉普车，这辆车在当时已是一个老“病号”，一路上频频出故障，修车的时间有时候比开车的时间还多，好不容易修好了，开了一会儿又趴窝了，志愿者们都成了推车族。这车实在推不动了，那就只能搭乘青藏公路上的顺风车。王华礼和同伴只能站在路边上，一直不停地对着路过的车辆使劲招手，生怕对方看不见他们。但那些跑长途的大货车司机一个个都很警觉，加之驾驶室座位有限，很少有司机停车搭载他们。当一辆大货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时，那一股迅猛的气流夹杂着飞沙走石总要裹挟着他们猛地往前蹿上几步，无论是这样被动的往前蹿还是主动的追赶，他们都只能“望风兴叹”“望尘莫及”。若是在一两个钟头内能拦到一辆顺风车，那就是走大运了。

哪怕搭上了顺风车，他们也不能随叫随停，人家司机都要赶路。青藏线上的货车时速一般在六十公里左右，他们只能在这样的行进速度中隔着车窗玻璃观察。一路上，他们要记住经过的每一个里程碑，以此确定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同时将视野尽量放远，在观察时还要微微闭上眼，一是为了聚光，二是为了防止眨眼。由于车内车外的温差很大，车窗上往往会起雾，他们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擦窗子，一天下来，眼花手酸，连胳膊都酸胀得抬不起来。那时候在青藏公路沿线很难发现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一旦发现那就是他们最惊喜的时刻，也是最冷静的时刻，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数清野生动物的数量，在颠簸的车上迅疾记下发现的地点和数量，这文字和数字往往只有他们自己认得，有时候连他们自己也要反复核对和辨认，而野生动物调查就是一个反复核对和辨认的过程。他们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野生动物调查，而在同一地点往往要进行多轮调查。

青藏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很多，有时候搭顺风车还有可能把命给搭进去。有一次，王华礼和同伴在五道梁一带调查野生动物后，在返回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途中，他们搭乘的一辆顺风车突然“嘭”地一响，前轮爆胎了！这大卡车一旦爆胎，车子一下失控，那是非常危险的。眼看卡车依然在惯性的驱使下飞奔，既不能猛踩刹车，又控制不住爆胎带来的失重状态，为了不撞上迎面开来的车辆，司机只能往公路边上开，但那方向盘已经掌不住了，眼看就要冲下路坎下的陡坡，几个人都骇然变色，脸色惨白，感觉一只脚都踏进了死亡的门槛。幸亏，那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他果断地调整方向，然后轻点刹车渐渐减速，一辆倾斜的大卡车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了一里多路，最后在冲下路基前终于刹住车。几个人在车上怔怔地待了几分钟才缓过神来，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从死亡的边缘又回归到生的境界。

在这生命禁区，志愿者哪怕坚守一个月，都已拥有非同一般的意志了，而王华礼在可可西里则是超期“服役”，干了一个半月，超额完成了担任志愿者期间的各项工作。然而，这一个半月的志愿者生活，对于他还只是序曲。这年12月，早已回到广东的王华礼又得知一个消息，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长期值守的常务管理人员高兴要回家休假，加之保护站当时没有经费维持冬天的能源消耗，原本打算降下旗帜，暂时关门，等到来年天气回暖后再招募志愿者。但杨欣几经犹豫和思索后觉得，保护站冬天也不能关停，无论环境保护工作还是招募志愿者的工作都应该是持续的，一旦中断就是不完整的。既然不能关停，那就要招募两名特别能吃苦的志愿者，驻守在冬季的保护站。王华礼闻讯之后，随即给杨欣打电话，自告奋勇再做一次志愿者。由于他对可可西里已有所了解，对保护站的工作也挺熟悉，的确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杨欣还是一再跟他强调，可可西里冬季的环境比夏季要残酷得多，工作条件也要艰苦得多。但王华礼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他于12月下旬又从温暖如春的岭南奔赴冰天雪地的可可西里。

在高兴回家之前，王华礼和一位叫扎多的藏族志愿者赶到了格尔木。高兴从车站接上他俩后，又在格尔木采购了两个月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几个人就像即将过冬的松鼠一样，在商店和市场里不停地采购、搬运，装了满满一皮卡车。当他们翻越昆仑山口时，几个人又特意下车拜祭索南达杰的英灵。一个多月前，昆仑山发生了里氏8.1级的强烈地震，昆仑山口纪念碑被震得四分五裂，散落四周，一片狼藉，唯有索南达杰纪念碑依然屹立在那里。几个人清扫了纪念碑基座上的积雪，献上哈达，摆上水果，打开一瓶青稞酒，按藏族的礼节洒向天地，祈愿索南达杰在天之灵感受到后人对他的缅怀。随后，他们在碑前深鞠躬默哀十分钟。此时的温度已逼近零下四十摄氏度，王华礼浑身上下穿了七八件衣服，依旧能感受到刺骨的寒冷，在默立片刻后，十个脚指头都没有了知觉。

抵达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恰好是2001年12月30日，一年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一夜过后，他们就在可可西里迎来了2002年的第一个早晨。王华礼一早起来，推开门，哗——新鲜空气一下涌了进来，浑浑噩噩的脑子一下清醒了。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干净、最清新的空气，清冽的，凉丝丝的，带着冰雪的味道。在别的地方你绝对呼吸不到这样的空气，只是太冷冽、太稀薄了。

对于可可西里的冬天，我在此前已有描述，但那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转述，而对于这些守望者，这里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们生命中最深刻的体验。

谁都知道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很有意义，在可可西里几乎每一项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早、中、晚定时测温，记录一天的最高和最低温度；监测工作人员的身体情况，设备运转、天气变化、风力水文等情况；每周还要进行一次野生动物调查。每隔三天，他们要通过卫星电话将数据传回“绿色江河”办公室。那时候，保护站采用的还是海事卫星电话，每秒只能传输2.4KB文件，每分钟收费2.3美金，收发一次数据的费用都在一百元人民币以上。这在“绿色江河”创办初期，几乎是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而节省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提高效率。为此，王华礼每次在传输之前都会做好精短高效的文案，几乎像拍电报一样。

这也是王华礼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寒冷、

枯燥而又漫长的冬天，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缓慢。随着年关越来越近，青藏线上的车辆也越来越少。越是阒无人迹的地方，野生动物越多，茫茫雪野上布满了它们的爪印，也留下了王华礼和扎多的足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苏东坡的诗句，王华礼上大学时就时常吟诵，但直到此时此景他才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况味。清水河畔，一直是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有时候跑来一群藏羚羊，有时候跑来一伙藏野驴。入冬之后，这些野生动物的皮毛又厚实又漂亮，反而显得特别活跃。王华礼和这些野生动物互相打量着，他每天都要记下它们的数量和活动情况，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其实是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最好的状态。

在保护站那高高的瞭望塔上，王华礼和扎多时常看见一只高原上的雄鹰。你不知它是何时飞来的，也不知它是何时飞走的，它总是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强势姿态进入他们的视线，也是可可西里的守望者。这一带兴许就是它冬天的领地，你看它兀立于雪花纷飞的塔顶，对抗着一阵一阵的狂风，那是一种傲视风雪、坚守高原的姿态。鹰是赫赫有名的千里眼，哪怕风雪弥漫，那犀利的眼睛也能把荒原的猎物看得一清二楚。

