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以前，我常住在湖南醴陵外婆家，一天妈妈说带我去坐火车，背上一个布包牵着我就走。我再回头时，看见外婆站在破旧的茅草屋前，呆呆地望着我们，不时地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从此我离开了外婆，离开了那片土地。

我真的坐了火车，坐了几个小时。天黑下来的时候火车停了，站台上有一排排的电灯。妈妈带着我走下火车，我问妈妈：“你带我到哪里去？”

妈妈犹豫了一下说：“我送你回家。”正在这时候，一对中年夫妻从对面向我们走来，笑着向妈妈打招呼。妈妈对我说：“存玉，这是你的亲生父母。我是你的舅妈，你小时候吃我的奶，现在你长大了，回到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那里去。”我很疑惑但又似乎明白了什么，多看了两眼“亲生父母”，什么话也没说。

爸爸是株洲市邮电局的工人。有一天，他带我去居委会上户口，窗口里的户籍管理人员看过证明后问爸爸：“女孩叫什么名字？”爸爸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看来他还没想好，但他又很快地报上了：“张志军。”

爸爸只读过两年书，十几岁就离开醴陵家乡，来到株洲市找工作，被株洲市邮电局招录为线务员。那时候，爸爸每天背着一个长方形的手摇式电话机，白天去上班，爬上高高的电杆，在半空中打电话；晚上回到家，将电话盒立在书桌上。回想起来，我家算是寻常百姓家里最早拥有电话的了，但不会有任何亲戚朋友打电话来。我曾经摇过一次，那是年三十晚上，叫爸爸回来吃饭。

如果电话响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195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记得有一天，我一早起来，全城白茫茫一片，屋檐下、树杈上挂满了长长的冰柱。爸爸说，如果电话线结冰，负荷太重就会坠断，从而影响中央首长的电话会议。于是他带领线务段里的线务员，全线去打冰，几天几夜没回家，谁都不知道他会哪天回来。不过，妈妈说，只要电话线不断就好，这样就不会影响中央首长开会。

某次凌晨三四点，爸爸回来了，我睡梦中听到妈妈说：“哎呀，两只脚像冰凌一样，也不知道在瓮坛里舀点热水烫烫脚。”爸爸没有回话。第二天我起床时，只见椅子上搭着一身沾满沥青的衣裤，爸爸却早已不见踪影。

有一阵子，爸爸要参加长潭地区的线务员技术大比拼。我不知道他们比些什么。后来邮电局的人传开了。有的说：“我们局的水胡子（张水生）可厉害了，40多岁的人徒手爬杆像猴子一样利索，硕大的电杆蹭几蹭就上去了！”有的说：“高空作业——接线，老虎钳捏在手上，那灵活、那速度，所有参赛的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爸爸的技术了得，他是全段唯一的八级工人师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爸爸获得了“全国邮电系统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那年春天他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这是爸爸一生中最得意的事儿，他逢人就说他去了北京，是坐飞机去的。

爸爸当了20多年长潭地区线务段段长，这么多年他就没休息过，一年365天，天天上班，埋杆架线，维护线路，长期户外劳作。他的体质是不错的，只是脸部右下颌皮下长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包，多年也不碍事。有人劝他趁早去动手术，他总是笑笑说：“没事，良性瘤。段里的事情多，走不开。”一会儿又改口说：“快了快了，再过一两年就退休了，退了休马上去割掉它。”

后来，爸爸退休了。他喜欢喝点小酒，平日总是乐呵呵的。我常回株洲去看他，见他手上不是提几根猪尾巴，就是提只猪耳朵，悠哉地回家。这时，他才决定去湖南省肿瘤医院割掉右下颌那个瘤子。谁知术后血流不止，伤口难以愈合。后经活检诊断为颌下肿瘤恶性病变。从此，爸爸经历了长期抗癌的过程。

记得有一次，爸爸清早从株洲坐长途汽车到省肿瘤医院复诊开药。到医院后，他才发现钱被扒了。怎么办？爸爸只好无奈地走出医院，步行10公里路到了我这里。午餐后，再去医院开药，返回株洲时，天色已经黑了。尽管天天吃药，肿瘤还是多次转移，多次被割除。爸爸在病痛中熬过了十来年。1990年秋天，癌细胞彻底爆发，转移到大脑多个部位，最终夺去了爸爸的生命。

