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散风：湖南宁乡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媒体人，曾获各类新闻奖三十多次，出版散文集《风景旧曾谙》等。

如何在尘世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种自由，当然是个体心灵的自由。当袁枚无数次思考这个问题时，他的意念变得越来越强烈，对“做自己”的呼喊，如响雷在头顶碾过。

辞官，移家随园，是袁枚一生的转折。这一年是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袁枚四十岁。袁枚一共活了八十二岁，这一年是他下半生的开始。

据严迪昌《清诗史》所述，移家随园不但是袁枚一生中的大事，也是清代诗歌史上的大事件。袁枚是清代唯一全身心投入诗的事业中的人，他开创了一个专业作诗、以诗为唯一事业的先例。当然不能说袁枚辞官是为了做一名纯粹的诗人，但不妨将其看成是他移家随园后的附带结果。因为袁枚的初衷是活出真我。居住随园后，他的老上司尹继善在江苏当最高长官，数次邀约他出来做官，并且在乾隆南巡时，还有意安排驻跸巡幸随园，都被袁枚拒绝。“入山志定”，是一种决绝，是一种清醒。

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中，袁枚活出了真我，同时又好好安顿了自己的身体。真就真在最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真就真在最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好恶，真就真在能实事求是地评估自己。

“至人非吾德，豪杰非吾才。见佛吾无佞，谈仙吾辄排。谓隐吾已仕，谓显吾又乖。解好长卿色，亦营陶朱财。不饮爱人醉，不醉爱花开。先生高自誉，古之达人哉。”这是三十九岁的袁枚对自我的认知，他不认为自己是至人，不认为自己是豪杰，绝不佞佛求仙，追求出世，他热爱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享受，同时又绝不肯摧眉折腰，纵心适性，如果有一个词可以描述，可名之“达人”。

“达”，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最开放的面对。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在空间维度，一旦能放宽视野，抬高眼光，我们就能对此时、此地、此身做出合理的判断。袁枚的通达在于，他看穿了很多追求的徒劳，洞悉了太多附载物的无用，他在人生的层层迷雾中冲刺而出，决心追逐很多人能看见或看不见的明媚阳光，不自设牢笼，不禁锢性灵。从官场跳脱出来，这是袁枚摆脱桎梏的必然之举。但需要注意的是，袁枚是跳脱官场，而不是逃脱官场。他并不是躲避这个现世，而是要在这个世间获得更大的自由。

袁枚暮年作诗，附录其同年吴棕坪的诗中有句“与我周旋仍作我”，正道出了袁枚的心声。“做自己，我的地盘我做主。”袁枚心里的地盘，是能安顿自我的地方。这种安顿，既是心灵层面的，也是身体层面的。随园就是一个能安放身心的物理空间层面的“大观园”。

我一直以为，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四大名著，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在于造了一个迷人的梦：《三国演义》是出将入相的梦，《水浒传》是快意江湖的梦，《西游记》是上天入地的梦，《红楼梦》是儿女情长的梦——少男少女在大观园里自由生长的梦。值得一提的是，袁枚所筑的随园，被认为是《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原型。

没有随园，就没有后来的袁枚。这不但是他的托身之所，也是他将要建立的精神道场，他不但将全身心投入野放般的生活，也将开启一场全新的文化实验。这是他早就跃跃欲试的。事实上，早在七年前，也就是乾隆十三年，当袁枚三十三岁，还在江宁任知县时，他便用三百两银子买下了当时金陵城郊的一座废旧庄园，此地原是雍正时江宁织造隋赫德的私人花园，人称“隋织造园”。

袁枚对这座破旧的庄园，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情趣进行了改造。“茨墙剪阖，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他将这座园子改名“随园”，一旦时机成熟，他将彻底投入此地。

王澍的《造房子》，其主旨就是一句话：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在王澍看来，袁枚正是因为和当时主流社会拉开距离，树立一种生活风范，才真正影响了社会。

袁枚从三十多岁开始筑随园，与一般归老林下者不同，随园不但是其栖身自娱自养之所，更是他的文化实验之场。

在我看来，随园既是生活空间，也是园林空间、文化空间，还是消费空间。随园不只是私园，更是公园，同时也是袁枚进行文化经营的重要平台。这从几点可以看出，一是无围墙，二是办沙龙，三是开餐馆，四是设书肆。

先说拆围墙。《随园诗话》说：“随园四面无墙，以山势高低，难加砖石故也。每至春秋佳日，士女如云；主人亦听其往来，全无遮拦。”

随园没有围墙，客观上是因为地形山势难以施加砖石，主观上却是因为袁枚的脱略之怀。“放鹤去寻山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这是袁枚集晚唐人诗句作的对联，挂于园内，向四方游客表明心迹。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随园就是南京的旅游胜地，尤其是逢上乡试之年，四方学子集聚江宁，闲暇之余便相携来逛随园，络绎之众，成千上万，据说屡把随园大门门槛踩烂，门槛换了不知几次。

