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的我和三岁的弟弟，分别受着不同的“刑罚”。弟弟被“捆绑”，而我被“羁押”。

那时我们的家被各种险境环伺：隔壁住着一个女疯子；前面是一条街道，来来往往的除了街坊邻居，还有江对面来的异乡人，他们划着小船横渡长江过来要饭；后面是洞庭湖和长江交汇的阔大水面；屋子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漆黑的沥青池子，我的父亲是装卸沥青的工人。

我们没有被隔壁的女疯子打过，但父母怕我们被街上的车子轧到，怕我们掉进水里，也怕我们掉进沥青池子。事实上，三岁的弟弟已经被一辆自行车从身上碾压过，四岁的我也曾差点被淹死在浩大的江水里，而我的父亲，他曾从火车顶上滚落，掉进了沥青池子。被工友们救上来侥幸保住一条命的父亲，满身都被沥青糊着。大家惊魂未定，他却假装轻松拍了拍衣服，好像他身上裹着的只是一些浮尘。他满脸掩饰不住的狼狈，却仍在笑着安慰大家：不要紧不要紧！无非是搞坏一身劳保服！再领一身就是！

我曾无数次长久地凝视这个沥青池子，它有一百来平方米，差不多两米高，离我家不过二十米。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它黑暗、幽深、无比巨大。父亲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时会说洞幺洞幺（0101），收到收到，洞拐洞拐（0707），收到收到。这些神秘的暗语，代表着沥青池子的标号，需在值班日志上记下来。父亲并不识字，但能写下几个阿拉伯数字。每次接电话，他总有种神圣的使命感，仿佛他的工作是一件能挽救全人类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虔诚地把听筒夹在肩头，腾出右手，认真记下标号。火车油罐车过来时，父亲便穿着长筒套靴、戴着长筒橡胶手套去工作了。他先要打开蒸汽管道将油罐车加热，待沥青化掉后，再顺着铁梯爬到油罐车的顶上，用钢钎撬开百多斤重的铸铁盖，接上管道。当漆黑的沥青倾泻而下时，他的剪影在蒸汽里晃动，仿佛随时会被黑色洪流卷走。

沥青池子对天敞着，周边并没有防护措施。很多年后回忆起父亲坠入沥青池子这一幕，我才恍然发现，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正在解冻的春天里，千万个父亲正从相似的黑色池沼中爬出，他们相信那身蓝色的劳保服能兜住所有坠落的命运。

父母都要出去上班，不放心把我们留在这个具有潜在危险的环境里，于是他们分别想出了两个主意。

母亲怂恿父亲做了一个木栅栏，用以阻隔我们和外面的世界。为了避免孩子们在家里出危险没人发现，他们敞开大门，只锁住这个木栅栏。这样，所有街坊邻居都可以帮他们看孩子。

木栅栏上面大约有半米高的空隙。平日他们上班，就把我们锁在栅栏内，他们断定我们决计想不出方法爬出去。事实确实如此，我智商一般，被“羁押”在房间里，双手扶着栅栏，徒然望着熟悉的小伙伴们在街面上呼啸而过，却从来没有想到，拿个椅子踩着就能爬出去。长大以后我养了一只猫，别人告诉我，要测试它的智商，就看它会不会利用工具。于是我把一个毛球吊在它够不着的门框上，它一次又一次腾跃，都没有办法触碰到，我便放了一把凳子在门框下，示意它站在凳子上去够，可它还是不懂，仍然徒劳地腾跃。鉴定完毕，它是只蠢猫。

我家前面那条街现在看来不过百米，小时候我却觉得它漫长得望不到边。街面东侧有个百草园，像神迹一样吸引着我们。废弃的铁轨枕木间，野苋菜从煤渣里钻出来，蒲公英的绒球飘过生锈的信号灯，不知名的小草沿着铁丝网攀缘成绿色瀑布。我们和邻家孩子在那里建起秘密王国：用碎砖搭灶台，捡煤核当燃料，铁皮罐头盒煮着马齿苋。最神秘的植物要数苍耳，它们悄悄地跟着我们回到家里，直到母亲洗衣服时才会被发现。

可是自从我溺水、弟弟被轧后，父母再也不肯放我们出门玩，这些我们统统看不到了。三岁的弟弟不肯待在家里，他哭闹着非要上街找小伙伴们。

既然弟弟不肯被“关押”，父亲想到的办法是把他拦腰捆在家门口的那棵苦楝树下。绳子留了两米。树上打个死结，弟弟的腰上打个活结，他们断定他解不开。在街坊邻居们的看管下，被捆绑的弟弟能够以苦楝树为原点活动，方圆两米都是他的领地，他既可以随时接受小伙伴们的羞辱，也可以随时接受小伙伴们的馈赠。他们像逗弄一条小狗一样逗弄我的弟弟，有时候骂他是鼻涕虫，有时候又给他送来陀螺或者垂死的蚱蜢。

