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曾是20世纪9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平实而饱满，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不避俗言俚语，力求以真实凸显审美的魅力和张力。《国术》是何顿酝酿了20余年的长篇小说力作，作品以湖南武术大师刘杞荣的传奇人生为叙事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长达70年的历史时空中，聚焦百年中国尚武精神的演变历程，探索尚武精神的历史文化底蕴，成功塑造了一个武术宗师形象，也揭示出尚武精神的重要意义及深远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出现了众多“百年中国”反思题材的作品。《白鹿原》聚焦传统儒家文化的兴衰，揭示出儒家文化尽管在白鹿原上以宗法制形态存在，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百姓生活，但在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总体上已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日薄西山之势；《丰乳肥臀》聚焦“母亲”在百年中国坎坷历程中的意义，上官鲁氏饱受苦难、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形象成为大地母亲的缩影，“个人的生命最终成为民族灾难的承担者”，从而展现出20世纪中国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国术》则聚焦尚武精神在百年中国的起伏，从一代宗师刘杞荣习武生涯的历史视角，展现各个时期社会尚武精神的不同内涵，建构起一种以百年尚武精神为中心和线索的审美范式，从而在“百年中国”反思叙事中自成一格。

“乱以尚武平天下，治以修文化人心。”古代乱世之下统治者依靠武力和军队平定天下；太平盛世，则需要加强文治，通过修缮典章制度，提倡礼乐教化来安定人心。《国术》的思想视野跨越漫长的历史时空，以乱世尚武、治世修文的治乱思维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民族危机深重之时，有识之士纷纷提倡尚武精神，但针对和平年代，何顿不忽视修文的重要性，却也深刻揭示了尚武精神、坚韧意志与健全人格的必要性，尤其是有力地阐发了尚武精神对于精神危机、价值失落的当今时代所具有的深刻现实意义，从而鲜明地表达出他对武术精神对于民族精神、人格铸造之价值与意义的深刻思考。

《国术》中聚焦的尚武精神，是国魂，亦是民族之魂，正如书中所说：“尚武精神乃我中华民族之魂，魂都冇得了，一个民族会不思进取。”这里所说的尚武精神“属于武术文化的核心层，表达的是习武者对于武术内在价值追求的一种境界”。它不仅仅是指武术技击技能的提升和练武者体魄的强健，更是对于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引领，通过习武给人带来由内而外的强大，在民族危难时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坚定的爱国信念以及对民族振兴的强大决心；在国家安定时，则能表现出崇高的正义感，不恃强凌弱，弘扬社会正气。《国术》以“国术”为名，足以看出何顿不仅是要塑造一位武术大师，而且是要通过刘杞荣曲折的生命历程，揭示尚武精神在百年中国的历史演变，以其中所蕴藏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来鼓舞读者，以期弘扬尚武精神。在作品所描述的不同历史阶段，尚武精神的具体内容呈现出不同的具体特点。

在民国初期，尚武精神表现为强体健心、民族振兴。清末民初，军阀割据、社会混乱，国人吸食鸦片成瘾，精神涣散，体质日渐羸弱，被冠以“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号，提振国民精神成为当务之急。梁启超在《论尚武》中指出培养尚武精神，不可不具备“心力”“胆力”“体力”，他认为：心力涣散，勇者也会胆怯；心力专凝，弱者也会变强。《国术》中从小患胀肚病、算卦先生称活不到十岁的刘杞荣，正是在强大决心的作用下，脱胎换骨，彻底扭转了人生命运。在父亲的权威与漠视下，刘杞荣决心练拳，他勇敢地迈出门栏，移一步椅子朝前走一步，日复一日地练站桩，逐渐从站不稳到会走路、打拳，最后胀肚病也被治好了，从这里可明显看出武术对强身健体的重要作用。艰难的锻炼、咬紧牙关的坚持有力地磨炼了刘杞荣的意志，令他从小就比其他孩子多一分定力与自强的心力。他和周进元逃到省城后在大麓中学读书，周末和寒暑假通过卖报、擦皮鞋等活计养活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刘杞荣比周进元更加勤快、主动，每次都多擦几双皮鞋或多卖几包烟。到了国术训练所，刘杞荣又以惊人的毅力勤学苦练，逐渐攻克难关，先打赢了表弟，后又打赢了最大的对手旷楚雄，为师范班挽回了面子。刘杞荣的训练历程展现了武术强健体魄、磨炼心力的重大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尚武精神表现为爱国利群、抵御外辱。抗战爆发后，通过战争保家卫国、驱除日寇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尚武精神也由此转变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一致、抵御外辱的时代精神。《国术》中训练所的大批学员在七七事变后纷纷参军，向恺然带着刘杞荣和周进元到安徽响山寺教第二十一集团军官兵劈刺以对抗凶残的日本兵，旷楚雄随独立师开赴前线。战场上，中国军人在与日本兵拼刺刀时处于下风，战况惨烈，刘杞荣和周进元将劈刺招数简化为八式，教授时耐心地将每个动作的要领和前后关系不断演示给新兵，学习劈刺的士兵也十分珍惜学习机会，白天晚上反复练习劈刺动作，好将技术带回去教给士兵，劈刺训练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关键时刻救下不少士兵的性命。刘杞荣和周进元有武术傍身，身姿敏捷，反应能力迅速，一次次在危急时刻脱险，带领士兵作战表现出了卓越的战斗实力。就这样，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官兵们挺身而出以武力来抵御侵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历史重任，彰显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担当。

