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春早，草木蔓生。一场雨，凝结起整片岭南的春天，成百上千株木兰舒展着枝丫，广玉兰的阔叶托着新绽的花盏，玉堂春饱满的花瓣似羊脂玉般温润，白花含笑最是恣意，半树素缟半树霞，风掠过树冠时，花瓣簌簌飘落。还有白花含笑、望春玉兰、紫玉兰、宝华玉兰、丹馨二乔木兰、多瓣紫玉兰等，初春绽放，夏日方歇，而到秋天，部分木兰又将再次绽放。

华南国家植物园木兰园里，这样珍贵的木兰科植物有200余种，它们本栖息于云南、四川、广西、贵州、海南等深山中，千万年遗世独立，是陈焕镛、刘玉壶、周仁章、曾庆文等木兰研究专家一次次找寻，并花费数十年心血引种栽培，建起了“世界木兰中心”及“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

在木兰盛开的春日，我见到了陈忠毅和周仁章两位老先生。陈忠毅老先生是原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植物分类学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主要从事中国木兰科、姜科等植物的研究，曾长期与刘玉壶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87岁的周仁章老先生是木兰科植物研究专家，也是最早跟随刘玉壶做木兰科植物研究的成员之一。他们都曾是刘玉壶牵头的“中国木兰科植物种质保存和开发利用研究”课题组的主要成员。

在泛黄的资料里，在两位老植物学家的讲述中，四代植物学家接力守护木兰科植物的历史也渐渐清晰起来。 

作为木兰科植物的发源地，中国有着2500多年的木兰栽种历史，历朝历代史书皆有记载。木兰于唐朝时传入日本，继而传入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木兰资源丰富度为世界之最，也是栽培木兰科植物最早的国家，是名副其实的“木兰王国”，其中又以滇、桂、黔、粤、琼及临近地区为“现代分布中心”与“多样性保存中心”。而引种栽培、研究成果尤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最，其建立的“世界木兰中心”掀起了全国保护和研究木兰科植物的高潮，影响了后来全国100多个木兰园的建设。

华南国家植物园木兰科植物研究始于植物园创始人、植物分类学泰斗陈焕镛教授。

1919年，刚从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硕士毕业的陈焕镛，踏上了海南岛，进行了为期9个多月的植物采集。他是公认的************位到海南岛进行植物标本采集的植物学家，开创了海南岛采集标本的先河。

当时的海南岛还是“瘴疠之地”，交通不便，条件艰苦。在五指山，陈焕镛先是被毒蜂蜇伤，随后又染上热带间歇高热病，最终被人用担架抬出五指山。而陈焕镛这次去海南岛采集的标本中，就有木兰科植物。

20世纪30年代，陈焕镛开始对木兰科植物分类进行研究，并多次深入湖北、广东、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60年代，陈焕镛发表了绢毛木兰、石碌含笑、观光木等木兰科特有单种属。发表观光木新种和新属时，陈焕镛以钟观光教授的姓氏作为植物拉丁学名，以纪念他在中国近代植物科学中的开拓性贡献。

1956年，华南植物园开始建园，木兰科植物的收集、繁殖、育种工作也随之开始。

木兰科植物是孑遗植物的一种。第四纪冰川期，地球经历了强烈的造山运动和冰川覆盖，大量植物由此灭绝，只有少数适应能力强的植物在亚洲东部和北美洲东部等地区幸存下来。然而，由于近缘植物大多已灭绝，它们成为植物界的“孤儿”，在进化上较为孤立，由此保留了原始形态。鹅掌楸、银杏、水松、珙桐等，皆为中国特有孑遗植物，其中鹅掌楸、银杏、银杉更被列为“活化石植物”，为研究地球古生物、古地理和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因此，20世纪初以来，木兰科便是全球植物学界关注的热点类群。

“木兰科濒临灭绝的种类占到我国濒危植物总数的十分之一，如西双版纳的大叶木兰、广西百色的香木莲、峨眉山的拟单性木兰等，都濒于绝种。”抢救古老濒危木兰刻不容缓。此时，植物园亟须引进研究人员，充实壮大研究队伍。刘玉壶便是陈焕镛看中的人才。

刘玉壶是广东中山人，1917年出生，先后在广州、香港求学。1938年考取重庆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大学时的刘玉壶便展现出对植物分类学的浓厚兴趣，四处采集标本，做树木学的探讨研究。他说：“当时我很在意念书，尤以树木学、造林学成绩最好，我也决定此后集中精力以此作为终生研究工作。”毕业后，刘玉壶留校任教，之后又进入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华东工作站 （后来的江苏省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还曾与彭加木共事。