妈妈姓王，名瑞贞，比爸爸长两岁。我来到这个家时，妈妈43岁。

大约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一天放学回家，在门外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爸爸大声骂：“你这个绝代鬼！”妈妈即刻号啕大哭：“我在你家滴过血。”过后妈妈告诉我说：“我嫁到张家，第二年就生下一个男孩，胖乎乎的，只可惜才40天就夭折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怀过。”她还告诉我，当时她住在醴陵乡下。因为妈妈没有替张家生养，父亲在外面娶了一个小的（当时法律是允许的），他们在一起过了三年，同样也没有生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离婚了，从那以后爸爸才把妈妈从乡下接到株洲来。听了妈妈的诉说，我觉得没有理由将无法生育的“罪过”强加在妈妈身上。

从小妈妈就教我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有一次妈妈将家里的米升递到我手上说，你去王妈妈家借一升米来。妈妈教我，见到王妈妈先说什么，再说什么，还嘱咐我，对人要有礼貌，说话要和气。一路上，我背诵着妈妈教的话。到了王妈妈家，我说明来意，递上米升，王妈妈很乐意地装了平平的一升米，递到我手上。几天后，妈妈用这个米升装了一升米，但升口堆起了一个弧形，要我去还给王妈妈。我连忙说：“我借来的米是平平的一升。”妈妈对我说：“这是常理，人家愿意借给你，我们要有感恩之心。”

妈妈没有上过学，但她会讲故事。妈妈讲薛仁贵是唐代的武将军，箭术高超，一箭可穿过三层铠甲。妈妈讲薛仁贵在山洪暴发的时候救了唐高宗，唐高宗赏给薛仁贵一匹御马……这些，我不怎么感兴趣。

但有一个故事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古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这小孩刚会走路的时候，有一次偷偷拿了货郎担上的一根缝衣针。回家后，他把针交给妈妈，妈妈不但没有说他这样做不对，反而夸奖了他。后来，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就偷人家的玉米等农作物，他妈妈仍然没有制止。再后来，他偷盗成性，心眼越来越大，偷牛、偷马、偷金银、偷珠宝……终于有一天，他被官府抓获，因偷盗的东西多，情节严重，要秋后问斩。临斩前，他向监斩官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再吃一次妈妈的奶。刚好他的妈妈在给他送行，监斩官就满足了他的要求。当他站在自己妈妈跟前时，竟一口咬掉了她的乳头，说：“我小的时候偷东西，你没有制止过，所以我现在非常恨您。”儿子问斩后，他妈妈在伤心悔恨中度过，不久也去世了。

爸爸妈妈那勤俭、淳朴、诚实、善良的优良品质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自爸爸去世以后，妈妈要求回醴陵家乡与姨妈相伴，我每月按时寄生活费并常去乡下看望。

2000年， 妈 妈 已89岁 高 龄， 春 节 过后，渐感体力不支。医生看过，没发现什么病征，只说：“脉搏细微，上年纪了。”妈妈迷迷糊糊在床上睡了三个月左右，于当年4月30日停止了呼吸。

5月2日清晨，我从广州赶到醴陵乡下。我站在棺材旁边看着妈妈那像熟睡的样子，忍不住用手摸了一下她的脸，可我的手刚一碰到她的脸颊，就本能地缩了回来，因为她的脸太凉了。顿时我才感觉到眼前的妈妈和往日不一样，她已经走了。我的泪水像潮水般涌了出来。

妈妈的葬礼办得很热闹，除了自家亲戚到场，当地的乡亲也来了很多，还请了地方乐队和西洋乐队吹吹打打，闹了两个晚上。

出殡那天，做事的、喝酒的，摆了几十桌。送葬队伍所经之地，不少乡亲在大门口放鞭炮迎接，我一一磕头拜谢。经过稻田时，更有劳作者从田间拔腿上岸，帮着接肩抬杠。姨妈告诉我说：“乡亲们都知道这位老太太有一个孝顺的养女，也许是你的孝心感动了他们。”