在新中国时期，尚武精神表现为精神引领，武术传承。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从沉重的战争中放松下来，武术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逐渐下降，原本在体委工作的刘杞荣因武术队取消而没有了负责专业队员训练的任务。但武术在青年中仍有巨大的吸引力，刘杞荣早上教子女打拳时便引得一些爱好武术的社会青年围观。为了将这些青年引上正道，刘杞荣收他们为徒，并立下规矩：“第一，习武之人不能恃强凌弱，要学会忍让；第二，要行得正，不能见利忘义；第三尊师重友，不可逞强好斗。”这三条规矩也是通过武术的德行来塑造习武者的人格品质，在精神上约束他们，为提升他们的思想修养和尚武精神打下坚实的基础。刘杞荣在人生晚年时期还为武术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不让传统武术失传，他写了《太空子午棍》一书，一招一式详细考证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影《少林寺》的上映，原来冷清的少林寺变得十分热闹，受僧人邀约，刘杞荣又进入了少林寺传授武艺，培养武僧，为武术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杞荣晚年收徒、比赛、著书、传授棍术的一系列行为，充分展现了和平年代尚武精神的精神引领和武术传承作用。

《国术》选择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三个重要时间段，细致展现了尚武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内容与转变，构成了对百年尚武精神的审美聚焦。尚武精神在不同时期坚守与失落的具体情形，也是《国术》中所主要展现的，社会史层面对武术的态度转变和刘杞荣人际关系中不同人物的对比，构成了展现这种具体情形的两个重要方面。

从社会史角度看，清末民初，国民的精神沦丧，社会风气萎靡，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尚武对改造国民精神、强国保种、振兴中华的重要作用，进而把武术提升到“国术”的重要位置，在全社会形成了一股尚武之风。梁启超认为，“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精武体育会举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亲自题赠匾额，书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国术》中向恺然、王润生等也认为，“唯提倡国术精神、强健百姓体魄，国运才可能昌盛”。在此种背景下，湖南省以“提升湖南人的尚武精神”为宗旨，创办国术训练所，“既为军队培养武术教官，也为湖南境内的中、小学培养国术老师” 。南京政府也创办了中央国术馆，旨在培养国术教官。此外，全国各地还举办了众多比武活动，如军队举办的第四路军劈刺比赛、为提高国民习武积极性举办的华中地区比武等。到了抗战时期，尚武精神使整个中华民族迸发强大的爱国激情，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战士们在与日本兵的对抗中表现出舍生忘死的英雄气魄。在战乱环境中，国家与社会对国术教育和尚武精神都表现出高度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恢复和平统一，经历重大战乱后的人们往往对武术产生抵制心理，全国性的比武大赛也迅速变少，从周进元、旷楚雄的遭遇和习武者的情况中，可明显感受到武术遭受的冷落。一些著名的武术招式后继无人，随大师们的离世而逐渐失传。在《国术》的结尾，尚武精神又表现出回归的趋势，《少林寺》的热播对中国武术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少林寺从冷清到热闹，这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对武术传承的热切期盼。

从人物对比角度看，武术贯穿刘杞荣的一生，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尚武精神的坚守。幼年刘杞荣依靠习武摆脱家庭的束缚，武术磨砺了他的意志与体魄，尚武精神也与他融为一体并由内而外表现出来。刘杞荣从中央国术馆毕业，每天坚持练拳，即使中年曾靠拉板车赚钱养家，取消武术队后被派去劳动改造，也没有改变他每天习武的习惯，武术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尚武精神使得刘杞荣具有强大的内心、自强不息的精神与不服输的韧劲，他通过持续刻苦的训练，打败了昔日最强劲的对手赵武传，在全国比武大赛中一举夺魁，成为中国跤王。刘杞荣曾在英国人生产的测力器上测力，一拳足有七百多斤的力气，是他自身体重的好几倍。终日习武也使刘杞荣的身体强健，不常生病，偶尔感冒吃几片药就能好。刘杞荣随后学习古琴，逐渐从低沉、优雅的琴声中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对武术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又跟随师傅刘百川学习医术，古稀之年，仍能代表湖南武术队参加比赛，比赛场上一套棍术舞，尽显中国棍术的精妙。此外，刘杞荣在生活中也表现出习武者的精神气质。他夺冠后面对上门挑衅比武的人尽力忍让、点到为止，而与日本兵的对抗中英勇无畏，表现出以一敌十的气魄；他心态从容，在劳动改造期间不怨天尤人，而是利用所学的医术治病救人；他与人为善，受到表弟诬陷，却还是在最后时刻原谅表弟，并为表弟疗伤。所有这一切，足见刘杞荣一生对尚武精神的坚守。