但凡有鹰隼出现的地方，往往就会有藏狐出现，这是老鹰捕食的猎物。一只银灰色的藏狐经常光顾这里，而有藏狐的地方往往又有高原鼠兔，藏狐是高原鼠兔的天敌，一天就可以捕捉五十只鼠兔。从老鹰、藏狐到鼠兔，一条食物链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些鼠兔也很机灵，为了躲避天敌，有时候会钻进保护站的房子里来。这些小家伙不是保护动物，还会在保护站里四处折腾，但王华礼和扎多也不会追打它们，他俩总是弓着背，双手手掌向外贴地，像哄孩子一样请它们出去。谁都说狐狸狡猾，王华礼却觉得这家伙好可爱。他经常逗它玩，把火腿肠撕成一小块一小块，远远朝它扔过去，它一个纵身飞跃，在空中一口叼住火腿肠，然后蹲在雪地上慢慢享用。吃完了一块，那眼睛又滴溜溜地看着王华礼和他手上的火腿肠。那是一双灵动又魅惑的眼睛，王华礼差点又扔给它一块。但他忽然把手缩回来了，这次不扔了，他把火腿肠慢慢递向它。当藏狐慢慢伸过头张开嘴要咬时，王华礼又慢慢把手收回来。藏狐垂涎欲滴地看着他手上的火腿肠，却再也不敢靠近他。这是一次有趣的测试，他想看看一只藏狐同人类能保持多远的距离。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对野生动物这样友善，而食物往往是人类诱捕或诱杀野生动物的诱饵。这只机警的藏狐，无论面对怎样的诱惑，对人类一直保持足够逃离的安全距离。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密码和生存绝技，否则早就灭绝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只藏狐天天过来，而王华礼从来不会把这只藏狐喂饱，那会使它对人类产生依赖，再也不愿去捕捉鼠兔。这只藏狐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每次捉到鼠兔后，都会到保护站门前来炫耀一番，王华礼总是伸出大拇指，啧啧啧地夸奖它。他不知道这家伙听不听得懂，但它一高兴就会摇着尾巴满地撒欢，看上去还在对他笑着卖萌呢。

倘若没有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王华礼真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漫长的日子。终于熬到了除夕，这保护站只有两个人，但两个人也要过年啊。王华礼和扎多正商量这年怎么过呢，一个电话打来，扎多被可可西里管理局临时抽调参与一次抓捕盗猎分子的紧急行动。扎多一走，只剩下王华礼一个人驻守在保护站了。当夜幕降临，这茫无际涯、荒凉冷寂的土地上，王华礼一个人孤单地坐在火炉旁，他不停地往火炉里加着驴粪，只想把火烧得更旺一点，那燃烧的声音和光亮让他感觉自己还是活着的。在难以名状的孤独和恐惧中，他一点也不觉得饥饿，但还是把最后一碗冻饺全都放进了锅里，这饺子竟然煮成了一锅稀溜溜的面片汤。王华礼一口一口地扒拉着，不知是什么滋味。填饱了肚子，夜晚变得更漫长了。他很想听听人的声音，很想给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父母亲打个拜年电话，他拿起话筒，听着电频的颤动声，他的心也像电频一样颤动，但他又慢慢放下了，这卫星电话费太贵了，哪怕是一声简单的问候，在这里也是一种奢望。

那是王华礼平生第一次度过的一个人的春节，而接下来依然是他一个人坚守，扎多一直没有回来。直到2002年2月末，他终于从“绿色江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看到，高兴和一位重庆志愿者即将来到保护站，这意味着王华礼作为特别志愿者的使命即将结束。在等待的日子里他也没有闲着，除了完成一个志愿者每天的日常功课，他还把保护站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为新来的志愿者整理好床铺。在手脚不停的忙碌中，他享受着一种如迎候亲人般的期盼与喜悦。两天后，一辆吉普车从格尔木的方向远远驶来，那已是可可西里的黄昏，王华礼站在瞭望塔上不停地向吉普车挥手，生怕车上的人看不见他。吉普车在门口刚刚停下，王华礼就冲上去打开了车门。一个人在无人区待久了，看到每一个人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他同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拥抱和握手，连那吉普车都想去拥抱一下，此时此刻，他真有一种回到人间的感觉。

高兴知道王华礼喜欢吃格尔木的凉皮，特地给他买了两份。一个人若是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肚子似乎怎么也吃不饱，一直都想吃，只有这样才能填补对饥饿的恐惧。一个人在无人区待的时间太长了，一旦见到了人，那话怎么也说不完。那天，王华礼从黄昏一直讲到深夜，嘴巴一直没有停过，直到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他还在讲个不停，那也许是梦话吧。

就这样，一个来自南海之滨的志愿者，从零海拔走向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可可西里，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驻守了三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超期“服役”，也超额完成了“绿色江河”交给他的任务。有人说，即便他什么也没干，只要坚守在这生命禁区，就已是生命的奇迹了。王华礼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年的选择，可可西里是他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圣地，他以爱的名义来到这里，最终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回到广东后，他担任了“绿色江河”广东志愿者招募人，还与一名深圳的环保志愿者共同发起成立了“绿色珠江”民间环保组织。他觉得大自然也是一个由活生生的生命组成的活生生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那句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么多年里，他一直坚持做环保公益事业，在他看来，“做环保就如同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从2001年至2004年，先后有一百多名志愿者参与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查，收集了二千多组数据，“绿色江河”根据野生动物迁徙、栖息的分布情况，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当时最详细的野生动物调查报告和 《关于青藏铁路施工单位基地选址及铁路建设分段施工的建议书》，对青藏铁路在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保起到了关键的参考作用。这是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大型工程环保决策的一个成功案例。

除了野生动物调查，可可西里的志愿者还要对青藏公路沿线垃圾分布及污染情况进行调查。从昆仑山口沿青藏线至唐古拉山脉，这一带既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源区，如今这两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已被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在这儿你能看见世间绝美的风景，但在这绝美的风景中还有谁都不想看见的东西：垃圾，垃圾，垃圾……一路上都是过往司乘人员和外来人员随手抛下的垃圾，大都是不可降解的白色垃圾，最多时，路边上的垃圾已经没过脚踝。这长达四百多公里的青藏线，沿途穿越的基本上是无人区，对乱扔垃圾的现象一直难以有效监管，难以建立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的有效机制，白色垃圾沿着青藏线两侧泛滥蔓延，随风飘散，甚至会被狂风吹刮到可可西里腹地和长江源头的雪山冰川，直接威胁长江源的生态安全，严重影响高山草甸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很多野生动物因误食垃圾而生病死亡。经过对死亡动物进行解剖，发现它们肚子里填满了不可降解的垃圾，包括聚乙烯、食品包装纸等，这是它们吃草或捕食时带进去的。遭受伤害的又岂止是野生动物，供亿万人畅饮的母亲河从源头就开始被污染了。很多游客万里迢迢跑来看可可西里和母亲河的源头，竟然随手就把垃圾扔在这里。难道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河吗？难道你们回去后就喝这发黑发臭的垃圾水吗？这是杨欣和志愿者们最恼火的，也是最无奈的。

为了给无告的大自然、无辜的生灵留下最后一片净土，可可西里和长江源的志愿者只能一边劝导司机和外来人员不要随便丢垃圾，一边沿青藏线甚至深入无人区捡拾垃圾。一直以来，这都是志愿者的日常工作之一。当你看见他们灰扑扑的、尘垢满脸的身影，就像看见了那些一路低头、弯腰、俯身叩拜的朝圣者。“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脸和手都很脏，可是心灵却很干净。”这是电影《可可西里》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又何尝不是对这些志愿者最真切的形容。有的志愿者刚来时，对此还挺困惑。一个叫陆琴的志愿者，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教师，利用暑假来可可西里做志愿者。刚来时，她一边捡拾垃圾，一边在心里嘀咕，可可西里如此之大，青藏线如此漫长，一个人能捡多少垃圾？而且你刚刚捡干净，一转身又有人丢垃圾，何时才是个尽头啊？这让她感到深深的无奈甚至是绝望，垃圾是永远也捡不完的。但她慢慢发现，尽管垃圾捡个没完，但这捡拾垃圾的行为比口头上劝导司机和游客更有效，有的人一看志愿者在一点一点地捡拾垃圾，赶紧把刚扔掉的垃圾又捡回去了，还有的人甚至开始捡别人扔掉的垃圾。那一刻，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忽然觉悟到这捡拾垃圾背后的意义，那就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这看似寻常的工作，一到这样的高寒极地就非同寻常了，连走路、低头、弯腰、弓背、捡拾这样简单的动作做起来都非常吃力，令人头疼不已，但志愿者们都咬着牙一天一天坚持下来了。为了捡拾垃圾，有的志愿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2年12月1日，一位名叫冯勇的志愿者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野鸭湖一带不幸遇难，为这伟大的荒野献出了年仅二十一岁的生命。他是在可可西里牺牲的第一位志愿者，也是继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之后又一个在和平年代为守护可可西里而捐躯的环保卫士。