1962年，在陈焕镛的调动下，刘玉壶和同为植物分类学家的妻子吴容芬来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此前，刘玉壶主要从事裸子植物研究，《中国植物志》第七卷裸子植物门便由他负责编撰。进入华南植物研究所后，因工作需要，刘玉壶便跟着陈焕镛开展《海南植物志》木兰科植物的编撰工作，采集栽培木兰科植物，逐渐承继陈焕镛所创办的木兰科事业。

20世纪70年代，刘玉壶推动“中国木兰科植物种质保存和开发利用研究”入选国家重点研究课题，而此时他已年过花甲，许多事情无法亲力亲为，亟须有助手负责标本采集、引种栽培等工作，于是他便到引种室找人。

木兰科植物多生长在边远的深山丛林中，采集引种过程十分辛苦，对工作人员的身体及精神都是巨大考验。“说到要做木兰科植物的野外工作，没有人肯接手，我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周仁章说道。

1938年出生的周仁章是广西北海人，考入中山大学生物系，学制5年。1964年，大学毕业的周仁章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南生物研究所生态研究室工作，参加过四川省植被调查、薯芋科植物引种栽培试验，也参加过成昆铁路西昌地区泥石流高发路段的水土保持、土壤调查等工作。

在西南生物研究所，周仁章一干就是10年，但他一直想回到广东。恰巧当时华南植物研究所一名川籍员工想回四川，周仁章便与之对调，来到华南植物研究所遗传室工作，后跟随刘玉壶进行木兰科植物研究。

1976年开始，刘玉壶带着团队踏上了寻找拯救濒危木兰之路，足迹遍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海南、湖南、湖北、山西、福建、浙江、安徽、辽宁、河南、河北等14个省（区、市）的深山密林、雪山草地、边境村寨、丘陵山谷，特别是云南这个古木兰科植物的避难所。

一次经过昆明时，刘玉壶在云南林业科学研究院标本室查阅木兰标本，发现了一份特别的果实标本——叶子看起来像木莲，但又不是木莲，记录上写着采自云南西畴县法斗乡。因没有花的标本，他翻遍所有资料，也无法确定这株植物是什么，但凭借对木兰科植物多年的研究，他断定，这应该是木兰科的一个新属。

为补上这关键一环，第二年春天，刘玉壶带着考察队从广州启程，风尘仆仆地来到这种未知木兰的生长地，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法斗乡。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位于云贵高原的南部边缘，南部与越南接界，下辖八县，国境线绵长，属亚热带与温带过渡地带。北回归线从这里横贯而过，充足的降雨量、年日照时数，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保存着大面积的南亚热带原始常绿阔叶林和大量珍稀动植物资源。

刘玉壶一行人背着干粮、拄着拐杖进入茫茫林海。森林多雨潮湿，山路难行，四处悬崖，野兽横行。白天他们忙于赶路，无暇顾及其他，晚上回到住地才发现，鞋袜一片鲜红，脚已经让山蚂蟥咬得血淋淋的。

野外调查十分艰苦，远离城市到深山老林考察，找种源，采集标本，生活艰苦，困难重重。每天早上6点就要出发上山，行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崎岖山路，到晚上10点才回住地，一天只有早晚两餐饭，中午没有饭吃，饥饿、口渴、日晒、雨淋、蚊虫叮咬是常事。

过程的艰辛可以克服，但希望如水中月、镜中花，没有人知道要寻找的植物是否存在，毕竟此前他们多次搜寻都没有找到。好在这一次，幸运之神眷顾了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一株参天巨树出现在眼前。

说它是参天巨树，一点也不夸张，树冠巨大、华茂如盖，40多米的树高，光滑的树干就达到了30米，在原始森林中一树擎天。令众人尤为兴奋的是，经过反复比对，认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木兰新属。有1株，就可能会有第2株、第3株，在这片原始森林中，考察队先后搜寻到了5株。

然而，如此高的树干，如何上到树冠采摘花朵标本成了摆在眼前的问题。“当地政府对于野外植物考察非常支持，经常派出解放军保护我们。”周仁章说道。他们想到一个方法，用子弹打！刘玉壶找到西畴县政府，特批了300发子弹，请法斗乡民兵营的“神枪手”用步枪打下来。

几声枪响过后，几段枝条从数十米高的枝头重重坠落，枝叶末端，硕大的花朵惊艳众人。花瓣外层呈红色，外深里浅，色彩分明。那是独得阳光雨露恩宠的自然界的娇蕊，沉寂千万年，一朝惊艳世人。

