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四个剧本”发挥“后戏剧”的心理建设性群

翟延平 乔宗玉
上一篇 目录 下一篇
  |    | 

翟延平,长期从事戏剧、小说、诗歌创作、翻译及理论研究,重点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心理学和管理学在文艺中的应用,代表作有《劳伦斯:性轴心的世界》等。曾长期为《编译参考》等期刊撰稿。
乔宗玉,中国国家话剧院副研究员。出版散文随笔集《也无风雨也无晴》、文艺评论集《忧伤的河流》《谁翻乐府凄凉曲》等。

“后戏剧”中的部分戏剧强调观众中心与体验,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戏剧的自我意识唤醒功能,在进行合理设计的情况下,可以降低普通戏剧心理疗效随机性,增强目标性,其功能虽明显弱于治疗性戏剧,但对于心理基本健康的受众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心理戏剧发挥普及型心理健康戏剧的作用。本文从“四个剧本”的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心理问题产生的部分根源及可能应对方式,以及戏剧在缓解、应对上述问题中的积极效用。
就“后戏剧”的情境性心理治疗价值而言,情境性是文艺价值的根本,而非意义性。由意识、前意识、潜意识控制的超我必然与本我发生冲突,而现实环境决定人们在一定情况下,本我——潜意识下的本能——必在自我干预下受到不自觉的压抑。
文艺创作的机理不是意义性,而是由创作者通过白日梦般的情境再造,释放被压抑的本我。受众通过被带入情境,唤醒选择性遗忘的记忆,或通过隐喻认识到时间轴的前移,以正确看待既往,认清当今。这是文艺心理治愈性的根本。
意义性在文艺创作和心理治愈性的非相关性在于:纯粹的意义性往往为单纯的说教,高度抽象,并不能激活潜意识下的本我在情境中的唤醒。而情境性却可以发挥对潜意识的唤醒和修复作用。
在戏剧中,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对应的,是“肉”“礼”“灵”三个不同层面的情感诉求,和同“肉”“礼”“灵”相近的三个无形的“剧本”,并通过剧场性塑造形成排演情境的“第四剧本”。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对应着本能快乐、现实情况、理想道德理念。阿德勒认为,在梦中和清醒状态下,人格是同一的,人平常的思维和梦中的思维之间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只是梦中排除了某些现实关系;这与弗洛伊德强调的梦背后的意识和人格具有一贯性是一致的。弗洛伊德关于白日梦同文艺创作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文艺创作者进行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创作过程与作品的联系。作品作为梦、白日梦和现实的产物,就是无意识、潜意识和有意识在“肉”“礼”“灵”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的是作者一贯的人格特征和情感特征。与本我、自我、超我对应的是文艺创作者心理上存在的三种不同层面的状态或理念,即弗洛伊德所说的镜像,伴随这三种不同层面理念的是“肉”“礼”“灵”三个不同层面的情感诉求。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当人的高层次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会降级到对低层面需求的满足。笔者认为,“灵”得不到满足使创作者更多地停留在潜意识,更多地沉迷于“肉”来宣泄对迷失的“灵”的不满;而在“肉”方面难以满足时,创作者也就寄希望于“灵”。上面的层次的幻影由于现实的限制,使创作者只能向“礼”妥协,以社会能够接纳或容忍的方式创作文艺作品。然后,由于潜意识的影响,“肉”和“灵”层面的情感将难以完全从“礼”的作品中脱离,因此,最终呈现于世的作品是以“礼”为形式,“肉”“礼”“灵”三个层面融合的情感有机体。“肉”“礼”“灵”三个层次的情感在剧作家心中对应三个层次的理念和虚幻的舞台“影像”,也就是虚幻的“三个剧本”,而最终呈现于笔端的往往是被“礼化”的更靠近“礼”的“三个剧本”的有机融合体。最终剧本虽“礼化”,“肉”“礼”“灵”三个层面的情感与理念往往还是能从“剧本”中看出的。