童年的时候，我和弟弟隔门而望。我的胖子邻居小伙伴跑到家门口来，隔着栅栏告诉我：“你妈妈只放你弟弟出来，把你关家里，你妈妈重男轻女。”我便跟邻居的叔叔阿姨们说：“我妈妈重男轻女。”邻居的阿姨便跟我母亲说：“你家大姑娘说你重男轻女。”

母亲为此非常气恼，她觉得自己的名声被我败坏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这对于一个有儿有女的母亲来说，是一顶难以承受的大帽子。她回家责骂我：“少了你的吃还是少了你的穿？到外面乱嚼什么蛆？”我疑心从那一天开始，我的母亲便不再爱我了。

母亲总是生着她的家属们的气，这个家属包括我父亲和她的三个孩子。母亲是一家之主，我家的户口本上，户主那一栏写着我母亲的大名，父亲和我们都是家属。母亲出身书香世家，她读了很多书，但是嫁了个比她大十多岁、户口本文化程度那一栏填写着“文盲”的人。后来，她生了孩子，我们姐弟仨，户口本文化程度那一栏都填写着“文盲或半文盲”。我曾经指着户口本上这六个字问母亲，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我们是文盲还是半文盲呢？母亲说：“这是一个术语，就是指你们这些无知无识的人。”

被“羁押”的日子持续到我五岁那年，我被隔壁的女疯子鼓动，拿椅子到门口，踩在椅子上，她从栅栏上面的空隙里把我抱出去，扔在街上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那天母亲回家，发现我在屋外，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但她并没有责怪女疯子。女疯子秉性善良，有人找她借东西，她会赶紧拿出来；邻居孩子们去她家，她会沉默地拿出好吃的东西。女疯子也是个文盲，并不认得自己的名字。她有一个和我父亲同样忠厚老实的丈夫。母亲甚至喜欢和这个女疯子在一起，很多时候，她们都在一起织毛衣、拉家常。

女疯子正常的时候居多，平日沉默寡言，斯斯文文，见了人也不大说话，胆小害羞。她的三个女儿，和她一样胆小拘谨，并不和我们一起玩耍。彼时的母亲与女疯子，相对坐在廊檐下，四根竹针在毛线团里穿梭，给她们的丈夫、儿女织着时兴款式的毛衣，织出麻花纹、菱格纹。廊檐下的光阴比别处要长。她们仿佛都变成了温柔的女人，细碎地说着话，讨论毛衣袖口的织法，讨论孩子听不听话。更多的时候，我的母亲说得多一些，女疯子只是听着，间或微微地笑着。

自从我被女疯子抱出去后，母亲又心生一计。她要送我去上学，让学校看着我。于是母亲教我撒了第一个谎，五岁那年，她要我冒充七岁。那时的我是“吃黑市”的孩子，还没有上户口。但是我要去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上小学。学校规定，必须年满七岁才能上学。1978年的9月1日，我的母亲在家里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学一定要上，我们今天去报名，老师问你几岁，你就说七岁。”

到了学校，老师果然问我几岁，我低头攥紧拳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母亲非常笃定地说：“满了七岁了！”

老师说：“那看着不像呢，七岁才这么点点高？回去回去，到年龄了再来读。”

母亲强硬地说：“她不长个子，才满的七岁！”

反正没有户口便没有证据，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了小学。那时候小学只有五年，这样的进程导致我十五岁就高中毕业了。所以，整个中小学，我都是班上的小不点。这么早把我送进学校，更重要的原因是，和我同龄的孩子都在上幼儿园，这样可以省下幼儿园的费用，同时也省下看孩子的精力。

上了小学后，我就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放学的时候，我能看见隔壁女疯子的婆婆坐在街上的空地里骂人，她认为这个儿媳妇生的三个女儿都是来讨债的。她有种神奇的技能，就是拿一块砧板和一把菜刀，坐在街边使劲剁，一边剁一边声泪俱下地控诉命运不公，让她嫁了一个没用的老公，生了个没用的儿子，儿子娶了个没用的老婆，让她过不上好日子。她骂完丈夫就开始骂丈夫的整个家族。母亲总是走上前好言相劝。我问母亲，她为什么要拿菜刀剁空气呢？母亲说：“这是一种仪式。”

这时候母亲已经不允许我们叫女疯子为尚疯子了，而是要叫尚姨。尚姨的婆婆还有一种奇怪的举动，就是拿一根竹竿，竹竿顶端插上一根点燃的香，然后到沥青池边，把竹竿插在地上，跪在竹竿下，一边拜一边开始喊天：“老天爷啊，你看看啊，这就是我的好儿媳啊！”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老天爷控诉自己天大的冤情。

我问母亲：“她为什么要插根竹竿再骂呢？”母亲说：“竹竿通天，这样老天爷才听得见。”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就不敢劝了，邻居也没人敢劝了，因为没人敢掺和老天爷的事情。