有一天，“舅妈”到株洲来了，我轻轻地叫舅妈，她久久地望着我，淡淡地笑了笑。接着，她从包里掏出一双布鞋，递给我说：“这是我给你做的鞋，试试看合适不？”我接过布鞋立即穿上，刚好合脚。这是一双绣花鞋，深红色的鞋面上绣着几朵粉红色的牡丹花，花的两旁有两只相对而飞的蝴蝶。第二天，楼上鲁妈妈悄悄对我说：“昨天来的就是你的生母，你们长得好相像哟！”从那以后，我很久没见过“舅妈”，只在每次脱下旧鞋换上新绣花鞋时才会想起她。

待我长到16岁，成了一个大姑娘，有人夸我长得漂亮，这便使我想起鲁妈妈说过的话：“你与你母亲长得好相像哟！”后来，我才有机会端详“舅妈”：圆脸蛋，白嫩的肌肤，双眼皮，高高的个子，既有女性的纤细又有男性的粗犷，斯文而又大方。再后来，我明白了，株洲妈妈是继父的姐姐，这样生母变成了“舅妈”。

我在幼儿师范学校读书时，有一次“舅妈”来看我，我跑到传达室时，在旁的几个同学说：“哎，你妈妈来看你了！”“舅妈”连忙解释说：“是舅妈。”同学们都感到很奇怪：怎么我会长得跟舅妈一模一样？

后来“舅妈”带我去街上小餐馆吃面，我们坐在一排，对面一位老太太对她说：“这是你女儿呀？”“舅妈”点点头：“是！”

老太太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哇，你的命真好，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女儿了。”“舅妈”会心地笑了。我们微笑着对视。

那一年我18岁，“舅妈”38岁。她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向外人承认我是她的女儿，那是我一生中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时刻。

我调回长沙工作以后，经常去看望“舅妈”。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告诉我，最近她参加了老年合唱队。接着，她拿出几张歌纸，让我教她唱歌。我一张张看，有《义勇军进行曲》《十送红军》《红色娘子军》等歌曲。我一句句教，她一句句唱，唱得那么认真。这时，我发现她比以往显得年轻了。我问：“原来我看见你两鬓有白头发，怎么现在不见了？”“舅妈”慢慢地把两颊的黑发掀开给我看，原来她把鬓角的些许白发剪掉了。唱过几遍歌以后，“舅妈”拿出一条深蓝色的长裤对我说：“这条裤子屁股烂了，但两条裤腿还很好，你帮我改成一条裙子好吗？”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回到家里，我把裤子的上半部分剪掉，然后拆开两条裤腿，得到两块长方形的布。我将这两块布稍做修剪，缝成一个直筒，安上松紧带，就是一条筒裙了。送过去以后，“舅妈”挺喜欢的。我几次去看她，都见她穿着这条裙子。

“舅妈”偶尔也会跟我说起小时候的事，她说满舅带我去学堂玩耍，说外婆如何如何思念我。但从来未谈及我的父亲，以及爷爷奶奶。有一次我试探性地问起父亲。她犹豫了一会儿说：“他——死了。”从她的话中听不出诧异、怨恨，可我还是感到她内心深处有不可触及的伤痛。从此我再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

1987年夏天，“舅妈”的身体出现状况，她的腿上出现红色斑点，手臂上、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诊断为血小板减少，并患有较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进入秋天，“舅妈”的病情更加严重，肚子胀、痛，下身见红，后确诊为宫颈癌晚期。因心脏负荷不起，她不能进行手术治疗，只能卧床在家。

我每个周日去看她。从这个时候起，每当我们相对而坐，我心中就有一种酸楚的感觉，眼前明明是我的生母，几十年来却要称为“舅妈”。此时，我再也喊不出“舅妈”两个字了。几十年来，我在心里千万次呼唤她为“妈妈”。

有一回，妈妈终于忍不住了，低声对我说：“你的父亲叫肖维圣，你的眼睛和鼻子极像你父亲，你的名字是你父亲取的，‘存’字是肖家的辈分。你出生在郑州黄河铁桥旁的邙山——国军驻扎的窑洞里，那时候，外面是轰隆隆的炮火声。因为部队转移，我抱着刚满月的你回到了老家。”妈妈的眼角已淌出了泪珠，似乎当年的情景又出现在她眼前。她像在自言自语：“当时兵荒马乱，我抱着你在郑州车站，挤上了回家的火车，但我下车时只顾紧紧地抱住你，却忘了将你的一包衣物拿下来。后来在车窗外呼唤别人帮忙，可车里丢出来的是一包绿豆，我没有要……”妈妈说到这里，我已经泣不成声了，扑到了她身上。