冯勇，1981年8月出生于四川成都，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是武警总队新疆某支队的特种兵，多次立功受奖。2000年退伍后，他深受环保卫士索南达杰精神的感召，加入了“绿色江河”志愿者队伍，并被选拔为2002年的第十一批环保志愿者，于当年11月份入驻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据杨欣介绍，事发的前一天是2002年11月30日，这月底的一天，正处于11月和12月的新老志愿者交接班时间。冯勇作为11月份的志愿者，那天原本是他在可可西里坚守的最后一天，但因12月份的志愿者初来乍到，请他给予帮助指导，因此他主动将志愿日期延长半个月。12月1日，冯勇驾驶一辆老掉牙的北京吉普车，带着这两个月的新老志愿者，连他自己一共六人，一起去野鸭湖一带捡拾垃圾。

野鸭湖是楚玛尔河流域的一个湖泊，离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只有十几公里，是斑头雁、灰雁、赤麻鸭等十余种鸟类和藏羚羊、藏原羚等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这里原本是让野生动物向往的净土，令人头疼的是，从青藏线刮来的垃圾散落在湖泊周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清理。那天，冯勇在野鸭湖捡到了一只灰雁，这只灰雁大约是因误食塑料垃圾无法消化，一直痛苦地挣扎，冯勇脸上也是痛苦的表情。一位志愿者拍下了照片，这是对世人最好的警示。谁也没想到，这张照片竟然成了冯勇的遗照，而他最后留给世间的是一个痛苦的形象。

那天下午，冯勇开车，在返程途中，那辆老掉牙的北京吉普猛地颠簸了一下，跌进了一条被积雪覆盖的冰沟，车子一下趴窝了。冯勇下车检查后发现，由于车子发动机固定支架断裂，传动轴挂不住了，这车一时半会儿修不好。那已是下午两点多，风雪越来越大了。别看这里离保护站只有十多公里，在这风雪肆虐、狼群出没的生命禁区，没有车，几个人是很难靠两条腿走出去的。那时他们没有移动通信设备，这无人区也没有手机信号，唯一能发出求救信号的只有求生哨，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根本无法与保护站取得联系。冯勇和几位志愿者商量后决定，其他志愿者先在车里躲避风寒，等待救援，他独自徒步去保护站寻求援助。谁都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但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毕竟，冯勇在这里已干了一个月，在几个志愿者中，他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野外生存经验也是最丰富的。

李亮也是一名来自成都的志愿者，他是一名业余登山运动员。据他后来追忆：“冯勇朝保护站方向出发了，走出一段距离后，我担心他找不到外援，或者外援进来后无法实施救援，到时我们就要被迫在野外过夜，想起杨欣说过的，一旦车坏了万不可在外过夜的话，我就急忙呼喊冯勇，另一名志愿者阿古也吹响求生哨，冯勇回过头朝我们看，我马上打手势告诉他，我们准备朝公路直线方向徒步突围出去，但不知他是否明白了。”

从接下来的事实看，冯勇显然没有看明白李亮的那个手势，他继续按原计划向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方向走，走了几个小时，才走到青藏公路边。当时，南化集团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道正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一带施工，冯勇在工地求得了他们的帮助，准备了棉被和足够的食品、饮用水后，又告知在保护站值守的、一个叫“感觉”的志愿者，他和工地司机李明利一起进山拖车，救援被困志愿者。

应该说，冯勇准备得很充分，想得也很周到，但他不知道，当他再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时，李亮和其他志愿者已于当晚七点左右徒步返回了保护站，“感觉”告诉他们，冯勇已和南化集团的一位司机去救援他们了，驾驶的是一辆双排座“东风小霸王”，还带了足够的饮用水、食品和油料。几个人一听都放心了。后来有人追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连夜赶去救援？李亮是这样解释的：一开始他们都觉得冯勇他们驾驶的“东风小霸王”性能很好，是能够在复杂路况下行驶的一员“猛将”，加之冯勇是有备而去，就算再度被困，饮用水、食品和油料也是充足的。而据李亮等志愿者当时估计，冯勇他们往返一趟，在那样复杂的路况下，加上拖车的时间，至少要四五个小时。当四五个小时过去后，已是深更半夜，那时候在青藏线上已经很难找到救援车辆，就算找到了，在风雪弥漫、夜幕笼罩的无人区也辨不清方向，若冒险闯进去不但实施不了援助，反而有可能一起被困在里边，那就更麻烦了。

若设身处地想，李亮他们这样的考虑的确是冷静而理性的。但他们也很纠结，很矛盾，几个人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了那个最黑暗、最寒冷的夜晚。那天晚上，他们一直干瞪着眼盼着冯勇安全返回。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一直等到翌日天亮，冯勇还是不见踪影。12月1日早上，李亮和“感觉”在青藏公路上求得了一辆救援车，随即一起进山搜寻。上午十一点半，他们才在茫茫雪野中找到了昨天陷车的地方，发现两辆车都陷在河滩中，“东风小霸王”的发动机还没熄火，但里面没有人。当他们打开北京吉普的车门时，猛地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冯勇蜷缩在汽车座位下，脸朝天，睁着眼睛，嘴角流了一点白沫，全身已冻僵。司机则裹在一条被子里，躺在后排座上，没有呼吸，脉搏已停止跳动。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将两人送往邻近的中铁十二局第一卫生所抢救，但两人已无生命体征，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

造成这次悲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可可西里正值隆冬季节，当晚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而越是严寒，大气中的氧气越是稀薄，高原反应加之急性失温是致命的原因；二是汽车一直发动取暖，造成典型的车内封闭环境中的一氧化碳中毒。经医生检查确认，两人是“因冻僵、一氧化碳中毒、呼吸循环衰竭遇难身亡”。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悲剧是因为内地的志愿者缺乏野外生存经验而造成的。

对于前者，大家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但对于后者，绝大多数人均不认同。这些招募来可可西里的志愿者综合素质都是非常高的，“绿色江河”每年从成千上万的应征者中严格挑选三十名志愿者，第一个条件是热爱生态保护、热爱野生动物。诚然，在这生命禁区，仅有爱心是不够的，还得身体健康，无心肺疾病、消化道疾病、风湿病和精神疾病，年龄四十五周岁以下，文化程度大专以上，含在校大学生，最好有一定的野外生存经验。对精挑细选出来的志愿者，在进入可可西里之前还要在格尔木做全面体检和适应性训练，对不能适应高原环境的则劝其返回。而冯勇此前还是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的特种兵，从综合素质、野外生存经验和驾驶技术看都是相当出色的。而救援司机李明利年仅二十六岁，是一位常年在青藏高原施工的驾驶员，其体能和经验自不用多说。有人痛心地说，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偏偏又落到了两个不该发生的人身上。

悲剧发生后，一时间在外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追问，如何保护环保志愿者的生命安全？有人甚至质疑，这种民间环保组织还要不要办下去？杨欣和“绿色江河”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给可可西里的志愿者招募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压力最大的莫过于杨欣，他悲痛地说：“这是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站以来遭遇的最大损失。”

事实上，当时招募志愿者的不只是“绿色江河”，可可西里管理局也顺应全国各地环保志士的迫切要求，从2002年1月开始向全国各地招募志愿者。一家是民间环保组织，另一家是国家环保部门，他们共同的目的就是保护可可西里。尽管冯勇是“绿色江河”招募的志愿者，但出事后，可可西里管理局上上下下也感到非常悲伤，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和不冻泉保护站为这两位不幸遇难的年轻人降半旗致哀。随后，在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这起悲剧性的事件最终得到了稳妥的善后处理，一场风波才渐渐平息下去，“绿色江河”和可可西里的志愿者工作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这起悲剧性事件，对于当时留守在可可西里的志愿者也是严峻的考验，在面对冬季严酷的环境和失去战友的双重压力下，是走？是留？如果这时候他们提前撤退，是情有可原的，他们的家人也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但这些志愿者深知，一旦提前撤退，将给接下来的志愿者招募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最终都选择留下来，一如李亮所说：“你既然选择了做志愿者，就得坦然面对这一切，你就得拼着命地坚持下去。”他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坚守下来了，直到最后一天，这是他们在索南达杰的英灵面前立下的誓言：“为了可可西里，献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月！”

冯勇则以另一种方式永远驻守在可可西里，一位诗人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他把梦留在了可可西里，在长江源，在唐古拉和昆仑之间，他永远地睡去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可可西里还演绎出了一段凄美的传说——

