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出自《礼记·大学》的箴言历经千年依旧历久弥新，持续激励着人们踏上自我革新与进步的征程。马笑泉的长篇小说新作《日日新》恰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文学注脚。作者以人到中年的舒缓深沉，聚焦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城市社区日常生活，通过细致描摹小区居民之间的日常“切磋”和居民、物业之间的“博弈”，呈现了21世纪以来省会城市里商品房住宅小区的居民生活和精神新状态，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个人与集体不断自我更新的历程，从而以真实细腻的当代家庭伦理和城市社区肌理，引领读者深入洞察时代背景下的生活万象。

《日日新》的故事背景在“潭州”这座城市，“潭州”是长沙的古称。小说中的“湘雅三医院”“潮宗街”和“西湖公园”等地名线索无不显示了书中的潭州就是以长沙为原型的。小说里的诸多生活细节有着鲜明的湖湘地域特色，同时也具有普遍代表性。作品通过小区里家庭内外不同群体间的交往沟通、矛盾冲突，展示了现代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普通市民最为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因此，读者可以感受到书中的“银峰佳苑小区”仿佛就是自己熟悉的小区，书中所写的故事仿佛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日常琐事。一幕幕发生在银峰佳苑小区里错落有致的日常图景拼接出时代的底片，呈现出现代市民社会的微观缩影。

小说的叙述是以主角周建成一家的矛盾争端开始的。出生于乡村的周建成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省城的政府部门谋得科长一职，与小城出生的银行职员冰冰组建了和谐友爱的家庭。与众多外来定居的家庭一样，这对夫妻请长辈梁春花来城里帮忙带孙子。两代人每天在同一个空间里近距离接触，于是出现了小说开头因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的代际矛盾。除此以外，城里媳妇冰冰嫌弃乡下来的婆婆“土气”，甚至认为她把孙子也带得越来越“土”。在这一点上，周建成则是站在了自己老娘梁春花的一边，坚持认为生活上的朴素有利于孩子质朴品质的培养。通过这样一个普通家庭日常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与磨合、沟通与和解，马笑泉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真实而普遍的家庭生活状态：扎根于大城市的小城镇青年由于工作繁忙，不得不求助于家中长辈来自己定居的城市带孩子——小说中的梁春花和阮中华的母亲聂爱红都是如此。对于老一辈来说，人到老年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既要适应现代都市大环境新的生活方式，又要面对小家庭里与子女的生活差异与代沟，支撑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的是对子女和孙辈无私的爱，正如梁春花的内心独白：“世界上最逗爱的就是小人崽崽，不要我带，那才是折了我的福。”（马笑泉. 日日新［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 ：242.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员之间既有分歧与冲突，又有相互理解与接纳，矛盾与温情并存于一室之中，生活就是在这样旷日持久的日常切磋之中不断更新。

小说以周建成和阮中华两家为叙述轴心，又辐射出小区内其他居民和相关社会人员，背景不同、身份各异的普通市民交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的多元面貌。在银峰佳苑小区里，既住着周建成、林法官这样正气凛然的政府工作人员，也住着孔小奇之类肆无忌惮的刁蛮租户；既有聂爱红这种热情开朗的社交达人，也有作家孟清这种淡漠疏离的独居者。在小区这样一个有限的公共空间里，每个居住单元宛如一个个规整的方格子，每个方格子都盛放着不同的人生切片，组成了城市社区肌理中最鲜活的微型标本，生动地展现着个体生活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而方格子式的居住格局虽为居民提供了私密的生活空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致使邻里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当人们一旦走出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这种缺乏信任基础的陌生邻里关系便很容易引发彼此间的误会和冲突。小说中的连廊封窗之争、给狗套嘴套之争、地下车库停车位之争等冲突，都是小区居民间缺乏应有沟通造成的。连廊作为公共区域，封窗本应在与其他户主沟通协调一致后再进行，而阮中华一家却擅自行动，最终导致双方险些大打出手。邻里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种种纠纷，也会因利益的一致而结为联盟。小说的后半部分，孟清与聂爱红、黄真与孔小奇这些昔日的“冤家”摒弃前嫌携手对抗物业，反映了无论关系如何变化，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始终是个体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当面临物业这一外部群体的压力时，共同的利益诉求促使他们凝聚成一个新的群体。小说通过这一情节设置，深刻地揭示了在复杂多变的都市生活场景下，在社区这一集体生活空间里个体行为的本质规律，让读者对小区邻里关系以及背后的社会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洞察。