妈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她想着要跟我说些什么或者要给我什么。她慢慢地侧过身子，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大拇指粗的漆成深红色的小竹筒递给我，说：“这是我年轻时候纺纱用的卷心筒，你留个纪念吧。”

她接着说：“当年在家做媳妇时，我纺纱又快又好，织布一天能织好几丈。可是，自那年你父亲随军，我抱着你从郑州回到家后，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生活了，我整天思绪不定，精神恍惚，时时念着你父亲的安危，天天盼望着他回家。”

妈妈见我不停抹泪水，又说：“我的眼泪已流干了。你满月那天，我和你爸抱着你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之后我抱着你坐火车回到了江西萍乡。当时你爸说，部队要去上海，但从那以后就断了消息，40年了，人只怕是没了。”

妈妈卧床近9个月，几乎吃不进任何食物，人瘦得不成模样，只能靠哌替啶来缓解疼痛。周日我来到妈妈跟前，问她：“我给你洗洗脚好吗？”她微微点头。

我打了一盆温水放在床边的凳子上，帮妈妈挪一挪身子，先将她一只脚从被子里拿出来，洗干净放进被子，再洗另一只。

妈妈望着我说：“脚上已没有油脂了吧？”

我说：“没什么油。”

“我快死了。”妈妈说。

我的心一酸，泪水涌了出来。我尽量抑制自己，有话无声，泪水一滴一滴掉进洗脚盆里。

这时，我又听到妈妈说了一句：“我已经很满足了。”

就在那个周末，妈妈永远离开了我。

妈妈是带着苦苦的思念离开人世的，她将心中的苦楚隐藏了整整40年。想起她临终时对我说的话：“你的父亲叫肖维圣，你出生在……”这让我思绪万千，我的父亲还在世吗？他到底在哪里？我怎样才能找到他？

台湾开放大陆探亲给无数赴台老兵带来了希望，他们纷纷回到大陆与亲人团聚，一幕幕令人动容的情景再次揭开了妈妈心中的伤疤，病中她仍在苦苦等待着父亲的消息，但始终没有等到。

一天中午，传达室阿姨领来一个农村小伙，说是来找我的。可眼前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小伙急忙把手上的信函递给我，我一看，落款是“肖维圣敬托”。那是我父亲的名字啊！小伙告诉我，他伯伯在台北，他受伯伯嘱托，特意从江西萍乡到长沙来给我送信。小伙要了我的详细通信地址后匆匆离开了。

我握着父亲的信，两眼模糊，泪如泉涌。我的父亲肖维圣，他还活在世上，他在台北，他在寻找爷爷肖德彩、奶奶文氏、妻子金雪贞、女儿肖存玉。

我含泪读完爸爸的来信。爸爸问候妈妈，可我的妈妈刚离世，尸骨未寒啊，怎不令我悲伤？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泪水一滴滴掉到信纸上，最后将文字和泪水一起寄给了爸爸。

爸爸回信了。

1989年4月12日上午11点，由台北飞往九龙的航班正点到达。航班上的乘客纷纷走出关口，我和福音焦急地在启德机场出口处等待父亲出来。我一个月大就与父亲离散，如今40年了，怎么能认得出来呢？福音急忙从口袋中掏出笔在餐巾纸上写了“肖维圣”三个字，举在胸前。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走出机场的旅客，尤其是老年人。

突然，福音指着前方一位推行李车的老人说：“是那个！”

我一看，连忙走上去，小声问：“ 您是肖——”

他一眼就看到福音手上的纸条，答：“是。”

我叫了声“爸爸”。

爸爸拉着我的手说：“存玉，你长得好像你妈妈。”

我的泪水涌了出来。

到了酒店以后，爸爸从包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对我说：“这张照片是你满月时我们一起在郑州拍的。”

