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通过观察自己的三个孩子，记录他们的成长变化，同时在妻子的协作下在他们身上进行各种实验，从儿童的认知中发现规律和特点，提出了20世纪发展心理学领域公认的权威理论——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受此启发，湖南儿童文学作家邓湘子决定也给自己的孩子写成长记录，认为“这也许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于是就有了《爱的笔记》这本书。

《爱的笔记》是邓湘子记叙女儿成长的笔记，全书分为“懵里懵懂的一岁”“牙牙学语的两岁”“蹦蹦跳跳的三岁”“自由自在的四岁”和“向往上学的五岁”五个章节，共上百篇，记录了他的女儿邓攀（小名：攀儿）从出生后到上学前的生活。从哇哇大哭到蹒跚学步，从顽皮嬉闹到好奇探索，作者在笔记中写的都是平淡之事、常人之情，还原生活的真实，以父亲的身份关切着女儿在成长中的点点滴滴，用一双爱意充盈的眼睛发现了关于父亲、孩子与成长的奥妙和真谛。

神经生物学期刊《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则研究，这则研究表明：妊娠的过程会增加孕妇体内的催产素，进而促进（孕妇）对婴儿的依恋，即生产本身会使“母性”发酵。与之相对，由于生理机制的天然差异，父亲对呱呱坠地的婴儿会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父爱往往显得后知后觉。在国内心理学家申荷永为意大利心理分析家鲁格·肇嘉所作的《父性》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有一个观点可视为对上述现象的进一步阐述：“做父亲是需要学习的，即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亲’。”

《爱的笔记》便生动呈现了一个新手父亲的心路历程：攀儿尚未出生，“我”在商店采购婴儿用品，“心里涌动着新鲜的热流，体验着将要做爸爸的激动”（《白帽兔和兔的童话》）；攀儿降生当天，“我”“激动又忐忑”，“尽管孩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有了快十个月，但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时刻，还是感觉到非常之突然”（《包的是别人的尿片》）；攀儿出生后哭个不停，“我”“没有主张，一筹莫展，紧张不安”（《哭的故事》）；读到教育文章，“我”抄下相关段落，以“警醒我在对待攀儿教育上的不当之处”（《要避开一些做法》）；面对攀儿不可忽视的缺点，“我”“感到语言真是很无力”，无奈之下只能在“厨房门边搁着一根柴枝”（《打宝玉的棍子》）……对作者来说，对父亲这一角色的学习包括但不限于思想上的准备、生活上的适应、相处上的磨合和教育上的摸索，通过调整自己在家庭中的定位，他发现并接纳了父亲这个角色所带来的快乐与幸福、烦恼与困惑、责任与义务，同时感受到那种血脉相连的深刻羁绊。

这种羁绊也流露在作者笔端：有一天，见路上走过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我”忍不住感慨，“攀儿，当你长大，你还这样充满了愉快地牵着爸爸的手去散步吗”（《踩禾蔸》），其时攀儿尚在蹒跚学步，“我”随即自嘲地意识到“自己想得那么多，那么远”——这个片段写出了男人在成为父亲之后的感性和柔软，背后隐藏着作者对父亲身份的再确认，格外令人动容。

“发现父亲”不仅仅是父亲对自身家庭角色的重新定位，还意味着对另外一位重要家庭成员的再发现：在《织纱线衣服》这则笔记中，“我”见攀儿母亲忙着绕线织纱，这才发现“将纱线一针一针地织成能穿的衣服”是既费时又费力的麻烦事，从而“心的深处升起一种感动来”，反思自己以前“怎么不曾注意到”。

在“丧偶式育儿”日益普遍、传统父职逐渐消解的今天，父亲的角色亟待重新建立。鲁格·肇嘉在《父性》中写道：“今天的父亲处于谴责之下，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什么也没有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爱的笔记》展示了成为父亲的范式，那便是身体力行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提供高质量陪伴，发现并肯定伴侣的价值，与伴侣一道为孩子创造充满爱和包容的成长环境。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著名的《教育歌》，开宗明义地指出：“来，来，来，来到小孩子的队伍里，发现你的小孩。你不能教导小孩，除非是发现了你的小孩。”“发现孩子”即顺应孩子的天性，尊重孩子的意志，把孩子当成独立的生命个体而非家长的附属品来看待，只有首先发现孩子，才能教育好孩子。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孩子呢？《爱的笔记》同样给出了极佳的示范。

写下这些笔记的时候，作者还是一名语文老师，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使他格外重视语言表达，对孩子天真可爱的童言童语相当敏感，他正是从语言中发现了孩子：攀儿把米汤唤作“米奶”，“我”感叹“这是语言珍珠，也是心灵的珍珠”（《“米奶”》）；攀儿爬到山顶，说“我们怕是走到太阳的地方了”，使“我”“大为惊奇”（《登高》）；攀儿冬天里晒太阳，“蹲下身子，伸出手，像在炭火上烤火一样”，高呼“爸爸，快来烤太阳”，与旁人不以为然的态度截然相反，“我”听了反而“很高兴”（《一句话》）；攀儿听到“我”打喷嚏，喊“把我的心都吓乱了”，“我”觉得“惊喜”（《朗读》）……每个孩子都是“语言表达大师”，对于攀儿那些看似不合常规、不符逻辑的表达，作者没有否定和纠正，而是给予肯定和鼓励，从而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作者对孩子的发现自然也从语言延伸到思维。他意识到，与成人不同，孩子的思维方式是故事性的，因此买故事录音磁带、订阅幼儿画刊、朗读经典睡前故事……用多种方式营造充满故事的生活氛围，并且根据幼儿的语言特点，有意识地让攀儿接触朗朗上口的儿歌与古诗，“希望儿歌的情趣与古诗的意境能够让攀儿领略到语言中民间口语与诗歌语言的丰沛营养，从而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背诵》）。事实证明，作者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他渐渐地发现攀儿在听故事的时候注意到“称谓的变化”（《称谓的变化》），会“在她听过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口头作文》），会“吟出极有节奏的话语”（《攀儿的诗》），接着他加以引导，把攀儿口头创作的故事和诗歌记录下来，投稿给幼儿报刊。