那年秋天，果期到来，周仁章再次来到这棵巨树下，他将掌钉一个个钉入树干，一步步爬上树冠，采到果实。之后，这棵木兰新属便成为研究重点，为了方便上下观察，工作人员用竹子在树干上搭起了脚手架。

依靠从文山州采集到的花果标本，刘玉壶深入研究了4年，确定这是一种没有记载的木兰科新属物种。他为其取名为华盖木，意为“中华盖世之木”。

据统计，全世界广义的木兰科有18属，约335种。中国有14属，约165种，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部至西南部，至东北及西北而渐少。而刘玉壶团队发现的华盖木为中国特有的树种，先后被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濒危等级为“极危”。

西畴县为华盖木原生地，被称为“华盖木故里”。为拯救和保护以华盖木为代表的珍稀濒危植物物种资源，西畴县香坪山建立了珍稀濒危树木园，这里也是木兰科及珍稀濒危树种西畴迁地栽培基因库。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开始引种栽培和迁地保护华盖木。

2013年春天，昆明植物园传来喜讯，最早引种的一株华盖木开花了。这朵历经30年开出的花，承载了几代科学家与华盖木守护者的梦想和心血，更意味着，华盖木迁地保护取得了成效。经过30多年探索，1万多株华盖木回归自然，真正地完成了华盖木采种、选种、培育、试验、栽培的回归之旅。

陈忠毅给我看了一张刘玉壶的工作照。照片中的他坐在桌前，满头白发，一手持放大镜，另一手持木兰标本进行研究。没有外出的时间，刘玉壶就在办公室对植物标本进行研究、比对、记录。放大镜就是刘玉壶的左右手，在陈忠毅的记忆中，刘玉壶无论到哪里都随身携带放大镜，以便随时随地观察研究，但凡遇到新奇的事物，便第一时间掏出放大镜，一边观察，一边说道：“好东西，好东西。”

刘玉壶是个急性子，只要采集到花果标本，不管什么时间，都会来敲陈忠毅家门，让余峰赶紧画下来。余峰是陈忠毅的太太，也是华南植物园的植物画师，《中国木兰》一书的配图就是邓盈丰和余峰共同完成的。新种的发表离不开植物画，即使有了先进的照相技术，植物画的作用依然无法替代。

“有时候打电话过来，一说就是半天，反反复复叮嘱。华南植物园有十大‘啰唆’，刘老老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叫他‘快乐的啰唆’。”至今，提起刘玉壶，陈忠毅也总是叫他“刘老老”，既是尊称，也是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刘玉壶就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一样，拥有快乐的心态与开阔的心胸。

但对于研究工作，刘玉壶非常严谨，一丝不苟，甚至为了木兰数次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是刘玉壶，这是我，这是文山州的书记，后面是当时护送我们的解放军加强排的战士。”周仁章老先生递给我另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注明：1982年5—6月，被解放军护送到中越边界调查木兰科植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华南植物园开展木兰科植物研究的关键时期，而此时云南边境危机四伏。为保护科研人员，政府经常派出解放军护送。

1982年5月，刘玉壶带着周仁章等人一头扎进文山州方圆20万亩的原始森林。他们登上海拔2000多米的麻栗坡老君山，又爬上1000多米高的香坪山，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当刘玉壶一步一拐下到山脚时，已是浑身泥水，不知跌倒过多少次。

在当地工作人员与边防战士护卫下，考察队绕过地雷阵，踏入大名鼎鼎的扣林山，历时两个半月，行程数千公里，最终在中越交界处的茨竹坝的一座高山上，寻觅到了这棵正在开花的大果木莲。兴奋之余，他们又面临与上次一样的难题：如何上到这株参天巨树顶端采摘其花朵？

“我来。”一个略显稚嫩却不容置疑的声音在安静的密林中回响。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年轻的战士双手抱树，沿着巨大的树干往上攀爬，最终采到花朵，顺利落地。回程途中，刘玉壶、周仁章等人手持硕大的花朵标本，热烈地走在山野小道上，脸上是轻松而欢快的笑容。那些跋山涉水、餐风饮露的艰辛过程，那些军民同心守护木兰的深情，都在此刻具象化了。