有两个来自大城市的环保志愿者，一个叫勇儿，一个叫瑛儿，他们一同走进可可西里。那时候，可可西里只有索南达杰这个唯一的自然保护站，但在可可西里北大门不冻泉和南大门沱沱河分别设了两个观察站。不冻泉离格尔木最近，条件较好，作为女生，瑛儿得到了照顾，被分到了不冻泉。沱沱河是离格尔木最遥远的一个观察站，也是当时条件最艰苦的观察站，勇儿是一位阳刚帅气的小伙子，主动请求去沱沱河观察站。那时的沱沱河观察站，就是在一个叫二道沟的山坳里搭拉了一顶大帐篷，里面除了床，什么都没有，住在里面，寒气和潮气给人一种直逼骨髓的感觉。勇儿要在这里进行野生动物调查，每隔十天半月就要去不冻泉递交报表。每次见到瑛儿，他只讲自己在沱沱河的趣闻趣事。勇儿还告诉她，他发现了一种很美的植物，会开细小的、淡淡的花，那纤弱的身体总是伏在石缝中躲避着风雨的侵扰，到下次送报表时，那花该开得最美了，他就采摘几朵给她带来。他说这些时总是笑呵呵的，从来不提一个苦字。但瑛儿从别的同伴那里早已得知沱沱河那边的条件有多恶劣，从勇儿的脸上也能看见他所经历的苦难。每次短暂的相聚后，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勇儿多准备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并把每次离别后的思念写成文字给他带去。两个人就这样彼此牵挂着，苦苦地等候着又一个相聚的日子。

一天，又到了勇儿送报表的日子，瑛儿一大早就等着勇儿的到来，她想象着与勇儿见面的情景，想象着勇儿将要给她带来的那种细小的、淡淡的花。这也是勇儿最后一次送报表了，他们作为志愿者的期限将满，之后他俩就要将报表资料移交给下一批志愿者，然后一起回到南方那座温暖的城市和他们自己的家了。瑛儿不时走到门外，朝着唐古拉山的方向遥望，阳光是那样刺眼，明亮亮地照在雪地上，让她睁不开眼睛。直到太阳当顶时，瑛儿才发现开来了三辆小车，从车上下来的都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领导，她自来到这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领导来到不冻泉观察站，而这些领导都齐齐地围在她的身旁。瑛儿怔怔地望着这些不熟悉的人。

当一位领导拿出勇儿全部的东西，包括栽着一株小花的牙缸，默默地放在瑛儿的小桌上时，她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嘴唇颤颤地动了几下，她已听不清领导在说什么。天空中那明晃晃的太阳，刺痛的已不是她的眼睛，而是她的心。瑛儿昏了过去，她不愿相信那是真的……

西部歌手刀郎在一次采风中，听到了这个流传在西海——可可西里的故事，为勇儿和瑛儿的爱情故事写下了一首《西海情歌》，这是一首情歌，也是一曲深情的志愿者之歌——

无论悲壮或凄美，从可可西里到长江源，杨欣和“绿色江河”的志愿者一直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在保护可可西里的同时，他们又在长江源开辟了一个新的根据地，自筹资金兴建了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该站已于2012年9月30日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一座两层的藏式风格的喇嘛红小楼，坐落在唐古拉山镇的沱沱河大桥边，海拔4540米，背景则是万里长江的第一桥——青藏铁路沱沱河大桥。这座保护站也是沱沱河沿岸的一座地标性建筑，采用环保节能材料，置有太阳能发电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为长江源的环保建筑和节能、污水处理、垃圾回收做出示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鲜明醒目的存在，藏民还给它起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小布达拉，而它的正式名字是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布达拉是藏民心目中的圣地，这座小楼守望着长江源头的一片净土，在牧民的心目中也是圣洁的。

在这座保护站建成之前，杨欣和“绿色江河”志愿者对长江源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多年调查，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垃圾泛滥正在成为长江源乃至青藏高原最大的环境问题。长江每年从源头开始，向海洋输送约八百万吨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为了保护长江源的生态环境，“绿色江河”除了招募志愿者捡拾垃圾，还在牧区推出了“垃圾换食品”活动，牧民只要将分散在牧区的垃圾收集起来，带到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即可交换大米、蔬菜、食用油等食品。这一招还真是实在有效。每隔两三天，就有牧民开着汽车、摩托车将一袋袋垃圾送到保护站，换取食品后又兴冲冲地开走了。对于途经可可西里和长江源区的司机，杨欣则发起了“带走一袋垃圾，呵护长江水源”的活动。

这些举措对可可西里和长江源的垃圾泛滥有所缓解，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呢？经过多年的探索，杨欣又在“绿色江河”推出了一种新型垃圾收运模式——“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置”，这是从垃圾回收、运输到处置的一条龙式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沿青藏线的各个节点建设十八个“青藏绿色驿站”。这一项目从2017年开始启动，第一期工程是在格尔木到唐古拉山镇四百多公里的路段建立六个站点，并于当年建成投入使用。在这里，长途货车司机和自驾游客可以落脚休息，顺便将车上的垃圾留下。那些生活在“绿色驿站”周围的农牧民，也可以将家中的垃圾送来，用垃圾换取生活用品。这十八个绿色驿站全部建成后，将建立起一套覆盖回收、运输和处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体系，每年可以从长江源带走上百万件垃圾，为高原垃圾的回收和运输做出示范。

追溯可可西里志愿者的足迹，从2001年时的每年三十人，到现在每年超过两百人，一批批志愿者走进这生命禁区。“为了可可西里，献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月！”这是每一个志愿者都必须立下的誓言。他们在各保护站参加值勤、巡护、野生动物调查和救护、捡拾垃圾等日常工作，每个人都感觉一个月的时间实在太短，有的来了一次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有的父亲来过了，儿子又会接着来。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在一个月的志愿者活动结束后，跟随那南飞的候鸟、北归的大雁回到各自的家乡，依然在为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而奔走呼号。

不过，现在的志愿者已与过去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里就以“爱在可可西里”实践团为例吧。2017年，这一大学生环保志愿者组织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高犇是“爱在可可西里”实践团的发起人之一。可可西里第一次出现在高犇的人生里，是高二的一节生物课，老师带着全班同学观看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那藏羚羊尸横遍野、盗猎者引吭高歌的画面，以一种强烈的反差和极其震撼的色彩，冲击着高犇的大脑，让这个少年的内心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从那时起，他就想要走进可可西里，像索南达杰一样用生命保护生命。2017年，可可西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这让高犇非常振奋。这位十六岁的少年，正在南航读大一，他随后便和几名同学发起成立了“爱在可可西里”实践团，并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十几位同学一同奔赴可可西里。

高犇说：“2017年是我们的拓荒年，我们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可可西里。”这是第一批新时代的大学生志愿者，同前辈们相比，他们有着更现代的环保理念和科技手段，他们将发挥这一代人的聪明才智在可可西里描绘出不一样的图景。而他们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可可西里的宣传方式。以前，青藏公路沿线的四座保护站，都是游客们了解可可西里的一扇窗口。由于保护站常驻工作人员只有三四个人，他们又要承担艰巨的巡山任务，几乎抽不出时间给游客讲解，只是给游客准备了一些宣传单。这些大学生志愿者一来，便承担起面向游客的宣讲工作，但这种传统的讲解却是费力不讨好，覆盖面也太小。为了突破保护站线上活动时间的限制，“爱在可可西里”实践团便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对可可西里现有展厅进行了网络化升级，还开发了一个同名微信小程序——爱在可可西里。他们在这小程序里加入了团队公众号的语音讲解，将可可西里分为地理环境、动物王国等七个板块，向游客展示和讲解可可西里的故事，同时为游客提供导航和沿途旅游信息。这一小程序每天能为千余名游客提供讲解服务。这既大大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压力，又为游客提供了便捷的服务，更扩大了宣传覆盖面，提高了传播效率。

高犇还带着团队里的航拍达人，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放飞无人机，拍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画面，再制作成生态环保的公益视频。从2017年到2020年，他们先后制作完成一部公益广告、两部短片和三部纪录片。这些视频和纪录片的点击量高达一千万次，纪录片《爱在可可西里》参评多项比赛和影展并获奖。通过这些视频和纪录片，你可以看见碧绿的湖水、圣洁的雪山、高山草甸和活蹦乱跳的野生动物。当看着这些活泼可爱的高原精灵，以及它们惨遭杀戮的历史照片时，谁都会献出自己的爱心，用行动去支持可可西里的保护工作。