我接过照片——妈妈也曾提到的、已经发黄的三人合照——捧在手中，透过泪水端详：爸爸穿着国军军装，妈妈的头发往后梳理着，我被他们双手举在中间。

爸爸忧伤地说：“离开你们后，这张照片是我唯一的宝物，我把它夹在一本杂志里，不管走到哪里，都把杂志带上。1983年春天，当时我在公司值班，住在一间小平房里。一天夜里，突然狂风暴雨大作，门窗都被大风刮破，顷刻房间里就进了水。我急忙起床寻找那本杂志，找到时它已被雨水打得透湿，所幸，中间夹照片的这一块还是干的，真是老天保佑。”

第二天，我们在香港逛街。在服装店爸爸见到一件蓝色起花的羊毛衣，便停下来对我说：“你妈妈就喜欢这样的花色，你试一试，买了吧！”

一路上，我小声地对爸爸说：“妈妈告诉我，你们分开的时候，你答应她，过两年就会回来的，还说会给她带一对金耳环和一件呢子大衣。”

爸爸的眼圈红了，他望着我摇了摇头，拉着我的手说：“我买给你吧。”

在香港的那几天里，爸爸只想把与我们分别后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

“当时，上级命令长江以北的家属跟部队撤离，长江以南的家属立即返乡。1948年5月我与你们母女分手后，部队先去了上海，第二年到台湾，后来，我们这批转退军人就解散了。”

“没工作怎么办呢？”我问。

“那一年我25岁。我到处找工作，卖过梨，炸过油条，养过鸡……”

爸爸接着说：“生活艰苦也无所谓，难过的是时时思念家乡，被想念亲人的情绪困扰。唯一的办法就是几个老乡凑在一起，吐吐苦水，相互安慰。”

他还说：“离我们老家不远的一个老乡，也姓肖，算是远房亲戚吧。他因思念父母妻儿，昼思夜想无法解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平日都是我关照他，可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不见他人影，立即招呼几个老乡一起去找，怎么也找不着。几天后，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他的一双鞋。”

雨后，我和爸爸漫步在长沙街头。

爸爸说：“昨天去株洲，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养父养母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把你养大也不容易。”

“是的，我5岁来到他们身边。养母每天给我梳辫子，每次过‘六一’，她都会找来红色的纸，沾上一点点水，在我脸上轻轻涂抹，这样就变成了红红的脸蛋。傍晚，院子里的小朋友都在外面玩耍，我很想出去玩。养母说，天黑了，会摔跤的，你就坐在窗前看着他们玩吧。养父养母把我看成宝贝，我也一定会孝敬他们到老的。”我说。

他下意识地摇摇头说：“世事难料！我这一走，煎熬了40年。”

“前不久，养母跟我说，她看过我满月时的那张照片，是当年妈妈悄悄给她看的。那时候不敢保留这样的照片，后来，妈妈偷偷把那照片撕掉了。”

“是的，我和你妈抱着你去拍照片时，是有两张照片的，你妈妈随身带了一张回来。”爸爸深情地说。

“我知道，妈妈、养父、养母都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我，让我平安度过那艰难的时代。”这时，我的泪水也掉了下来。

隔日，我陪爸爸去了老家江西萍乡中岭下，二叔二婶接待了我们。爸爸提出去看看“肖家祠堂”，走了约200米，看到的是一片长满杂草的废墟。二叔指着旁边一段残缺的矮墙对我说：“这一块是你爸爸妈妈从前住的屋。”爸爸久久伫立在那里，像是在自言自语：“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房间举行婚礼的。”接着他又顺口道出了当时贴在门上的对联：“水为朝宗罗带绕，山因顾祖画屏开。” 

