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标题中的“脊梁”二字后，我有些犹豫：重钢能否担承得起这两个字的刚度与厚重？我反复回忆那天参观重庆工业园的所见所闻，反复思考重钢的源头及来路，反复掂量重钢对民族解放、国家崛起的贡献，反复思考重钢在国家钢铁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我最终确定就用“钢铁脊梁”四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

重钢，对于“脊梁”二字当之无愧。

钢铁，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里程碑、社会发展时代划分的重要标志，在国民经济建设尤其是国防、军事活动中，被誉为“国之基石”“军之基石”。在无数的高端产业中，钢材是主要材料，不仅应用于钢结构、桥梁、汽车、机械工程及船舶等领域，还在航空、航天、医药、数据处理、资讯科技及通信技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钢铁。

钢铁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是凸显。自从2000多年前，即我国汉代中期，基本材料为钢铁的冷兵器还取代了铜兵器，一直到现在的各种热兵器，大到航空母舰、坦克、火炮，小到一把刺刀、一颗子弹都离不开钢铁。军事理论家认为，战争中最重要的资源既是黄金，更是钢铁，钢铁决定了国家力量！在人类战争中，钢铁是制敌之要、胜利之本。

2024年4月27日，是“雾都”重庆一个难得的久雨初晴的日子，天空布着薄薄的云层，阳光透过云缝照射下来，把葱翠妖娆的山河大地辉映得一片明亮。

这天，我随“中国知名作家中的书画家重庆大渡口采风团”，走进了重庆工业博物馆。一进博物馆大门，一个钢铁巨物便紧紧吸引了我的眼球——该博物馆镇馆之宝——8000（HP）马力蒸汽机。这个马力8000HP、最高转速可达70转/分、总重量约250吨的庞然大物，从1905年制造、1906年投入使用，直到2005年重钢厂建立厂史馆，重新安装展出，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是中国真正的“百年动力”。

这台“百年动力”8000（HP）马力蒸汽机，1905年由英国谢菲尔德市梯赛特戴维兄弟公司制造完成后，1906年，经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购入中国，是中国轧钢工业史上第一台轨梁轧机原动力，先是安装在广州，后又转到汉阳。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存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战的本钱，在国民政府“钢铁石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组织下，该机随同汉阳铁厂其他设备一道，于1938年3月至10月逆长江而上，悲壮西迁。在西迁的充满血泪和牺牲的日日夜夜里，成千上万民工、水手、战士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地将3万多吨生产设备和器材，抢运到重庆郊区大渡口长江边上，重钢由此诞生。该机的重要部件飞轮曲拐轴在途经宜昌时，遭日机轰炸沉入江中，重钢不得不使用钢板轧机的原动机6400（HP）蒸汽机驱动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组织下，将飞轮曲拐轴打捞出水，这台8000（HP）马力蒸汽机得以修复并投入使用。从此，它那铿锵有力的轰鸣，开始在钢城上空回响，犹如战斗的号角催人奋进，于1952年4月10日，试轧成功************根钢轨——中华式38kg钢轨，并用该产品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该机马不停蹄、不负众望，不断开发生产出新品种，实现了矿用槽帮钢产品系列化。其中18号槽帮钢于1983年荣获国家银质奖牌、军工用复钢深冲扁钢荣获冶金部优质产品称号。新中国成立35年里，累计生产各类钢材、钢坯380余万吨，为我国建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这台“百年动力”，凝聚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振兴图强的历史，记载了中国钢铁工人的无限荣光，并见证了中国百年的风雨沧桑，经历了中国钢铁工业的风云际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帝国主义用钢铁铸就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后，近代思想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当英、法帝国主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度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后，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践行“师夷之长”思想，中国兴起“洋务运动”，逐渐建立起以军工应用为核心的钢铁工业。

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堪称“中国钢铁工业先驱”。他在督粤期间，提出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并电告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及后任薛福成，向英国订购铁炉两座。19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将拟建之厂移至湖北，在武昌成立了湖北铁矿局，兴建汉阳铁厂，先后建成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10个分厂，并于1894年投入生产，比日本最早的八幡制铁所早了7年，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先后建成了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大冶钢铁厂、上海炼钢厂、鞍山钢铁厂、本溪湖钢厂等数个现代化钢铁厂。这些钢铁企业，虽然历经磨难，但依然对当时的军工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上海炼钢厂。其前身为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个炼钢厂——江南制造局炼钢厂。自1891年******出钢，到1911年累计炼钢上万吨。1929年6月，炼钢厂与兵工厂脱钩，改名为上海炼钢厂，当年便完成了“浇铸280kg、500kg、180kg炸弹壳3550颗”和“制造180kg飞机炸弹壳1万颗”的硬性任务。