他们还自主设计有着可可西里特色的文创产品，在文创微店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展厅义卖，这些产品的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可可西里的元素和环保理念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印有藏羚羊图案的帆布包、T恤，还有融合了可可西里自然景观与花卉特色的丝巾，都是游客争相购买的抢手货。他们还大胆创新，在明信片设计中引入AR技术，游客只需要通过小程序扫描明信片，就能看到立体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logo，以及可可西里的地貌图。

在讲解和义卖过程中，这些新时代的大学生把那些潜在的东西都开发出来了。从2020年起，这些文创产品同步在可可西里线上文创微店销售，效益更好了。这些都是由“爱在可可西里”实践团义务维持运营的，他们将义卖所得资金全部捐给了可可西里各保护站。高犇说：“这份捐赠不仅代表着我们，也传达着所有购买者对可可西里的关心与呵护。”

这个大学生实践团的成员大多是工科生，他们针对可可西里恶劣的高原环境，结合自己掌握的机械专业知识，为保护站优化改装了微型油泵。还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巡山途中的陷车、挖车，巡山队员们都说，若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巡山的艰险就减少了一半。这些大学生志愿者通过技术攻关，给巡山车辆安装了泥地脱陷装备，尽管目前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陷车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挖车的难度，而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攻克这道难关。此外，他们还向各保护站捐赠了众筹购买的无人机，手把手地教巡山队员怎么操作使用和维修，这也将大大减轻巡山队员的劳动强度，他们巡护的视野越来越宽了。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实践之路也越走越宽了。为保障“爱在可可西里”实践项目能够长久持续地开展下去，2018年，团队与可可西里管理局签订了协议，在可可西里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生志愿服务基地。2019年，他们又成立了“爱在可可西里”南京高校联盟，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五所高校的三十名队员组成。高犇大学毕业后，又把实践队长的接力棒交到了王睿手里。近年来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他们不得不暂停线下实践的计划，但团队一直在线上为可可西里贡献志愿者的力量，他们一直坚持线上录播课、微信小程序开发、文创产品设计，以及可可西里管理处的公众号运营，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守。

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杨欣和“绿色江河”的环保志愿者已经成为可可西里和长江源生态保护中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一由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模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当杨欣谈及他从一开始试图征服自然逐渐走向与之和谐相处时，他总是带着一种敬畏的神情说：“自然的力量是强大的，人必须适应和尊重自然。生态保护应该是隐形的，凡是明显的人类干预都是无可奈何或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权宜之计。”这其实也是梁从诫先生一以贯之的环保理念。

从杨欣到“绿色江河”的每一个志愿者，亦如梁从诫先生一样，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这一志愿者团队还参加了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19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在颁奖盛典上，主持人宣读了授予他们的颁奖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求功利，不要回报，一批一批地奔赴可可西里，跋涉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同巡山队员一起为藏羚羊迁徙保驾护航；为了让脆弱的植被不再背负垃圾和人类脚印，他们沿路捡垃圾，然后分类，运到格尔木进行回收处理。七年来，他们共清理高原垃圾八十多万件，完成青藏线垃圾调研八项。他们就是数年如一日守护长江源一片碧水青山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志愿者团队！”

杨欣不仅想把可可西里和长江源打造成天下第一洁净之地，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将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打造成一个可推广的模式，再延伸出来一些项目，并借助政府的力量把这个模式从长江源推广到三江源地区和长江流域。为了把长江沿线城市串联起来，他设计了一条绿色邮路，从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建立长江1号主题邮局，接下来在长江流经的每个省（区、市）建一个，一直延伸到上海长江入海口。而“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将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发动更多的父母和孩子或师生利用假期沿着长江游学，从一个邮局到另一个邮局，在行走中认识长江、热爱长江、保护长江，让孩子们从小就在心里种下绿色的种子，从点到线，由线到面，一条在天地间流过的自然河流，终将化作在中华儿女心中流淌的一江碧水。

这是杨欣的一个梦想。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长江很长而人生苦短，每个人的力量又非常渺小，每当他想要干一件事时都觉得太难太难了。但他觉得只要能够坚持下来，传承下去，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又感觉找到了自己坚守的意义。这句话很清醒，很实在，这兴许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精神，也是他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坚持的一个最坚实的基础。一个人在这高寒极地待上三个小时都非常难受，这个人却在这里坚守了三十多年。时常有人问他为什么能这样长时间坚持下来，他总是微微一笑说，习惯了。这让我心里怦然一动又若有所悟。如果说他当年来到这里是一种觉悟，那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对于他已成为一种习惯，这是一种更深、更自然的自觉。

每一次走近长江，面对长江，他都要向这条伟大的母亲河深深地弯腰鞠躬，但不是行礼如仪的三鞠躬，而是每次都要鞠躬十三次，这让人十分好奇。他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秘密，从他参加长江漂流到可可西里守护以来，先后有十三位与他同行的战友把生命留在了长江，留在了可可西里。这么多年来，无论经历了多少孤独、困苦和委屈，他都觉得微不足道，至少他还活着。有人把杨欣誉为“保护长江第一人”，他说，这个荣誉他担当不起，但只要活着，他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我下意识地打量着他，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而今已年届花甲，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乍一看恰似冰川消退后的雪山一样斑驳而苍凉，一脸络腮胡子在高原的寒风中瑟瑟飘荡，但那一双眼睛却依然闪烁着梦幻般的奇异光亮。

我心里也十分清楚，这个人离他的梦想还很遥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他仿佛听见了，那遥远而神秘的呼唤。

从格尔木市沿青藏公路一路驱车向南，我一直默不作声地注视着昆仑山莽莽苍苍的山影，那在阳光下闪闪烁烁的积雪寒光逼人。车上正放着一曲《长江之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这荡气回肠的歌声，一下就把我带进了长江源头。

谁都知道，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的姜根迪如冰川，那无穷的源泉、纯洁的清流和回荡在天外的涛声，最初就是在雪山冰川中孕育和诞生的，这就是长江正源沱沱河，沱沱河流经的第一个乡镇，就是被誉为“长江源头第一镇”的唐古拉山镇。而我要探访的长江源村，距唐古拉山镇还有四百多公里。唐古拉山镇原本是格尔木市孤悬于唐古拉山北麓的一块飞地，长江源村又是唐古拉山镇的一块飞地，堪称“飞地中的飞地”。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探访可可西里保护者中的第三种力量，那就是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土生土长的牧民。长江源村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移民村。穿过一座藏式风格的牌楼，眼前豁然开朗，恍若进入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世外桃源。但凝神一看，这村里不见田间小径，却有一条条宽展而整洁的村街，或交叉，或分岔，街道延伸到哪里，哪里便是一幢幢充满了藏域风情的屋舍和庭院。这村头村尾既有茂密的红柳遮挡风沙，那房前屋后又有挺拔的白杨、云杉和柏树绿荫掩映，还有蓬蓬勃勃的灌木和恣意绽放的格桑花，看上去，比那桃花源中的“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多了几分率性自然。

往这春天的村庄里一走，那可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我还真是迷失了方向，在这村里转了几圈，几经打听，才找到了更尕南杰老人的家。他是这村里的老支书，也是第一个带头从沱沱河畔搬到这村里来的牧人。若要打听长江源村的来龙去脉，没有谁比他更清楚。

一看老人那走路的姿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在马背上游牧了大半辈子的牧人。

一说到游牧生活，他老人家的话语就像沱沱河一样滔滔不绝……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游牧更自由自在的生活？看着老人那闪烁发亮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又走神了，仿佛又纵身跃上了马背，叭叭叭地甩响了牧鞭，吆喝着奔向草原的牛羊。更尕南杰一家祖祖辈辈都在那雄鹰飞不过的唐古拉山和沱沱河畔游牧，逐水而居。哪里有了水源，哪里便有草甸，哪里便有牧民搭起的帐篷和他们放牧的牛羊。牧人们时常在草甸上围成一圈，一边热乎乎地喝着铜壶里的酥油茶，一边放开喉咙对着格拉丹东雪山歌唱，他们最爱唱的是《拉姆梅朵》，这首古老的藏歌我是听不懂的，但我能感觉到这歌声里洋溢着牧人们的快乐，那是从草原上直接生长出来的浪漫而快乐的天性。