此次文山州之行，除了大果木莲，他们还发现并采集了大叶木莲、香木莲等15种木兰科珍稀植物标本和50种其他科属植物标本。

为了让我清晰地了解每种木兰的开花时间，周仁章老先生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了100多种木兰科植物的花期和果期，比如：绢毛木兰，花期4—5月，果期8—9月；亮叶木莲，花期2—3月，果期7—8月；乐昌含笑，花期3—4月，果期11月；等等。数十年研究木兰科植物，让他对于每种木兰科植物的生长习性、特征、花果期了如指掌。

春秋两季，正是木兰科植物的花期和果期。每年这两个季节，周仁章都要至少进行两次野外工作，从不间断，直到退休。由于长时间出差在外，他无法将太多时间精力放在家庭，孩子的成长、老人的照看、家庭的琐事都是妻子独自操持，使得妻子对周仁章产生了深深的埋怨。

20世纪80年代，野外工作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差事，补助少得可怜，每天只有10块钱。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时常要雇用当地的农民、司机、护林员，而这些费用都不能报销，只能自掏腰包。边远地区治安混乱，好几次周仁章的钱包都被偷窃，没有了钱，连车也坐不起，就只能步行，常常一天步行十几个小时、上百公里。

“这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要找到那些已经濒临灭绝的珍稀树种，想方设法采集标本、种子或种苗。”种苗一般生长在树种周边，但数量极少。木兰科植物之所以濒危，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然繁殖能力较差。如果找不到自然生长的种苗，就要通过种子培育。每次采集到种苗或标本之后，周仁章就通过各种方式寄回植物园。周仁章统计了一下，从1977年到2004年间，自己野外考察的次数达150多次，同时走遍了全国每一个标本馆。

在考察过程中，周仁章也常常带着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就像当年刘玉壶带着他一样，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尽快成长，其中就包括曾庆文。

1963年出生的曾庆文是广东河源人，自小喜欢植物，1982年考上华南农业大学的林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庆文来到华南植物园工作，跟随刘玉壶进行木兰科研究。彼时，采集引种栽培工作主要由周仁章负责，刘玉壶叮嘱周仁章，好好带他，曾庆文由此开始了木兰的研究之路。

作为年轻人，曾庆文常常爬到树上去观测花果种子。然而，由于木兰科植物生长的地方高温多雨，湿气瘴气弥漫，没过几年，曾庆文便开始咳嗽。由于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并没有及时就医，拖了三年，就诊时被确诊为肺纤维化，不得不切除整个左肺，手术刀口从前胸到后背，还拿掉了两根肋骨，导致体能严重下降。

术后没多久，曾庆文便投入科研工作，野外考察、采集物种、申请课题、撰写论文、编撰著作……忙碌时，妻子时常到办公室帮他处理种子，给样本编号。野外工作艰苦，加上手术创伤，妻子担心他的身体，叮嘱他不要再去爬树了。曾庆文答应，但一看到木兰开花结果，他就自然地爬上去近距离观察和记录。

2011年开始，曾庆文多次带学生赴云南华盖木原产地文山州西畴县开展研究。初到法斗乡时，由于气候寒冷，水土不服，众人开始上吐下泻。曾庆文顾不上休息，坚持在华盖木周围拉样方，为照顾学生们，许多事情他都亲力亲为。华盖木生长的地方都在大山深处，路途遥远颠簸，每天他们在大山里来回4个小时。因肺部做过手术，曾庆文常常呼吸困难，爬山吃力疲惫，尽管这样，他还是坚持进山上树，亲自观测研究。

2012年秋，曾庆文又一次带领学生步行数个小时的泥泞山路，抵达华盖木所在地，并爬上40多米高的观测平台，观察华盖木授粉挂果情况，谁知树枝突然折断，曾庆文重重摔下，滚落十几米深的山沟，不幸离世，年仅49岁。

建设木兰园是陈焕镛多年的梦想。20世纪70年代末，刘玉壶与周仁章等人开始筹建木兰园。决定以植物园中火炉山麓，海拔30—130米，由马尾松—桃金娘—芒萁群落、枯枝落叶层等植被构成的丘陵台地作为建设木兰园的基地。

具体建设工作由周仁章负责。白天，他带领工人扛着锄头开山辟地、平整土地、搞基础建设；夜晚，就着昏暗的灯光设计规划图纸，制订安排工作计划，与工人们日夜奋战在木兰园建设的第一线。

木兰园引种的木兰科植物来自天南海北，从辽宁本溪到海南，从西藏的聂拉木到台湾，这些木兰科植物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也各不相同。它们初到广州，不一定适应这里的气候与水土。为了营造适宜木兰科植物生长的环境，周仁章他们铺设水管和抽水机，建立半自动化排灌系统，夏季进行喷水降温，秋冬喷灌抗旱，使得环境的兼容性变大。