一开始，随园就不是封闭的空间，就像袁枚辞官，并非对世事的逃遁。袁枚在随园不设围墙，是其情怀的自露，是其为官时勇于任事、长于治事的素养在私域空间的自觉性延伸。

袁枚在溧水、沭阳、江宁等地做县令时，政声颇好。当他离开溧水、沭阳等地时，百姓含泪为他送行。“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使君乘车行，吏民攀车走……”

据他自言，刚到沭阳任知县时，正赶上连续几年灾害，旱涝交加，蝗虫肆虐。袁枚一到任，便奏请朝廷免掉沭阳八年农业税，并及时开仓放粮。他发动百姓捕捉蝗虫，组织青壮年修堤筑坝，扶持蚕桑业，全力以赴恢复生产，在处理狱案方面，做到及时、公允。

有一次袁枚父亲来到袁枚任知县的溧水，遍访乡民百姓，了解大家对袁枚的看法。听到的都是赞其断案敏捷公正、为人善良厚道的评价。

这些似乎都是真的。“才如子建，政如子产。”这是时人对袁枚的评价，袁枚的好友蒋士铨更是说：“使公为宰相，则三百六十官皆得其能者而用之，天下宁有弃物？”

这些时人的评论，难免有过誉之词。但在断案方面，袁枚确实是留下了《袁子才判牍菁华》一书，其断案之精明狠辣，确是可以见其综合素养的，此书在当时传颂一时。

如果要评“优秀县委书记”，袁枚是有竞争力的。在袁枚的字典里，最痛恨的一个字就是“庸”字。

袁枚不做庸官，突出表现就在于不避险难。无论是杖责将军家奴，还是深入基层，不辞劳苦，袁枚的锐气与担当让人眼前一亮。

一次，一个偏远村子里有医生诊死病人，袁枚连夜赶去处理，途中无住所，只得在寺庙中过夜。“铜井诊死人，促我车马忙。我时受卑湿，两足颇患疮。笑为民父母，痛痒真亲尝。出城九十里，一宿无所将。晚投海会寺，败草铺绳床。青苔古殿冷，梅灰脱疏梁。我与三尊佛，彼此同灯光。”（《宿海会寺题壁》）

袁枚在三个县连续担任一把手，历练丰富，政绩斐然，且有不错的口碑，按理是该升迁的，事实上，一直很赏识他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极力推举他做高邮州知州，但未获朝廷的批准。其原因有多种说法，总之可证宦海沉浮，身不由己。

这当然是袁枚辞官的诱因，最深层的原因，在于袁枚对自我价值的重新体认。

“笼中野鹤少高唳，篱外寒花多久香。”

“爱他岭上孤云意，含雨空归作小凉。”

这些三十二岁时写的诗，充满着一种生命不得伸展的压抑感。而当袁枚逃脱官场的牢笼之时，他又怎么会满足于躲进一个叫“随园”的牢笼？

随园的无围墙，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知识分子以一种他能完全左右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的友好互动。或者说，他要以一种异于传统的方式，造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是开放的，是热闹的，是有烟火气的，是可以无限生发的。它与清冷、孤寂、自享、封闭的园林彻底拉开了距离，从而呈现出一种新鲜的生活态度、生命品格。

有意思的是，这种罕见的品格与态度，却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精神相吻合。这种众乐情怀，是儒家精神在私域空间的一次畅快表达，当然令人既惊又喜。这不能不令袁枚收获巨大声望。

袁枚八十岁所作自寿诗中说：“家馀旨畜邻分润，园少墙垣贼见怜。”自注：“园无藩篱，恰不失物。”

当一个人向世界坦坦荡荡，本身便有了征服的力量。

之所以有征服的力量，除了本身的文化自信，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坚实的物质支撑。

中国的读书人，一向讳言孔方兄，而实际上，很多读书人的苦痛，恰恰是因为囊中羞涩，治生之苦，难堪莫名。

缺乏治生之才，不懂理财之术，是众多文人之短，却是袁枚之长。应该说，袁枚四十岁后，基本上已实现了财富自由，此后直到晚年，始终牢牢占据了“作家富豪榜”最耀眼的位置。他在遗嘱中说，晚年已有“田产万金余，银二万”。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袁枚的经营理念也极富借鉴意义。场景消费是目前很火的概念，袁枚堪称场景消费的祖师爷。

从不设围墙就可以看出，相比当下收取门票的景区，随园在理念上就高了几个档次。请注意，袁枚辞官后，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治生。守着这一栋大宅子过活，是难以为继的。这也是他在辞官之时最纠结的问题。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把生活空间的商业价值开发到了极致，如其自言，“解好长卿色，亦营陶朱财”。

不设围墙，就是对流量打开了大门。何况随园吸引人的东西，实在太多。

袁枚在其遗嘱中说：“随园一片荒地，我平地开池沼，起楼台，一造三改，所费无算。奇峰怪石，重价购来，绿竹万竿，亲手栽植。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枪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也。”