周进元和旷楚雄是同刘杞荣一起成长的兄弟，他们三人早年的生命经历相似，抗战胜利后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从他们身上可以明显感受到尚武精神的失落。周进元崇尚武术，却并未真正领悟尚武精神的内在品质，时常表露出他的狭隘。自从被表哥刘杞荣超越后，周进元就视表哥为对手，处处和他比较，甚至不惜使用阴险手段伤害他。在一次劈刺比赛中，周进元因表哥连胜九次而心里记恨，最后一次比试时，裁判还没说开始他就将步枪加力掷向表哥，枪头戳在了对方的脸上。旷楚雄自小家境优裕，身体素质也在周进元和刘杞荣之上，但他并未因他人的进步而心生嫉妒，反而对兄弟颇为仗义。在凭刘杞荣的功劳当上官之后，旷楚雄却不屑于应对昔日的朋友，甚至连恩师的祭日也推脱不去祭拜。而且，周进元和旷楚雄在不从事武术相关职业后，就将武术放置一边。这二人对待武术的态度与自身行事风格，深刻体现了尚武精神的失落。

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优良精神传统，早已融入华夏儿女的血脉，成为民族精神的基因。先秦时期为了争夺人口、资源和生存空间，各部落或国家不得不诉诸武力，频繁的战争造就了中华民族崇尚武力的性格特征，武力也融入国家制度，成为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使得尚武之风强盛。《诗经·秦风》中就有多首征战诗记载了秦地的尚武之风，如《诗经·秦风·无衣》展现了士兵们修整衣甲与刀戈的热烈场面和奋勇争先的战斗精神。秦汉时期，尚武之风依然强劲，秦国确立了以“军功爵”为原则的选官制度。正是风行的尚武精神成就了大汉攻灭匈奴和羌人的丰功伟业，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猛士”就体现了汉代英雄文化的生成。唐朝以强悍的军事力量和高度开放包容的文化立于世界顶峰，开拓边疆，扩充中国版图，成就了大唐帝国。到了宋朝，尚武精神发生转变，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成为治国理念，同样品级的文臣比武官地位更高，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的尚武热情，士气低迷，最终国家沦丧，蒙古灭宋建立元朝，其后统治者压制汉人，更使尚武精神趋于衰落。清王朝闭关锁国，天朝盛世的幻想与惨遭西方列强瓜分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导致国威沦丧。乱以尚武平天下，乱世之下，尚武精神确实成为一个国家定国安邦的根本。

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和平环境中，人们卸下了沉重的担子，荧幕上一度充斥着缺少阳刚之气的奶油小生、花样美男形象。随着电视剧《霍元甲》《少林寺》《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社会上又掀起了武术热，勇敢坚韧的男子汉气质又被人们广泛推崇，尚武精神重新焕发出活力。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20世纪80年代曾逐渐遭受唾弃的奶油小生，却又以一种新的名目而成为社会的宠儿，“小鲜肉”“暖男”等受到众多女性的追捧，这些“偶像”们凭借出色的颜值便能收获一大批流量，“饭圈文化”在青少年中也日益流行，追星成为普遍现象，传统意义上积极进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却常常被忽视，尚武精神更在国民心理上遭遇冷落。

作家何顿正是看到网友戏称的“小鲜肉”在荧屏上展示魅力，深感尚武精神对国运昌盛的重要性，从而认为应该更多呼唤一种强健体魄、振奋精神的文化娱乐导向，来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精神价值观。“也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十年的小说主人公刘杞荣突然跳到我眼前，在脑海里上蹿下跳，犹如海狮海豹，仿佛不写出来就会撑破脑袋。”他希望以《国术》塑造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武术大师形象，来激励国民、重振民族精神。

在何顿心目中，“文学不只是文字游戏，也不是写好一个故事就行了。更应当承载崇高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为国家、民族灌注精神力量，为社会担当道义责任，为人类提供完美的精神食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每一位国人尤其是青年们的努力，“少年强则国强”，尚武精神对全民族强健体魄、修身养性、提振精神具有深远的影响，培养当代青年的尚武精神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何顿的《国术》正是这样一种以“尚武”为价值导向的精神食粮。作者聚焦尚武精神，围绕刘杞荣及周边人物的精神品质和命运变迁，以丰富的历史内容有力地展现了尚武精神沉甸甸的时代价值。

责任编辑：任彧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