爷爷奶奶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过世。我们只能含泪去他们坟前叩拜。

过天，我们去看老姑，她是唯一在世的祖辈，只比爷爷小两岁，已经88岁了，但精神矍铄、谈吐不凡。

她给我们讲了一个爷爷小时候的故事：

我们肖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大户，那是老祖宗经过几代攒下的家业。到了我们这一辈开始破败。父母生下我和三个男丁，你爷爷德彩排第二。伯爷爷德和30岁因病去世，叔爷爷德桂刚大学毕业也因病去世了。家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德彩身上。可德彩从小就调皮捣蛋，不务正业，经常在外面闯祸，父亲追着他打，他跑到田中间，任父亲怎么追也追不着。更糟糕的是，他十二三岁就在外面赌博，到处欠债。有人说，再不制止德彩的赌博行为，把欠下的债务一次性结清，会出大事的。我父亲听说后，卖掉了部分田地，准备了足够的银圆，在方圆十里八里贴布告——各位乡亲，凡是肖德彩欠下的赌债，凭欠条×月×日到肖家祠堂结清。那一天，堂屋里来了几十号人，依次落座，他们手上都拿着欠条。我父亲坐在正前方，手上拿着一把戒尺，一边是一个装满银圆的箩筐，一边是坐等受罚的肖德彩——你的爷爷。

“下一个！”

父亲看过欠条，递到德彩跟前问：“这是你按的手印吗？”

德彩点点头。

“把手伸出来！”父亲举起手上的戒尺，对着德彩的手板心狠狠地抽打一下。收下欠条，付钱！

“下一个！”

…………

老姑说，小小年纪就在外赌博，哪有不被人耍的。

2000年 我随广州地区作家团赴台访问。当天，我们下榻台北国联大饭店。放下行李，我就给父亲打电话。不到一个小时，爸爸就赶到饭店来了。我见他头发理得短短的，比10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消瘦了许多。

我把爸爸领到房间，他见我又望着他那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下意识地摸了摸头，笑着对我说：“今天上午，我特意去理了个发。”

相互问候后，我把送给爸爸的礼物拿出来，一是福音送给他的画作，一是我给他准备的红包，里面装着1000美金。而这时爸爸也在掏口袋，他手上拿着1万台币对我说：“这些天在岛内游玩，你就用这个钱吧！”另外他又递给我一个红包：“这个你就带回去，里面是美金。”我接下了台币，但执意不要他的红包。

当我把礼品交给他时，他也只收下了福音送的画作，不接受我的红包。他说：“老人家了，也花不了什么钱。”

就这两个红包，我们推来推去。后来还是我说：“好了，我们相互收下吧！”

我打开红包，里面也是1000美金。这么巧，父亲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个1000美金的红包已经准备几年了，是一定要给父亲的。

话得从头说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福音工作调动，我们全家从长沙搬到广州。那时正是全国房改阶段。长沙分的房子刚装修，这一调离，连房本都交公了。

到广州后，广州市政府给予关照，批了一套福利房。这是大好事，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交出十几万。这可把我急坏了，凑来凑去差2万元。百般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在台湾的父亲，心情沉重地给他写信，求他助一臂之力。

当时，两岸还没有全面通邮，无法汇款。爸爸打来电话说，他托在广州做生意的何先生带给我2000美金，到时何先生会电话通知我到他那里去取。

过了些日子，我接到了何先生的电话，让我到流花宾馆去见他。我按时赶到流花宾馆某办公室。一个胖胖的、40岁左右的男子便是何先生。他看过我的身份证后，客气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对我说：“你父亲给你带来2000美金，我因生意周转挪用了一部分，今天先给你1000美金，另外1000美金过几日再给你，到时我会打电话通知你的。”

当时，我没有过多考虑便说：“好吧，我现在也不急着用钱了。”就这样，我拿着1000美金回家了。

回到家后，我给父亲打电话，把情况说给他听，父亲没有作声。可是，往后我再也没有接到何先生的电话了。

当我再次向父亲提起这事时，父亲告诉我说，已经找不到何先生这个人了。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受骗了。当时，我居然还傻乎乎地对他说“不急着用钱”呢。我当时哪里想到他是个骗子？更让我难过的是，他骗的是我老父亲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呀！当时我就想，这个钱我一定要补偿给爸爸，便早早准备好了这1000美金的红包。

而父亲想的是，骗子骗去了本该属于我的钱，于是，他也准备了1000美金。

10天里，我们一行人围绕台湾岛游了一圈，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才回到台北。爸爸接到我的电话后赶到了国联大饭店，我们共进晚餐。晚上9点多，爸爸送我到国联大饭店门口。就在分手的那一刻，在路边，我忍不住抱住了爸爸。