谁又知道，这些快乐背后有多少艰辛和苦楚？更尕南杰和他的牧民兄弟一年四季到处转场，白天在马背上啃着风干肉和冷冰冰的糌粑，夜里住的是帐篷，点的是羊油灯，把被子和毛毡往地上一铺就是床了。在海拔那样高的地方，哪怕是在高原上土生土长的牧人，躺下后也经常头疼失眠，心脏突突突地跳得慌。这还不说，就说喝水吧，别看他们守着一条沱沱河，但长江源头每年冰冻期长达九个月，只有在沱沱河解冻后他们才能喝到水，而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那就只能挖雪刨冰，用牛粪生火煮水喝。那时候，更尕南杰每天的生活都是从取水开始的。天一亮，他就背着一只水桶去冰川下驮水。走出帐篷，抬头就能看见冰川吐出的长长冰舌，但走过去少说也有三四里，那可能是世上最难走的路。从七八岁开始，阿爸就带着他去冰川下驮水，那时冰川就在长江源标志碑脚下。当他四十多岁时，随着冰川不断退缩，这条路越走越远了，也越来越难走了。冰川退缩后，留下了一堆堆尖利的乱石和野兽白森森的骨骸。哪怕穿着牦牛皮靴子，他也感到脚心一阵阵扎痛。当他战战兢兢地接近冰舌时，从风中传来隐隐的水声，那声音仿佛从某个空洞里发出，空洞很小，很深，一般人听不见，但他对水声格外敏感，听得清清楚楚，那是冰川底下融化的冰水。这冰川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变化，但冰川底下是一个个早已被掏空了的窟窿，只要用脚轻轻一踩，就会有大块的冰川坍塌。每次取水，更尕南杰都小心翼翼，先要打上三碗酥油，绑上哈达，在敬天地后，他才一瓢一瓢地舀水，这每一滴水都是神圣的。当他驮着水回来时愈加小心了，生怕泼洒了一滴水，这每一滴水都是命根子啊。

一个对水特别敏感的牧人，见证了长江源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多年来，格拉丹东雪山和姜根迪如冰川正在加速消融，而自然生态是个浑然一体、难解难分的系统，随着冰川加速消融，一系列生态灾难就会出现。这里属于长江源区的核心保护区，而唐古拉山镇境内的沱沱河流域和乌兰乌拉湖流域均位于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一个牧人，也许搞不清什么是长江源自然生态系统，什么是可可西里的原始地貌，但这高山草甸的变化，更尕南杰和他的牧民兄弟是亲眼看见了的。以前呢，他们村里只有十几户牧民，几十亩草场就能养活一头大牦牛，慢慢地，他们村里有了几十户牧民，几十亩草场只能养活一只小尾寒羊。随着人口和牛羊越来越多，从前的河床渐渐干涸了，那波澜起伏的河水变成了连绵起伏的沙滩，大片草甸又退化成了高原鼠兔出没的黑土滩。更尕南杰是个有心人，每年，他都要在黑土滩中心钉上一根橛子，一年过后再来看时，那黑土滩就已越过橛子一尺多深了，这表明草场正在急剧退化，只要一阵风沙刮过，那贫瘠的草甸就被纷纷扬扬的沙子埋住了。

唐古拉山镇是全国海拔最高的乡镇，平均海拔四千七百米，离长江源头越近海拔越高，而海拔越高植被就越低矮。那稀稀拉拉的草棵紧贴着地皮生长，每年6月初才慢慢泛出一丝绿意，一到8月下旬草甸就开始枯黄。若是遭遇了沙尘暴或暴风雪，薄薄的一层草甸就被风沙和大雪盖住了，那牛羊没有草吃就会活活饿死，这样的灾难在唐古拉山、沱沱河畔轮番上演，愈演愈烈。唐古拉山的牧民，一年到头骑在马背上，住在帐篷里，每天起早贪黑地放牛放羊，从二十世纪放到二十一世纪，每年人均收入还不到两千元。为了生存，更尕南杰和他的牧民兄弟只能不断增加牛羊的数量，吃光一片草甸就换一片草甸，牛羊越放越远，游牧的路越来越长，一直放到了长江源头的冰舌下，那草棵越来越稀了，牛羊也越来越瘦了，这草场越来越养不活这么多牛羊和牧民了。

一个在沱沱河畔游牧了大半辈子的牧人越来越明白了，牧民是靠牛羊养活的，牛羊是靠草原养活的，草原是靠河流养活的，河流是靠雪山冰川养活的，这雪山、冰川、草原、牧人、牛羊，还有像熊、狼、藏羚羊等各种野生动物，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而草场还是那么大，人口和牛羊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怎么办？

当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那就只能搬迁到一个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去。

在生态与生存的博弈中，唐古拉山镇作为长江源头第一镇，一直承担着守护长江源、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第一职责。从2004年起，唐古拉山镇决定将六个牧村的一百多户、四百多名牧民从沱沱河畔搬迁到格尔木市南郊，并在那里建起了一个生态移民新村—— 长江源村。搬迁，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长江源，逐步减少长江源生态核心区的人类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唐古拉山牧民的命运。这是在生态与生存之间的双重选择，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按说，从这高寒缺氧、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搬迁到一个海拔更低、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去，那是天大的好事啊。对于这些一年四季到处转场的牧民来说，搬家其实不算什么，但无论怎么搬，他们从来没有搬出过唐古拉山和沱沱河畔的草原，他们难以割舍的其实不是装在马褡子里的帐篷之家，而是草原和他们的牛羊，这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就说更尕南杰吧，他从小到大在沱沱河畔游牧，那游牧的本性就像体内流淌的血液，他一直在心里记着父亲弥留之际的叮嘱：“不管遇到了什么情况，你都不要丢弃这座雪山、这片草场啊！”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放下牧鞭，离开祖祖辈辈游牧的草场和牛羊。可是，若不走出这座雪山、这片草场，这牛羊已经没有活路了，更尕南杰和他的牧民兄弟眼看着也没有活路了。

那就去外边看看吧！更尕南杰翻来覆去地想了几天几夜，终于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踏上了去格尔木的路。这一走，他就成了第一个去长江源村的探路人。唐古拉山镇原本是格尔木市的一块飞地，中间隔着玉树州，而长江源村又是唐古拉山镇的一块飞地。更尕南杰走进村里一看，这遥远的飞地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遥远，离格尔木市区近在咫尺。他看到了一座崭新的村庄，一幢幢崭新的房子，家家户户都是独门独院，三百平方米的庭院，六十多平方米的住房。一个在唐古拉山的黑帐篷里住了大半辈子的牧人，在这屋里屋外、村里村外转转悠悠，那感觉真像做梦啊。回来后，他便骑着马，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游说牧民兄弟：“搬吧，那路可好走呢，那房子可亮堂呢，生活可方便呢。搬吧，从祖辈手里传下来的草原不能毁在我们手里，我们要好好传给后辈。要是再不搬，他们就再也喝不到干净的水，看不到蓝蓝的天了……”

更尕南杰是牧民们最信得过的兄弟，他的每一句话又是那样实诚，那就跟着他一起去看看吧。这看来看去的大半年里，虽说经历了不少周折，但大多数牧民在几经犹疑后，最终都决定跟着更尕南杰一起搬。就这样，更尕南杰又成了带头搬迁的第一人。他还记得，第一批牧民搬迁时是当年冬天，牧民们早已卖掉了自家的牛羊，收拾好了寒碜的家当，一大早便等着镇里安排的车辆来接。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那是最寒冷的一个冬日，呼啸的寒风裹着雪片直往衣服里钻，冷得钻心。上了车，搬迁车辆一直沿着沱沱河畔走，眼看就要告别沱沱河了，蓦地响起了一片哭声，女人们都哭成了泪人，连那些像野牦牛一样壮实的汉子也一个个哭得眼睛通红。当汽车翻越昆仑山时，大伙儿还眼巴巴地回望着唐古拉山的方向，从此，他们游牧的草场就变成了遥远的故乡。

从马背上的牧人到长江源村村民，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这是更尕南杰和唐古拉山牧民的一次集体转型。但猛地一想，他们从马背上、帐篷里搬到这里来，又能干什么呢？以前在游牧的草原上，那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牛羊吃饭，可这村里只有广场却没有牧场，这庭院里只有树木花草却没有牛羊，尽管有政府给生态移民发放的补贴，衣食住行都有着落，但这些勤劳惯了的牧民都在寻思：难道他们往后的日子就在喝酒打牌中度过吗？