正当中国钢铁工业坚忍不拔、顽强成长之时，抗日战争爆发。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完全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又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在此期间，日本先是牢牢控制了位于我国东北的鞍山钢铁厂和本溪湖钢厂，继而又掌控了华北一带的钢铁企业，并牢牢控制了出海口，造成了中国国内钢材、生铁奇缺的局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随即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如果位于长江流域的钢铁企业再遭日军控制，中国将面临无钢可用的危险境地，到时中国拿什么制造枪炮、弹药？用什么抗击强敌日寇？

中国钢铁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1937年7月12日，即“卢沟桥事变”第5天，南京国民政府由何应钦主持会议，讨论内迁总动员。10月29日，国民政府正式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危急，为避免出现中国钢铁工业被日军完全控制的危险局面，国民政府开始布局湖北地区钢铁工业内迁事宜。

1938年2月14日，翁文灏与俞大维联名向蒋介石递交签呈，呈请组建钢迁会，负责汉冶萍煤铁股份有限公司、大冶钢铁厂、上海炼钢厂、六河沟铁厂的设备与人员西迁重庆，尽快重建、投入生产，并提名杨继曾、张连科、杨公兆、恽震、程义华、严恩棫、胡霨等人担任委员。蒋介石复电准予照办。3月，钢迁会正式成立，汇聚无数爱国志士，担负起将汉阳铁厂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择要西迁至大后方重建的重任。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钢迁会众志成城，共赴保钢救亡的战场。

被历史学家喻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悲壮西迁大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联军的军事撤退行动。1940年5月25日，英法联军防线在纳粹德国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攻势下迅速崩溃。英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西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小城，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这项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大规模撤退行动，使英国及法国得以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的部队，成功挽救了大量的人力，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

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面临着撤退时间紧、撤退任务重、敌军空中威胁大等诸多困难，致使最后英国派驻法国的“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导致英国本土地面防卫出现严重问题。而较之于西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面临的挑战更多。

首先，西迁任务异常艰巨。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千百万人民，纷纷踏上西迁入川的道路。从1937年下半年起，沿长江向大后方涌去的人流和装运西迁的厂矿设备的物流，源源不断来到宜昌。1938年夏堆积在宜昌江北码头等待运输的物资绵延数里，仅军工器材就有12万多吨，其中包括从汉阳铁厂、大冶钢铁厂、上海炼钢厂和六河沟铁厂拆卸的数万吨机器设备。正如佚名文章《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记载的那样：“其实最大最完整的工业内迁，还不是沿海的民间工业，而是散布在南京、武汉、山西、河南及广东各地的兵工工业。兵工厂的单位不算很多，每一个兵工厂的器材却是很多。兵工署让每一个兵工厂自己拆自己的厂，自己搬自己的厂，连职员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整个都搬，所以那些职工和工人都把自己的厂当作自己的家了，拼着命拆卸机器、搬运材料，从厂里到站上，从站上到码头上，再从码头上到船上，无不用尽了他们的全力。……”

其次是时间紧迫。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从两路包抄武汉：一路沿长江溯江西进，另一路沿京广铁路南下，而且攻势凌厉，企图以最快速度攻占武汉重镇，阻止中国人员和物资的西迁行动。而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适宜较大轮船航行的中水期只剩下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

这是存亡攸关的40天！

再次是西迁路途异常艰难。宜昌地处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是出入四川必经之地、咽喉要道。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环生，急滩、险滩、浅滩近160处。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1500吨以上大船，到达武昌码头后，均需换乘大马力小船，再溯江进川，物资、人员运输费时费力。

而对西迁人员和物资最大的威胁，还是日军的空中轰炸。据史料记载，自1938年1月24日起，日军飞机开始对宜昌施行轰炸。当天，日军出动飞机9架轰炸宜昌铁路坝，炸毁中国空军飞机6架，炸死炸伤民工200多人。而1938年底日本攻占武汉后，更是不停地对宜昌进行轰炸，仅1939年2月至3月期间，就炸死炸伤平民数千人。