袁枚费心营构随园，但他并不指望随园能够长久，在他的遗嘱中，他只愿他的子孙能好生料理，把随园撑持六十年，就足以告慰。

物质难以长存，这是中国人从无数次的治乱兴衰、人事沧桑中得出的结论。知道它迟早会消失，但并不影响自己以最大的热情去营构。并不是因为长久就美好，而是因为美好才经得起长久。比如说随园的美。

随园很美，袁枚写过多篇《随园记》，时人也多有对随园的吟咏，并且还有随园图传世。随园的美，首先是一种园林的美，它的很多营造手法与传统园林是相通的，如主从与对比、对景与借景、渗透与延伸、节奏与韵律等，曲径通幽、回环往复、别有洞天。但与此同时，随园里有不少人无我有的布置，显示出袁枚超前的审美眼光，比如玻璃窗。

玻璃有蓝、绿、白等多种色彩，不同的房子镶嵌不同的玻璃。满窗嵌白玻璃，湛然空明的房子，名之为“水精域”；满窗皆蓝玻璃的房子，名之为“蔚蓝天”；满窗皆绿玻璃的房子，名之为“绿净轩”。楼台竹树，秋水长天，一色晕绿……

“朱藤花压读书堂，分得桐阴半亩凉。新制玻璃窗六扇，关窗依旧月如霜。”这是袁枚颇为自得，也是当时最受人瞩目的随园景观。

又比如说随园的美食。

袁枚宣称自己有九大爱好，吃排第一。袁枚的《随园食单》，详细记述了326种菜肴和美酒名茶，大到山珍海味，小到一粥一饭，无所不包。便是冲着美食的名头，也值得向随园一往。

袁枚把随园的鱼池、田地租给别人，这些租户为随园提供粮食、肉禽等食材，同时还在随园从事打扫、接待等工作。随园有个厨师，名叫王小余，袁枚专为他写了篇传记，说人们闻到他烧菜的香味，没有不下巴抖动、歆羡向往的。如果说那个时候有网红店，随园必是其一。

再说随园的文化氛围。

随园里有一堵诗墙，由四方学子、诗人的诗稿垒叠而成。因为袁枚诗名大，尤其是其随写随印的《随园诗话》，是当时最有名气的文学评论，时人皆以作品能被袁枚评点为荣，一时间，投向随园的诗稿堆积如山。一面诗墙，既自炫亦炫人，引来无数人打卡。

更不必提，随园还是出版社，自刻自销作品，经常举行诗会派对，同时还开班授课，女学生云集……说不尽的话题，让随园时常占据文化舆论场的热榜。

既有园林之乐，又有风味之趣，还有文化之胜，袁枚将自己的生活空间打造成了园林空间、文化空间、消费空间，以致“倭国都来购诗稿，佳人相约拜先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随园成了南京城里的网红打卡地，甚至已经火爆出圈，成为一个文化胜地。与历代辞官归隐者的消极避世不同，袁枚的辞官移居是积极的人生选择，是他在开拓一种新的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

就如袁枚所言，“尝谓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他清醒地认识到，做一个纯粹的文人，有着与追求功业相同的人生价值。

不是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吗？不是说“诗穷而后工”吗？袁枚偏不。我绝不认为上述袁枚的那些经营活动是其人生的最高目标，他只是在证明，通过当诗人，也能获得现实和物质层面的成功，这在中国历代的诗人中，是一个奇迹。

袁枚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保持了自身的完整性，从而让自己站到了时代的高处。

我曾经在南京求学几年，好几次去随园故处徘徊，想找寻昔时风景，当然一无所获。往日的亭台楼阁、池沼园林早已被宽阔的马路和高楼覆盖，人世沧桑，世间一切以远超人能想象的速度在改变着。

物质化的存在看似坚挺，其实很脆弱，对此，袁枚当然有足够的认知。明明知道一切都会衰朽或者泯灭，但是依然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袁枚已经揭示了生活的意义。

我就是在四十岁这年开始捧读《袁枚全集》的，不知道是什么缘由让我买回这十来册的一套书，只是恰好翻读，才知道袁枚在四十岁那年，内心经历了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让我产生了共鸣。

有人说，四十岁是个坎。究竟是个什么坎？很难说。从生理上说，四十岁以前，还可以说自己是青年，但一过四十，便无论如何都只能算作中年。到了这个年纪，内心会有对自己的重新认知。“恐年岁之不吾与”的岁月催逼感，必然作用于心理，半生已去，来者何如？

我就是在四十岁这年，写了一首《岁晚有怀》，颇见一种焦灼心态。

“人世杳如流水，忽忽已近中年，回首半生，真飞鸿影里、弹指声中。雪泥鸿爪，尚留来往之痕，日月升沉，一仍山河之旧。而白发渐生，能无感慨乎？”这是当时写在诗后的话，白发倒未必明显，但沧桑之感却是看得出的。

何者是我，如何是我？我将焉适，我将焉处？

当袁枚在四十岁那年决定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时，这些问题此前已在他脑海中盘旋良久。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不但是在思想上说服了自己，更在行动上进行了证明。他成全了自己的小世界，他的小世界也被后人无尽地追怀。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