这个呢，早在移民搬迁之前，更尕南杰这个村里的带头人就想过了，当地政府也想到了，若要这些移民在长江源村扎下根，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换一种活法、闯出一条活路。为此，当地政府部门在村里开办了一系列技能培训班，从汽车驾驶到摩托车修理，从玛尼石雕刻到藏毯编织，还有牲畜育肥、牛羊肉贸易和厨艺、茶艺培训班。这些实实在在的培训，都能实实在在派上用场。闹布才仁是一个头脑活络的牧民，刚搬过来时他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茫然，没事了他就到外边去转悠，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活路。这一找，他发现了一个活路，开卡车，跑运输，挺挣钱的。认准了这条路，他随即就参加了汽车驾驶培训班，又在村里第一个拿到了货车驾照。有了这个黑底金字的硬本本，他的腰杆子一下硬了，便拿出多年来的积蓄，加上一笔生态移民自主创业的优惠贷款，买下一辆东风牌翻斗车。就这样，一个马背上的牧民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握着方向盘的货车司机，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型，第一年就挣到了八万元，那腰包一下鼓了起来。他跑了十年运输，既挣到了票子，又见了世面，还捕捉到了一个绝好的商机。那时候，尽管在长江源和可可西里核心保护区实行了禁牧，而在缓冲区还有牧民放牧牛羊，但必须按照承包草场的载畜量放牧。这样一来，草原上的牛羊少了，品质高了，唐古拉牦牛、藏羊在2014年还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这让闹布才仁脑子一转，又转出了一个新的念头：他利用开货车、跑运输的便利，每年回唐古拉山收购牛羊。这一转，就是一个牧民的第二次转型，从货车司机变成了商贸老板。闹布才仁和弟弟布群拉尕还在村里注册了一家格尔木岗尖蕃巴商贸有限公司，专门经营唐古拉山牦牛肉、藏羊肉等民族特色食品。岗尖蕃巴在藏语中就是“高原雪山”的意思。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闹布才仁又投资四十多万元，把村里的门面房改造成了一座冷库，实现了运输、储存、经销“一条龙”。我来长江源村探访时，闹布才仁身边围着一圈来采购牛羊肉的顾客，他指着自己的招牌对顾客们说：“看看，岗尖蕃巴，高原雪山，我这牛羊肉都是在高原雪山上长大的，喝的是雪山水，吃的是中草药，个顶个的膘肥体壮，那味道好得很呢！”这脸庞黢黑、眼睛雪亮的康巴汉子还真不是吹牛，那些顾客就是冲着“岗尖蕃巴”这个响当当的招牌来的，这半天他就卖出了三千多斤牛羊肉，库存又开始告急了，得赶紧补货。

像闹布才仁这样的长江源村村民，堪称唐古拉山牧民成功转型的一个缩影。

更尕南杰老支书笑呵呵地说，这样的人在村里还多着呢。

走进村街东南边的一座院落，这里开着一家岗巴布民族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那个穿着一身靓丽藏服的女子，就是这家合作社的创办人三木吉。她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也是长江源村第一位回村创业的大学生。从重庆西南大学毕业后，三木吉先后在唐古拉山镇担任过生态环保志愿者、大学生村官和教师。当牧民们从唐古拉山搬到了格尔木市郊，三木吉既担心又操心。她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家家户户穿的藏服、藏靴、氆氇、唐卡、门帘都是民间手工制作的，每一件都是有着浓郁藏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凝聚着藏族妇女长期积累、世代相传的心血和智慧。近年来，这些手工艺有的已被机械化制作所取代，越来越缺少原来的民族特色，有的由于没有传承人，正在慢慢消亡。同时，三木吉又为村里妇女的就业问题而操尽了心。在搬过来之前，妇女们既是家里的内当家，又要承担挤牛羊奶、剪羊毛等活儿，家里一半的钱都是她们挣来的。而搬到了移民新村，她们除了干干家务活儿又能干什么呢？三木吉思来想去，她把这担心和操心集中在一门心思上了，那就是开一家专业合作社，带领村里的妇女从事民族手工艺品制作，这还真是一个两全其美、一举两得的好主意。

三木吉说干就干，但一开始举步维艰。想想，一个女大学生，放着好端端的教师不当，却要搞什么自主创业，干的还是那些落伍的手工艺，首先家里人就不理解，一般村民就更难理解了。而那手工艺看似简单却又很不简单，就说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氆氇吧，那是藏族手工生产的一种毛织品，可以用作夏凉被、桌布和墙壁装饰画，但制作起来特别麻烦，先要搜集产自海拔四五千米的牦牛毛或藏羊毛，再把牛羊毛梳理清洗干净，用传统的纺锤捻成线，然后采用老式木棱织机，经过一道一道的工艺编织成藏式花纹图案。这烦琐而又细致的工艺，三木吉和年轻的姊妹们都不精通。好在，这村里有一个叫尕措的妇女，她下身残疾但心灵手巧，从小就一心一意跟着长辈们学做氆氇，成了这门手工艺的传承人。三木吉去找的第一个就是尕措，恳请她到合作社来推广这门手艺，但尕措觉得自己行动不便，在家里干干这活儿能养活自己就行了。三木吉三番五次上门来请，一口一声地叫她老师，这一片诚心终于把尕措打动了。有了这样一位传承人，合作社终于开张了，虽然最初只有七个社员，但三木吉认准了，她深信这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手工艺不会失传，更不能失传。

看看，这合作社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手工艺品，都是尕措带着社员们采用独特的民族传统编织技艺精心设计和制作的，那日月星辰的图案，源自藏民族对天宇的信仰，那鲜活的格桑花、圣洁的雪莲花，又源自藏民族的自然信仰。爱美是人类的天性，而信仰则是藏族女性的另一种天性。这些手工艺品既是美观之物，也是圣洁之物，体现了雪域高原别致而又极致的美感，每一件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化瑰宝。三木吉穿着的一身五彩镶边、飘逸七彩丝带、长款修身的藏服，还有个性十足的藏族配饰，都是合作社制作的。合作社生产的民族手工艺品和她身上穿的藏服一样，从未受到流行文化的冲击，依旧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这些年，三木吉就穿着一身藏服奔波于内地的各大城市推广民族手工艺品，或带着合作社的产品亮相于省内外的大型展会，只要她往哪里一走，在展会上一站，本身就是一道充满了浓郁藏域民族风情的风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些独特而制作精良的纯手工制品，吸引了人们争相购买。她们制作的氆氇一直供不应求，纯羊绒围巾已远销尼泊尔。为了拓展销路，三木吉又带领合作社从线下销售转战电商平台，岗巴布民族手工艺品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如今，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七个人发展到了十七人，社员的收入由最初的每人每年分红两千元跃升至每人每年分红三四万元。三木吉还打算从村里吸收更多的妇女加入合作社，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到传统民族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中来，这也是她更高、更长远的追求。

从闹布才仁的转型和三木吉的追求可以看到，人民群众拥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把产业从村里延伸到城市，再把城市的经营理念带回村里，把一条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活了。走在一条条村街上，两边就是一排排临街门面和琳琅满目的招牌，藏餐馆，藏茶馆，藏驿站，藏族饰品店，唐古拉山土特产店，玛尼石雕刻车间，藏族民俗展示演绎厅，长江源藏民族风情园……这每一块招牌背后都有一个转型创业的故事，这些易地搬迁的唐古拉山牧民不只是换了一个生活的地方，每个人都换了一种活法。

更尕南杰老人忽而指指这家店，忽而指指那家门，一路上不停地念叨着：“没想到啊，在搬过来之前，真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他还清楚地记得从沱沱河畔搬来的那个冬日，这一搬，转眼将近二十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人，这马背上的游牧部落，像红柳一样渐渐在城市边缘扎下了根，又在这里开枝散叶，如今的长江源村已发展到两百多户近六百人，在唐古拉山镇是数一数二的大村了。这村里先后建起了长江源民族学校及附属幼儿园、唐古拉山镇卫生院第二门诊部、村民综合服务中心、村民休闲广场、敬老院，水、电、通信和天然气管网通到了每一户村民家，格尔木市区的公交车也延伸到了村里，村民像城里人一样享受着完善的公共服务，多少城里人还特别羡慕这村里人的生活呢。