敌机轰炸的，不仅是宜昌，整个长江上游航道都遭到了日军的狂轰滥炸，给西迁人员带来重大伤亡。仅重钢在运输过程中就有23名工人被炸死、58人被炸伤。

真是一路西迁，一路血泪啊！

在这次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有一个人被毛泽东评为“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

这个人就是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

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近代******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社会改革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现合川区），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才，自己编著多本教材。1910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1914年，担任合川中学教师，之后先后任报纸编辑、主编、记者。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

1937年仲夏的上海，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正准备赴欧洲考察，忽闻“卢沟桥事变”。大街小巷人潮涌动，到处是抗日的呼声。民族和国家危亡之际，彻夜难眠的他毅然放弃去欧洲，决心动员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投入抗日大潮中。

继上海失守、江阴被封锁后，民生公司在长江下游的业务减少十分之九。有人忧虑，认为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几乎完结了。卢作孚却恰恰相反，他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新任务也开始了”。

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但可以当尽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卢作孚应邀赶赴南京参加起草抗战总动员计划时，他电告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从1937年冬开始，民生公司调派10余艘轮船，抢运在南京、芜湖等地的兵工器材到重庆。12月15日，民生公司与兵工署签订抢运汉口军工器材的合同，派“民本号”等6轮，承担汉宜段抢运任务，又调派“民主号”等6轮，承担宜昌重庆段抢运任务，两个月时间完成抢运撤退物资万余吨。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风尘仆仆赶到宜昌，负责指挥“宜昌大撤退”。次日，满载着人员、物资的“民权号”启航，拉开了宜昌大搬运的序幕。

在宜昌大撤退期间，他就像一名战场上的士兵，常常头顶敌机轰炸，坚持现场指挥、调度抢运工作。他针对长江上游各段航道特点，创造性实行“三段运输法”，即将大吨位的船队投放到最下游的第一段（宜昌到三斗坪），中吨位船队投放到中游第二段（三斗坪到万县），小吨位船队投放到第三段（万县到重庆）。大部分船只将货物运送到三斗坪，当即返回宜昌，由三斗坪船只转运至万县或重庆，只有十分重要且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回程船只则运输出川士兵，直奔前线作战。

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抢运入川的单位有复旦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学校；军工以及其他工厂设备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宜昌、安庆、扬州航空站，上海炼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等等。这些工厂在重庆恢复生产，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它们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由民生公司的船舶运往前线，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在宜昌大撤退40天黄金时间里，民生公司在卢作孚指挥下，抢运150余万人、物资100余万吨入川。此外，在1938年至1945年，民生公司还运送出川军队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

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出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卢作孚为保存当时中国的政治实体、经济命脉以及教育文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民生公司先后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包括民生公司吨位最大的“民元号”），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直接经济损失400多万元。

蒋介石称他“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三等采玉勋章。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鉴于卢作孚在抗战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他颁发胜利勋章。

 

全面抗战爆发，枪炮弹药消耗巨大，兵工生产急需大量钢铁材料生产武器装备。为了尽快重建钢铁厂、尽快生产钢铁，钢迁会一开始就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拆卸、西迁设备和材料，另一路先行入川，负责勘测、选择新的钢铁厂厂址和先期筹备工作。

根据钢铁工业特点，钢迁会对勘选钢铁厂新址提出了三个原则：一、为了方便运输及迅速建厂，所选厂址必须在长江沿岸；二、为了方便不得已情况下借用重庆的电力，所选厂址离重庆城区不能太远；三、整个城区需要有1000亩的平地，而且距离供水位的海拔不宜过高。

根据上述要求，选址人员踏破铁鞋、反复勘查，向钢迁会提出了多种方案。1938年5月21日，钢迁会最终决定将厂址设于重庆大渡口扬子江（长江）畔。

大渡口距离重庆城区约20千米，位于川东平行岭谷区，地貌类型受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的影响，背斜一般隆起成山，向斜长期剥蚀后形成丘陵。整个区域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逐渐由高向低变化，西部属中梁山脉，以低山为主，最高点海拔为650米，中部和东南部以中丘、浅丘、平坝和沿河阶地为主，最低点位于区内长江出境处，海拔为150米，相对高差500米。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18.7℃，冬暖夏热，无霜期长，雨量充沛。这里水上交通发达，境内河流均属长江水系，流域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除长江外）的有三条，分别为跳蹬河、桃花溪和伏牛溪。长江干流绕区境而过。这里完全符合新址勘选要求，是个理想的钢铁厂建设地址。