第二天清晨，我打电话向爸爸告别。想到爸爸只身在外几十年的艰辛，看到他现在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美好，泪水又止不住淌了出来。爸爸在电话里听到我哭泣的声音，安慰我说：“别激动，别激动，洗了脸下楼去吃饭吧！”他哽咽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的大厅里，我咨询办理赡养父亲的公证书有哪些手续。接待员问过我详细情况后说：“1.你本人要办一个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你是你台湾父亲的亲生女儿；2.你爱人也要办一张亲属关系公证书，证明你爱人是你父亲的女婿；3.你本人需办一个担保书，保证承担你父亲来广州定居后的衣、食、住、行、医疗等一切费用；4.在以上这些证书都办好了以后，你才能顺利办理赡养保证书。”

我从开始着手准备资料，一步一步走流程，到最后顺利拿到赡养保证书，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我将赡养保证书寄给父亲，嘱他尽快去办理手续。

2005年春节期间，父亲从台北打电话给我，声音显得没力气，时有咳嗽。

 “爸爸，您病了？看医生了吗？”我有点着急。

“去过医院了，这次咳得太久，可能有些麻烦。”父亲说。

“您赶快回来吧，我找最好的医生给您看病。”

父亲迟疑了。

“您的护照和台胞证不是早就办好了吗？您把那边的关系办断，什么都不要了，赶快回来。”

父亲接受了我的建议。

3月12日上午，父亲在一个台湾朋友的护送下，带着几件换洗衣服，乘坐台湾—澳门的长荣航班。我和福音、雪来按时来到珠海拱北海关等候。

那天风大雨大雾大，在焦急的祈盼中，我们站在关口，熬了六个多小时。让我想不到的是，当父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竟然一下没认出来：轮椅上坐着一个戴着深蓝色圆顶绒帽、系着大围巾的小老头，在帽子和围巾之间露出一张苍白、胡子拉碴、瘦得只有巴掌大的脸。我确认后，叫了一声“爸爸”，心里一酸，眼泪往外涌，又强忍了回去。

雪来连忙收起摄像机，双手托起外公，挪进汽车里。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已说不清话，咽食困难，身上穿着纸尿裤。但他神志尚清醒，坐在汽车里，眼睛时时注视着窗外的风景，脸上隐约露出一种归家的欣喜。

回到家，几个人帮着给他清洗干净，安顿在床上，他含着人参片过了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父亲住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呼吸内科。经照片、CT检查，发现肺上有一个比橙子还大的肿瘤将食道口堵住，导致不能进食，肝上一个大过乒乓球的肿瘤将气管挤到只有一条缝，造成呼吸困难，诊断结果为肺癌晚期。看到这样的结果，我顿时泪流满面。

不能进食，只能鼻饲。经过输氧、消炎和注射营养点滴，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脸色红润。我坐在病床前，掏出小圆镜给爸爸照了照。他微笑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在台湾没有家的感觉。”

我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台湾像漂荡在大海上的一只小船，大陆才是一块坚实的土地。”我把本子递到父亲跟前，他看了后点了点头。我看他情绪不错，便给他唱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嘛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儿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儿开……”我心里很酸，已泪流满面，仍坚持唱完了第一段。这时，父亲慢慢地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对我摇动着大拇指。

一天早上，我刚到病房，陪护对我说：“昨天晚上你爸爸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了，我急忙喊医生来，弄了好久才重新装好。”

原来是父亲看到了护士每天送来的诊疗费账单，情绪不稳定，想放弃治疗，甚至后悔回大陆来，认为这样拖累了我。

我只好安慰他，并举着手中的赡养保证书对他说：“爸爸，住院费你不用操心，我能负担得起。”

后来，我也病了，半夜里时时惊醒，咳嗽伴着低烧，每天大半天都在门诊大厅打点滴。

 4月24日下午，我打完点滴，来到病房看父亲。见他脸色不好，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他望着我，知道我病了，示意我坐下来。一会儿，父亲松开我的手，手指往外弹，示意我回家。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刚躺到床上便接到了医院的电话：父亲病情危急。

我和福音立即赶往医院，见父亲呼吸急促，两手不断地摆动。我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不停地呼唤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感觉到我来了，眼睛闭紧，呼吸急促。我止不住流泪，无助地望着心电监护仪上微弱跳动的数字。这时，父亲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又瞬间撒开了……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