同时,创作者的心理矛盾也可通过情节冲突、单个人物内心冲突与人格撕裂或多个人物之间的矛盾来展现。戏剧的排演,以情感牵引为驱动,以达到正向或异向共情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戏剧就是“肉”“礼”“灵”三个层面情感“剧本”的有机融合体,戏剧排演就要以上述“三个剧本”、三种情感复合为牵引,通过舞台适应性再创作,形成具有剧场性的“排演—观看参与”互动情境,即“第四剧本”。
“肉”“礼”“灵”层面诉求与满足的大体平衡,使人处于心理健康的大框架内;而严重的失衡必然导致心理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会产生虚构自我、他人叙事、自我进入他人叙事、他人进入自我叙事这四种自我认知,从而产生情感变化;2021年《实验社会心理学学刊》刊登的心理学研究的最新发现也表明,通过观看现场戏剧表演,人们对于剧中角色代表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类似事件的态度将得到改善,同情心和行为的社会性会明显增强,不过这种效果是随机性的。为增强治疗效果的确定性,心理学家和戏剧学家发明了“治疗性戏剧”和“戏剧效法”,不同于普通戏剧的是,“治疗性戏剧”的目标是通过患者参与表演和观看达到心理治疗效果,并不强调戏剧表演本身的质量和戏剧剧情的最终发展结果。
从根本上讲,戏剧——无论是普通戏剧,还是“治疗性戏剧”“心理戏剧”——之所以存在促进心理健康的功能,是因为一部戏剧可以通过排演,利用隐形的“三个剧本”和“排演—观看参与”的“第四剧本”在受众心中激发“肉”“礼”“灵”状态的再平衡,从而达到合理归属感的再获得。戏剧还具有强烈的隐喻特征,这与潜意识下的梦境的隐喻性高度一致,当然也就具备类似梦境的治疗性。与此类似,社会剧场通过剧场式的社会生活彩排提升体验者的社会应对能力,改善心理感受,同“心理戏剧”一样,发挥着预防、改善等心理功效。
近年来,“治疗性戏剧”和“心理戏剧”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心理治疗中,“治疗性戏剧”和“心理戏剧”更多被归类为应用心理学,特别是临床心理学的范畴,应用的广泛性严格受制于其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加之其实施成本高等原因,并未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快消品”。正如前述,作为非心理治疗用途的普通戏剧,由于剧情应用了心理学原理,巧妙调动观众心理感应,也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心理治疗的功效。对于拥有基本心理健康的受众,寻找一种可及性更强,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心理健康的非临床的戏剧形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治疗性戏剧”发挥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更为现实,而“后戏剧”恰恰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
“后戏剧”对文本性剧本中心地位的动摇——尽管“后剧场”不应是“后剧本”或“无文学”,但也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排演—观看参与”过程中与文本性剧本的高度灵活关系,文本性剧本不再在戏剧中占据核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戏剧诸要素的平等关系。这种灵活性在于“第四剧本”高度灵活可变,具备了适应受众心理需求的优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戏剧”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文本性剧本为中心”的戏剧,但它与“治疗性戏剧”“心理戏剧”相比,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戏剧。这种摒弃“文本性剧本为中心”理论,而强调戏剧诸要素平等,强调以受众为中心突出受众感受,强调演员同受众的高度互动性的特殊戏剧,在排演得当的情况下,恰恰可以达到降低普通戏剧心理疗效随机性、增强其目标性的效果。
“后戏剧”要发挥上述之功能,应最大限度地增强几方面特征。
一是准确把握戏剧的间离性。布莱希特认为戏剧应给受众进行深入理性思考和判断的机会,因此他主张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应同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情感共鸣的产生。正如笔者前述,戏剧的目标是“排演—观看参与”的情境性“第四剧本”,在受众中产生某种情感,这种情况可以是与角色的正向情感共鸣,也可以是相似、相反、相异或不相关的。而保持间离性可以促进观众的理性思考,进而使观众产生某种情感,因此戏剧情感与间离性并不冲突。