尚姨之所以被骂，盖因她生了三个女儿。我后来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婆婆在传宗接代这个事情上总是为难儿媳妇，就算生了男孩，也并不跟婆婆姓呀。难道是因为，女人一旦嫁了人，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姓氏，把从前那个自己轻轻抹去了？

尚姨从不回嘴，她好像被季节封印着。春天一到，尚姨的疯病便要发作十天半月。她发作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既不打人也不闹事，而是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比健谈、爽朗的人，像个辩士一般，滔滔不绝。

接着整条街巷都在这个春天活了过来。卖豆腐的阿婆颠着小脚四处传口信，酒坊的跛脚掌柜扔下算盘，连总躺在竹椅里晒太阳的王瞎子都支起了身子。人们奔走相告：“尚疯子发作了！”

尚疯子发作，是这条河街上的一件大事。她发作后侃侃而谈“建安三神医”“伤寒杂病论”，她甚至谈到火星照片、莫斯科奥运会。她发作后最大的绝招便是开中药方子，谁家老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她一纸方帖，药到病除。

她发作的时候，母亲不让我出门，我便扒着门缝偷看。那个总是低头数着针脚的木讷妇人，此刻正立在突然热闹起来的河街上。她的蓝布衫被春风灌得鼓胀，像是突然长出了翅膀。人们围成半圆，伸长脖子听她演讲。她说话时神采飞扬，声音清亮得能穿透三月的烟雨：“取夏枯草三钱，配忍冬藤……”她突然能写字了，人们发现她并不是文盲，竟然会写字。笔走龙蛇间，苦艾与甘草的气息便在河街上蔓延。

尚姨发作的时间总是如此短暂。大约半个月，等到街坊们看好了病登门道谢的时候，她又变成那个沉默寡言的人了。她蜷缩在藤椅里继续数着织错的针脚，仿佛这些天的华彩不过是春日幻觉。

我上四年级的那个春天，尚姨又发作了。我和母亲因此有过一次对话，这次对话的意义，灼穿了我的整个人生，以至后来，无论我们母女间有多少不甘的误解，我都会理解母亲。

那天，尚姨在廊前向邻人大声解释着子宫的形状。母亲捂着我的眼睛和耳朵不让我出门：“尚姨疯病发作了，你不要出去。”

从母亲捂着的手指间，我看见了时间的裂缝。八岁的我满怀疑惑，问母亲：“那你们是怎么知道，哪一个她是正常的，哪一个她是疯的？”

母亲看着我怔了许久，说：“她作为自己的时间，太短暂了。”

年幼的我未能理解这句话，却一字一句把它记住了。

很多年后我都在揣测，我的母亲，她静静地陪伴着那个沉默寡言的邻家疯女人织毛衣时，在想些什么呢？

我疑心她早就认为，每天和她坐在廊下织毛衣的那个尚姨，是不正常的，真正发作的时间，才是尚姨找到自我的时刻。

我疑心她早就发现，自己竟在隔壁的疯女人那里，窥见了女性共同的命运图景——那些被称为“正常”的岁月，不过是少女梦尽后的漫长荒野。

我疑心她早就明白，那些被称作“发作”的春日，不过是她体内蛰伏的另一个灵魂，借春暖花开的季节，得以完成对庸常的越狱。

我疑心母亲当年捂住我眼睛的手，何尝不是在遮挡她自己不敢直视的真相：所谓正常，不过是千万自诩正常的人共同签署的疯狂契约。

尚姨是她的一面镜子。我的母亲，她这一生，作为自己的时间，真的太短暂了。

现在我时常回望——在我的童年现场，西侧是漆黑深邃的沥青池，东侧是植物恣意生长的百草园，两个世界隔着铁轨，彼此对峙，如同命运埋下的伏笔，要等数十年光阴流转，才能读懂其中的隐喻。或许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童年风暴，而我，终于在刑罚与托举间，在凝固与解冻中，在黑色与绿色、秩序与野性、现实与想象之间，长成了自己的形状。那些灼热的记忆终会如沥青一般冷却成路标，当我们在人生路上回看时，才发现真正的对峙，不在大地上，而在人心间——那些未被言说的暗影，它永远横亘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在父辈的汗水与孩童的目光之间，在工业轰鸣与草木生长之间。

那个再也回不到现场的童年，比铸铁沉重，比春风柔软。我们搬离那条河街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尚姨。若她活着，也该八十岁了。我知道，那些曾经被剁碎的咒骂、通天的竹竿、砧板上的控诉，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她，因为她有要守护的三个女儿。我知道，在我父亲的沥青池、母亲的廊檐下，那些灿烂的春天虽被折叠，却从未真正被遮蔽。我的父辈们虽然平凡，却如此用力地活着，坚韧地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春天的门，让多年以后的我，一想起那个童年现场，就如走进了被护佑的结界。

因为，护佑者，总是以寻常面目出现。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