钢铁厂新址一经确定，钢迁会便立刻拉开了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以下简称“重钢”）建设的序幕。成千上万的建设工人来到了这里，大渡口这片昔日寂静的丘陵地带，忽然间热闹起来，工地上灯火昼夜通明，劳动的号子、打夯的声音响彻云霄。

工人是钢铁厂建设之要，是快速建厂、快速出产品的根本保证。重钢有不少来自沪、汉的老工人，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是钢铁厂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抗战爆发后，他们满怀爱国热情，远离故土，随厂西迁。他们一到大渡口，住进了简易工棚，来不及卸下长途迁移的疲惫，立刻投入建厂战斗中。

陆来裕便是这些老工人中的典型代表。当时已经63岁的陆来裕是广东中山人，为人诚恳、为工勤劳，先后干过香港安昌锻工厂艺徒、香港红磷装船厂工匠，进入汉阳铁厂后，历任炮架厂技工、机器石工匠领工。汉阳铁厂西迁前期，他负责锻工间拆卸装运，极尽勤勉，出色完成了任务。抵达重庆大渡口后，他日夜赶办建厂复工事宜，用最短时间完成了汽锤汽炉等设备安装，确保了全厂机器修理工程顺利进行。他加班加点，赶锻出30节重机枪毛坯，确保工厂第一时间制造出这一产品，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日。

铁矿和煤，是钢铁生产的“粮食”。但重钢和汉阳铁厂一样，附近地区缺煤少铁，只能依靠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供应煤铁原材料。钢迁会为确保重钢原材料供应，克服重重困难，同时打通了水、陆两线运输通道。

綦江水道，是重钢煤铁原材料供应的主要通道和水上生命线。1940年，钢迁会正式成立綦江水道运输管理处，专司运输綦江铁矿石和南桐煤矿生产的焦煤，除在各闸分设管理处外，还沿江设立了3个装卸站、8个督运站和1个船厂，分别管理炼铁装运、造船、船只修缮等事。全盛时期，船只有近650艘（其中綦江船380艘、柳叶船260多艘），工作人员2000余人。

1938年6月，钢迁会动工建设重钢；1939年2月重钢钩钉厂率先投产。之后，炼铁、发电、炼钢、轧钢、耐火工程相继建成。

重钢从搬迁到新厂开始投产，仅用8个月时间，这是抗战背景下工业建设的“中国速度”，也是世界钢铁工业建设史上的“中国奇迹”！

日军在1938年2月18日第一次轰炸重庆后，连续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战略轰炸，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灰烬，财产损失无法计算。

作为大后方钢铁基地的重钢，更是日机破坏的重点目标。仅1940年到1941年的一年时间里，日军就3次轰炸厂区，炸伤数百人，炸毁房屋无数。但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钢人没有屈服，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求助同胞，加紧生产，支援前方作战。

亲历日军轰炸的老工人邹宗友说：“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还得躲避轰炸。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

重钢人面对日机轰炸，不仅表现出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而且与日机斗智斗勇，他们把高炉伪装成大山，巧妙地躲过了敌机轰炸。

中华民族是人类钢铁冶炼史上的“祖师爷”，冶金技术曾一路领跑世界。早在公元前6到7世纪，我国就步入了铁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汉代，铁金属在工业、农业和军事中的作用愈显重要，官府对冶铁业的管理愈加严格，汉武帝时任用孔仅为大农丞，将盐、铁两项税利高的巨业，收归官府经营管理，实行一系列严格措施，使冶铁业得到空前发展。南北朝至明清时期，我国冶金技术得到了普遍推广，尤其是从唐代到明代，我国钢铁技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和定型，如宋、夏时期发明的活塞式风箱，完全替代了木扇风箱，实现了古代冶金鼓风技术的重大进步，并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百炼钢、炒钢等冶金新技术，炼出了高质量的钢材。

尽管环境艰苦、条件艰难，但重钢人依然秉持技术创新的传统。他们在美国杂志上发现意大利工人卖给德国的专利提供的线索，对平炉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大大延长了平炉使用寿命。

秉着“虽居后方、足制强敌”的理念，重钢在抗战形势最为危急的紧要关头，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扛起时代赋予的重任，积极生产，支援军工。据统计，抗战时期，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份额的生产任务。重钢人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开辟了抗战的特殊战场，书写了抗战传奇，被誉为“国之桢干”。