但出于“后戏剧”和社会剧场在促进受众心理健康方面的需要,如何利用间离性,甚至放弃间离性而追求正向情感共鸣,就需要根据剧目的具体情况和心理建设的具体目标进行分析,而不能搞“一刀切”。说到根本,就是要将“肉”“礼”“灵”“三个剧本”同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有针对性地拟定“第四剧本”,并合理安排间离性的应用。
二是保留合理的两可模糊性。两可性与随机性赋予现代戏剧无穷魅力,这集中体现在“三个剧本”情境中,也体现在“第四剧本”的“排演—观看参与”情境中。戏剧最大限度地探寻迥异的缺失与需求,使受众在模糊与两可中对号入座,实现自我意识上的飞跃与超脱,循着隐藏而无形的“三个剧本”向上、中、下三个方向继续探索,反思人作为本体的价值、人性的意涵、生存的意义、人与世界的关系、爱与恨、残酷与美好以及宿命、抗争与自由等主题。
三是强化受众中心地位。“后戏剧”的最大优势就是以受众为中心,当前的诸多“后戏剧”在以受众观感为中心方面苦下功夫,包括观众区立体空间上的多维设计,结合剧情设计制造温度、气味、声光的变化。比如在咖啡厅环境中,演员与观众零距离的表演和互动;比如多台本、无台本戏剧,允许受众对剧情发展进行选择;等等。这些安排均有利于增强受众的主动参与感,形成一定的心理反应,增强治疗确定性。
四是促进受众与排演界限的模糊化。受众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而成为参与者,甚至成为积极的表演者。受众与演职人员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观众区与表演区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受众在交互中成为剧情发展的推动者,在其本人的观看、互动、表演中,通过动作、语言、声光等方面的刺激,最大限度地调动出头脑中的心理反应,在反应中对既往经历或反思、或和解、或重塑,以实现或缓解疑虑、或克服自卑、或重新定位等目标。
五是最大限度地有的放矢。戏剧不应仅仅开始于剧场或结束于剧场。“治疗性戏剧”有彩排、公演、演后治疗三个过程,非临床的“后戏剧”若要发挥疗效,也应具备类似过程。比如,戏剧在宣传和票务预订过程中,或是增加网络互动接口,或是走进“受众社区”,让受众提前获取相关信息,以期达到“心理彩排”效果。同时对于特殊剧目,剧团应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并对目标受众进行合理设定,对不适宜受众通过网络互动接口进行排除,做到有的放矢。在演出后,剧团应同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士进行合作,通过网络平台等进行受众事后反馈的收集、分析,作为剧团下一步工作的指导;同时在一定情况下对受众给出合理的心理建设指导建议,这与“治疗性戏剧”的演后治疗相对应。
2023年, 比 利 时 先 锋 实 验 剧 团Ontroerend Goed创作的《一个人的微笑》和《一个人的游戏》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观众在演员的引导下,共同完成演出。通过这种沉浸式的参与,受众内心的“黑洞”被打开,受众与演员建立了某种心理链接,形成一定的信任感,唤醒其心灵深处最柔软的一面。
马克·拉文希尔的“后戏剧”作品《水池(无水)》背景和角色模糊,剧本打破传统戏剧的典型结构,仅仅由一段独白构成。该剧围绕无水的游泳池等元素,与受众建立深层次的心理反应关系。剧中元素的内涵由受众的个人感受所决定,发挥了心理学上的自我意识唤醒作用。
海纳·穆勒的《哈姆雷特机器》,文本剧本只有寥寥几页,情节杂乱无章、荒诞离奇,缺乏内在逻辑,使人不禁感叹“无意义性”,这在复杂性、不确定性、两可性与非正式性突出的当今社会,无疑给所有受众感受人生“情境性”与心灵复苏的机会。
相信随着戏剧和心理学的发展,一种有别于普通戏剧和“治疗性戏剧”的“第三种戏剧”将在“后戏剧”基础上发展起来,在较高可及性的条件下为促进广大受众心理健康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任彧婵



关注我们

微信号|长沙文艺

Copyright 2025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技术支持:赛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