不久后，木兰园初见雏形，再经数年努力，一个依山而建的木兰园、木兰科植物繁殖苗圃基地初具规模。

20世纪80年代初，木兰园基本设施建设完备，开始规划种植。周仁章再次担任负责人和木兰科植物种植规划师，亲自规划定植图，一边规划，一边种植。在刘玉壶及课题组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1996年，世界上保存种类最多的木兰科活植物种质基因库“木兰园”正式建成。

然而，一纸城市交通规划设计，却让数代人辛苦建设的木兰园乃至华南植物园面临建园以来最大危机。

20世纪90年代，广州市规划建设华南快速路，设计方案中，快速路将直接穿过华南植物园，将植物园一分为二。这会给植物园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给满园珍稀植物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却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

如果要建公路，这些植物怎么办？有人提出，移走就是。“几十年的树，是说砍就能砍，说移就能移的吗？”这一方案引起植物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也掀起了一场“植物园保卫战”。刘玉壶的反对尤为强烈，因为公路将直接穿过木兰园，那个他们花了毕生心血建起来的木兰园。

为了保护植物园，他们选择与决策者“硬刚”到底。不仅植物园的专家们多次联名上书，各个领域的院士们也加入，力陈植物园的功能与植物保护的重要意义。为了推进快速路修建，分管领导甚至来到植物园现场办公，刘玉壶当着众多领导的面说，如果坚持公路要从植物园通过，就从他身上跨过去。

最终，在多方努力下，华南快速路修改设计方案，华南植物园得以完整保留。如果没有这些誓死保卫植物的科学家们，是否会有今日的华南国家植物园，我们不得而知。

此后40年间，一代代植物学家不断开展对全国木兰科野生种类的调查，采取边调查、边引进新种、边种植的方法，木兰园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种类不断增多——既有华盖木、焕镛木（单性木兰）、峨眉拟单性木兰及长蕊木兰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大果木莲、大叶木莲、观光木及落叶木莲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还有绢毛木兰、卵果木莲及滇桂木莲等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保护名录植物。

以木兰园为研究基地，刘玉壶带领木兰科课题组对木兰科系统发育进行了以古植物学、分类学、细胞学、孢粉学、形态解剖学、植物化学等为主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木兰》等一批研究成果，筛选并推广一批具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优质树种，让珍稀木兰进入寻常百姓家。

一直以来，刘玉壶主张迁地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目的是使珍稀濒危变为不濒危，大量繁殖、栽培，增加数量，用于园林绿化和退化森林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程，使它们最终回归大自然。在其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与广东省环保局共同成立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繁殖中心，并在广州火炉山西北麓开辟珍稀濒危植物园，开始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的专题研究工作。

韶光逝，流云散，木兰花开，年复一年。而今，华南植物园已升级为华南国家植物园，成为南方第一个国家植物园。倾注陈焕镛、刘玉壶、周仁章、曾庆文四代科学家心血的木兰园，郁郁葱葱，葳蕤生光。从云南等地引种或采集种子培育的华盖木、大果木莲等珍稀木兰科植物早已亭亭玉立，巍然挺拔。

2004年，刘玉壶不慎摔了一跤，住进医院，之后身体每况愈下。住院期间，正是《中国木兰》一书编审的关键时期，这本凝聚他毕生心血的************部木兰科彩色图志，是他最挂心的事情。他让人将书稿送到病房，逐字逐句审阅推敲，亲自把关每一幅植物配图。

那年春天，《中国木兰》正式出版，同事第一时间将书送到医院给刘玉壶。大开本厚重的精装封面上，大果木莲的花开得异常绚烂，他的思绪也早已跨越数十年时光，跨越万水千山，回到云南文山州。《中国木兰》出版第二天，刘玉壶去世。

2006年，为纪念这位植物学家为世界木兰作出的贡献，华南植物园在木兰园为刘玉壶立了一座雕像，让他与挚爱的木兰永远相伴。

即使病重住院期间，刘玉壶依然反复交代三件事：一是要继续深入研究植物区系与被子植物起源；二是用木兰科等植物建起中国南方的绿色长城；三是木兰园要保好种。

梦想未竟，斯人长逝。他的心愿为后来者所铭记和继承，“南方绿宝石”正在华南大地枝繁叶茂地生长着。年年如期盛开的稀世木兰背后，是植物学家的命运流转，是自然生态的保护修复，是时代家国的风云变迁，是永远炙热鲜活的生命脉搏。

责任编辑：杨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