最后，这些作品被发表出来了，拿到稿费和样刊的攀儿，其创作欲被进一步激发，说“要爸爸把我的新故事寄到书上去”。这时，作者得出结论：“我在记下攀儿这些口头作品时，觉得出自攀儿嘴里的这些话语，只要是思维连贯的，就自有一种味道。也许这是因为童年思维的自然真切，这一点应该在攀儿以后读书作文中加以保护。现在的教育是令人深思的，孩子读书至高中，却越来越写不好文章，大概就是因为教育者磨掉了思维自然发展的规律，一些强加的条条框框束缚了思维的自然发展。”（《收到自己的杂志》）

从语言学和文学的角度来说，人人皆是被语言所构建的，尤其儿童是被语言所构建的。作者从语言的角度切入发现了孩子，认真听孩子说话，把孩子脱口而出的童言稚语视为灵性的闪光，肯定那种最自然、最原生态的表达，既呵护了孩子想象的翅翼，又跟孩子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还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语言教育，完成了文学和美学的启蒙。

我国教育学家朱永新在《教育：创造无限可能》中写道：“父母的成长和孩子的成长一样，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父母不断进步、不断学习，对孩子的影响是无形而深刻的。”在《爱的笔记》中，不仅有孩子的成长，还有父母的成长，两代人的生命脉络彼此交错缠绕，凝聚成一股共同成长的向上力量。

一方面，孩子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婴幼儿时期，用“一天一个样”来形容也不夸张，而发现孩子的变化则令人欣喜，作者记下这些发现，用文字为孩子的成长画像：攀儿出生不久，“小脸圆鼓鼓的，双眼皮，眼睛亮晶晶的”（《攀儿像谁》）；不足两个月，攀儿“会灿烂地现出令人惊喜的微笑了”（《攀儿的笑》）；攀儿“学会了很多动作，最可爱的是练气功”（《小帆船》）；攀儿“现在长出了结结实实的七颗牙了”（《长出了七颗牙》）；攀儿“颤颤巍巍地学走步的时候，在语言上也颤颤巍巍学步了”（《学说话》）；攀儿“独个儿去买了四块豆腐”，“安然无恙地把豆腐端到了家里”（《买豆腐》）；攀儿“成了特邀的小演员之一”（《第一次登台表演》），登台表演；攀儿“缠着妈妈学识字，认得几个字后便像模像样地写起字来”（《写字》）；攀儿“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写了一个又一个，越写越好”（《小老师》）……阅读这些篇章，我们不难发现，在名为“成长”的坐标系上，除了有父亲用时间标记的纵轴，还有指向生命体验的横轴，那是孩子自己插上的路标：第一次微笑、第一次长牙、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第一次独自出门、第一次上台演出、第一次识字……每个“第一次”对孩子来说都是新的发现，无数个“第一次”构成了漫漫的人生长路。

另一方面，成长是终身修行，孩子的到来不仅会推动父母成长，甚至会使其调整和改变人生目标。这一点在作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边陪伴孩子，一边坚持文学梦想，并且在给孩子讲故事的过程中发现了童趣，转而尝试儿童文学创作，“在教高三的语文课，带攀儿的同时，挤时间写自己艰难的文章”（《到户外去玩》）；参加刊社举办的暑假文学活动，向作家取经，“好意外，也很激动”（《见到韩少华老师》）；应聘当地教育电视台编辑，“参加初试、复试、见习面试，把自己弄得疲惫、躁动，充满着更新一种工作的希望”（《上幼儿园》），只为全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夜深人静时，忍不住发出追问：“爸爸妈妈正处于富于创造力的人生阶段，我们的时间却没有发挥最佳价值，如果人老日暮，一事无成，将怎样面对孩子的发问？将用什么督促孩子奋发图强？”（《平淡的日子》）……面对茁壮成长的孩子，作者深感身为父亲的责任与使命，从而生发出成长的内在动力，不断自我鞭策、努力奋斗，“及时抓住人生中的机遇”，日后成为少儿期刊主编，写出《像风一样奔跑》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重量级奖项，成为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天生的观察家和模仿者，攀儿从小受父亲影响而爱上了阅读、写作，更从父亲身上获得了昂扬向上的精神动力，长大后也成为教育工作者，把自己童年时期感受到的温暖、明亮和美好传递给更多孩子。在人生旅途上，父女分担成长之痛、共享成长之乐，两代人由此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联结，共同谱写了一首关于成长的赞歌。

一个完整的家庭不只有父亲和孩子，一部立体的成长笔记也不应该只有父亲自说自话。除了作者记录的大部分篇目，《爱的笔记》中还有一部分是母亲记录的，或是孩子作品的摘录，这些内容为读者呈现了不一样的视角，丰富和延展了本书的内涵，为当代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爱的笔记》是私人化的文字记录，并不是为了公开出版而写作的。”在他看来，笔记“并不详尽，时断时续”，甚至显得“稚拙”，但我们也因此窥见一个父亲最为真实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用爱意充盈的双眼所发现的关于父亲、孩子与成长的一切。

责任编辑：任彧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