就说看病吧，在搬过来之前那可真难啊。哪怕是最顽强、最坚忍的高原生命，长时间生活在那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人体机能也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很多上了年岁的牧人都患上了心血管疾病、风湿病、痛风、胆囊炎等各种高原上的高发病。一旦疾病发作，只能就近找牧医看看，若是看不好，那就得赶紧转到四百多公里外的格尔木医院。在搬出来之前，沱沱河畔的牧民不说去一趟格尔木，就是到唐古拉山镇走一趟也是难上加难。冬天大雪封山，堵死了牧人们的一条条出路。夏天融化的雪水又会形成纷乱的河流支汊，无论牛马还是车辆经常陷入烂泥坑，多少牧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而现在，镇卫生院在长江源村开设了第二门诊部，一般的病不用出村，若有个急诊重症，上格尔木市的大医院只要一刻钟，几乎一眨眼就到了。

村民们看病方便了，孩子们上学也方便了。唐古拉山牧区早先是没有学校的，后来相继办起了马背学校、游牧学校、帐篷学校。每天一大早，那些散居在草原深处的牧民子弟，就要骑马去上学，远的要走几十里山路。长江源头的冬季寒冷而又漫长，那帐篷学校里只能烧牛粪火取暖，怎么也烧不热，老师捏着粉笔的手冻得瑟瑟发抖，一使劲儿就把粉笔折断了。讲台下，那一张张小脸蛋更是冻得红红的，手背上都长满了冻疮，有的娃娃手一边写字一边流血。现在好啦，这村里就建起了一座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的长江源民族学校，教学楼、综合楼、体育馆、学生公寓、食堂、浴池等一应俱全。这所建在长江源村村民家门口的学校，不仅方便了本村的孩子，还接收了来自唐古拉山镇和曲麻莱县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藏族孩子，适龄儿童入学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百。

当我穿行在这生态移民新村，在蓝天映衬下，感觉一切都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清新、干净、透亮，那雪白与赭红相间的房屋，一如白皑皑的雪山与赭红色的高原，从那绿色生态林带不时传来清脆的鸟叫声。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村寨，却又保存了雪域高原浓郁的民族风情，这也是原生态啊。在扑面而来的春风和阳光里，一个个穿着藏服的身影，一张张洋溢着喜悦的笑脸，他们安适、恬静、吉祥，并怡然自乐，扎西德勒！

回首当年，这些牧民为了保护长江源头和可可西里的自然生态，搬离了他们祖祖辈辈游牧的家园，过上了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但他们梦见最多的依然是雪山、冰川、河流、草原和牛羊。虽说他们早已放下了牧鞭，但那里依然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他们依然是草原的主人。而作为生态移民，他们从草原的利用者转变为了生态管护员，那是一个个像草根一样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生态守护者。 

闹布桑周是长江源村最早的一批生态管护员。搬迁那年，他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一股子骑在马背上的剽悍劲儿，让他感觉特别神气，只是，那贫瘠而脆弱的草甸再也经不起马蹄的践踏和牛羊的啃食了，这也是他最担心的。当更尕南杰等村干部几次上门来做搬迁动员时，尽管闹布桑周舍不得离开家乡，但他也知道，这草场只会越来越差，越来越难以养活一家人，那就搬吧！

当他终于点头时，感觉脖颈都是僵硬的。搬迁的那天，他从沱沱河滩上捡来了两块巴掌大的石头，放在家里的窗台上。每当阳光透过宽敞明亮的窗户照进来，最先照亮的就是这两块石头，在阳光下像沱沱河一样闪烁着粼粼波光。闹布桑周时常看着石头出神，一走神就走到了沱沱河畔。当长江源村招募生态管护员时，他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报了名。这还真是不用去想。这些年他开着越野车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但无论走到哪里，他最喜欢的还是沱沱河畔的故乡，那是他生命的源头，他永远都是长江源头的孩子。

对于这些生态移民，守护长江源是比搬离长江源家乡更自觉、更主动的一件事。他们从未忘怀自己的母亲河，他们也深信母亲河不会忘记他们，会一直惦记着他们。守护母亲河，对于他们不只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怀。

自从当上了生态管护员，闹布桑周每个月都要开着自家的越野车，翻越昆仑山，重返唐古拉，走向那熟悉的雪山、冰川、河流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草原。一个早先的牧人，还是那样剽悍，几乎是全副武装，头戴牛仔帽，身穿迷彩服，足蹬一双硕大的马靴，胸前挂着望远镜和照相机，身后还背着一把水壶、一袋风干肉和一袋糌粑。每一次例行巡护，他都要把自己管护的责任区走上一圈，这一圈要走多久则要看天气和路况，少则三四天，多则六七天。一路上，他要仔细观察草场、水情和雪线的变化，连一枝一叶一朵野花也不轻易放过，尤其是那些反映生态情况的标志性植物，今年在哪片草场上的长势比较繁茂，植株有多高，花冠直径有多大，他都要拍摄和记录下来，并做上标记，到了来年的同一时节再来观察和比较，这种植物是长得更繁茂了，还是退化了？除了植物监测，生态管护员还要对野生动物的活动周期、种群数量、迁徙路线做好详细的监测记录。那些野性十足的家伙，大多出没在地形复杂险峻的地方，若是遇到陡峭的山崖、泥泞的沼泽，那就只能靠自己的大脚板去丈量了。除了做这些常规监测，还要时时关注生态环境的异常情况，如河流湖泊遭受了严重污染，有人盗挖野生植物或盗猎野生动物，或是有受伤被困的野生动物急需救助，生态管护员都要在第一时间向镇上报告。由于草原深处没有手机通信网络，生态管护员只能通过对讲机传递信息。对讲机不需要任何网络支持就可以通话，但信号覆盖范围有限，一个生态管护员有时候要跑到十几公里外的山坡上才能将信息传递给离他最近的一个人，然后一个接一个依次传递出去，这是以草根的方式保护长江源生态的一场接力赛……

像闹布桑周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长江源村现有两百多名生态管护员，每户人家至少有一个，全面覆盖了长江源头五百多万亩禁牧区。每年藏羚羊迁徙产崽期间，从唐古拉山北麓到沱沱河畔，一个个牧民生态管护员就会骑着马，背着干粮，带着帐篷，沿着通天河和楚玛尔河，每隔一至两公里设置一个守护岗，一站一站将藏羚羊群护送到可可西里核心保护区。当藏羚羊携儿带女踏上回迁之路，他们又在这里迎候和守望……

更尕南杰老支书也曾是村里最早一批生态管护员，如今他年近古稀，已把生态管护的接力棒交给了子女，而从长江源头到长江源村，依然是老支书心里最深的牵挂。他给我算了两笔账，一笔是村民的收入账，从搬迁之前每年人均收入还不到两千元，到如今人均年纯收入已超过三万元，二十年不到就翻了十五倍。还有一笔账，近二十年来，长江源头的牧人和牛羊少了，草越来越多了，沱沱河水越来越清了。据最新的监测统计数据，长江源区和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各类草地产草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水资源量增加了近八十亿立方米，相当于五百六十个西湖。

这两笔账的背后，是人类在生存与生态的博弈中探索出的一种可推广模式，这种社区和村民自治共管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从尊重牧民和村民的主体地位出发，激发了他们保护自然生态的主动性，过去是“国家给钱让我保护”，现在是“自觉自发地保护”，过去是家家盼温饱、人人谋生计，现在是家家管生态、人人争当环保卫士，这才是一个生态移民村最根本的转型，而这样的转型终归又以草根的方式完成。

“草根好啊！”更尕南杰老支书兴奋地比画着说，“只有草根才能深深扎进大地深处。”

当我跟这位爽朗而快活的老人道别时，天色已晚，一轮巨大的夕阳正在昆仑山降临，而在山的那一边，一轮圆月正在冉冉升起。“扎西德勒！”老人一边朝我挥手祝福，一边迈着唐古拉牧人惯有的步伐，一步，一步，不疾不徐，仿佛依然走在沱沱河畔的草原上。那是一个日月交映的身影，被光阴拉得悠远而修长，从风声中传来悠远的歌声，又是那首《拉姆梅朵》，这首藏歌我竟然渐渐听懂了，那每一个音符都在欢唱生命与自由：“众生眼中之美，有情心中之乐，六道轮回之安，布谷吉祥之声，骏马嘶鸣之音，牛羊嗡咩之调，天女幻化为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