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重庆作为兵工生产基地，此时更成为国民党经营的重点，特务、军警广泛潜入各厂，监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根据这一情况，中共地下党组织为防止国民党在溃败时破坏工厂和城市，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利用一切力量保护城市和工厂的完整上来。

第二十九兵工厂（1949年3月1日，重钢由钢迁会更名为兵工署第二十九厂）副工程师刘家彝是中共川东地下党党员。他根据党组织指示，带领活跃在该厂的地下党员成立护厂领导小组，喊出了“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的口号，组织工人们开展巡逻，进行武装护厂。

随着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蒋介石从台湾向重庆国民党残余发出指令：“即使重庆失守，也要全城爆破，给共军留下一个烂摊子。”一个破坏重庆各重要工厂的罪恶计划迅速形成，第二十九兵工厂正是他们重点破坏的目标之一。

但国民党特务怎么也没有料到，工人们的信念如此坚定，特别是第二十九兵工厂的交流发电厂，在地下党员的号召和组织下，工人们在工厂周围架设电网，紧闭厂门，截钢筋为长矛，同前来搞破坏的敌特英勇对峙。

1949年11月26日深夜，国民党大渡口片区爆破指挥官陈海初恼羞成怒，率队将积极宣传护厂保家的火砖部司磅工人、大渡口民盟区队队长胥良逮捕，并在28日秘密杀害。随后，陈海初率爆破队进厂，要求全厂立即停产，工人护厂队就地解散，工人被分批押送出厂，全厂实行戒严。同时，国民党“同心号”“同德号”登陆艇载满炸药，停靠在第二十九兵工厂一号码头。30日凌晨2时，国民党特务将10余吨炸药分别安放在发电机组、炼铁炉、炼钢炉等要害部位。

千钧一发之际，远处传来了解放军的炮声，国民党特务吓破了胆，在启动爆破定时装置后仓皇逃窜。拂晓时分，一直守候在厂外的刘家彝和副工程师简国治发现敌人逃跑后，立即带领20余名护厂队员赶回交流发电厂。他们排成长龙，冒着生命危险把锅炉房里的一箱箱炸药搬运出来。随后，又紧急转运发电机房里的100多箱炸药。30日早晨8时许，眼看炸药只剩下三分之一，定时炸弹起爆了，正在抢运炸药的职工17人壮烈牺牲，并有多人受伤。

这些殉难者中，有风华正茂的工程师、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各有所长的技术工人，他们来自广东、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不同地方，却在生命定格的瞬间，与遇害的胥良一起，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十八勇士。正如29岁的刘家彝在留给未婚妻的信中所写：“多少人坚毅地在那幸福之门外倒下了，做了那导向幸福之路的铺路石。然而这铺路石永远是光辉的啊!”十八勇士用生命保护了重要生产设备，为后来工厂快速恢复生产，支援重庆经济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十九兵工厂军代表陆凤翔组织职工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他在《献给烈士们》中写道：“你们在解放前夕，以主人翁的姿态站立起来了，奋不顾身地冲进被国民党匪徒布满炸药的交流发电厂。你们的事业，你们的精神，将永垂不朽！我们谨向你们宣誓：我们每一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完全恢复我们的工厂……”

 

1949年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第二十九兵工厂。这时，工厂虽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机器设备残缺不全，但仍有职工3000多名，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党和政府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抢修设备，重整旗鼓，于1950年4月15日，主要设备基本恢复生产。1951年3月1日，第二十九兵工厂更名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一零一厂”，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重钢以其特有的钢铁视角、浓墨重彩的钢铁华章，见证着中华民族钢铁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

“北有鞍钢，南有重钢”的中国钢铁产业布局，充分证实了重钢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地位。重钢创造了一系列“************”：************根钢轨成功轧制、************块铁道垫板成功轧制、************块高铝基质塞头砖和袖砖成功研制……

重钢产品也被运往全国20多个省（区、市），用于生产和生活：支援了内昆铁路等10多条国内铁路建设，以及越南等10多国铁路建设；为解放西藏制造泸定桥钢梁，并支援了武汉长江大桥等国内大桥的建设；为国内造船企业提供优质钢板，“神州第一挖泥船”等均使用了重钢造钢板……它为祖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重钢冲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禁区，率先在国内自销钢材，并且成为全国首批实施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企业。紧接着，重钢成为国内首批发行企业债券、首批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集团试点”的企业。

从建厂至今，重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百年重钢一定会再展雄风，再铸辉煌！

责任编辑：杨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