在探讨小区这一现代城市新型空间时，郭于华、沈原和陈鹏在《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中将其界定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里既是平凡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心，也是各种利益、矛盾、冲突、斗争、博弈得以展开和进行的‘战场’和‘操练场’，个人会有意无意地卷入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之中，从而使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住房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其本身的居住功能，日渐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和成长的一块沃土。”在小区这一公共空间中，居民们在物理空间层面往往彼此独立、相互隔绝。然而从本质而言，他们处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任何个体都难以脱离集体而实现独善其身。在《日日新》里，即便是向来对他人漠不关心，习惯独来独往的孟清，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与物业的纠纷之中。小说通过对居民自发筹建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这一事件的生动描绘，展现了现代商品房小区中居民利益共同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过程，以及他们在克服重重阻碍、维护自身权利过程中与物业的巧妙博弈。这一叙事深入揭示了小区空间内居民、物业、房地产商等各方利益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为理解当代城市社区的社会生态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学样本。

银峰佳苑小区居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开始于与物业之间一系列矛盾的激化。物业在日常管理中存在诸多不到位之处，诸如商业收入不公开、设施维护滞后，甚至粗暴阻拦居民在公区的合理摆摊行为，严重损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因此，以周建成为代表的业主萌生了成立业委会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想法。然而像周建成这样的年轻业主，因工作繁忙难以全身心投入到小区公共事业之中，妻子刘冰便发动退休干部聂爱红主导筹建业委会。社交达人聂爱红在自己的麻友圈和舞友圈积极动员，鼓动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抗和制衡物业的不合理行为。于是在经过舆论宣传、代表选举、开会地点协调等一系列铺垫后，在偶然事件的促使下，尚在筹建中的业委会终于在与物业的正面交锋中成立起来。

“成功的维权运动需要有成功的中、微观动员机制，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业委会的有效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的丰富资源，是业主成功地动员起来击败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取得维权运动胜利的核心因素，这五个因素组成了业主成功维权的中、微观动员机制。”（张磊. 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J］. 社会学研究，2005，6 ：35. ）银峰佳苑小区业委会维权运动的成功，正是由于具备了以上因素。前期聂爱红借助广场舞和麻将局这种公共娱乐活动进行充分动员，将分散的业主凝聚起来；周建成在与物业对峙的关键时刻巧妙引导局势，带领业委会赢得了博弈；退伍军人黄真的战友队伍、林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等丰富业主资源，为维权行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维权的过程中，小区居民间的关系也在持续变化更新，原本处于独立存在、联系微弱的原子化状态的居民，因共同的目标追求而紧密联系到一起。业委会微信群的组建，更是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得原子化的业主得以跨越物理距离，形成 “云端共同体”。“在这种新型公共空间里，业主自己组织起业主大会并推选出业主委员会，主动参与涉及他们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而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以及讨论场所的存在，正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特征。”（郭于华，沈原，陈鹏. 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5.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业委会的成立过程中，核心人物周建成从一开始态度推诿到后来积极主动参与其中，这一心态的显著转变说明，正是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小区居民潜在的主人翁意识和公共责任感被逐渐激发出来。正如郭于华、沈原、陈鹏在《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中提到的：“作为行动者的业主和居民，在维权过程中经历了从被动者到主体的转变，其主体性是在抗争实践中生成、形塑的。”银峰佳苑小区的居民们通过这场维权运动，完成了从个体利益关注者到社区公共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转变，居民们在维权中所展现出的自主意识、组织能力以及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正是基层民主自治的具体体现。

小说主人公周建成在业委会的筹建过程中，从一开始的推托犹豫到后来的躬身入局，这一态度变化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根基。尽管置身事外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但是内心的良知让他难以心安理得地从中抽身。“孝悌是小范围的良知，投身公共事业，是范围较大的良知，至于治国平天下，那是最大范围的良知。不管大小，总要去做才行，成不成先放到一边，只要尽力而为，就能问心无愧。”（马笑泉. 日日新［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 ：242.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周建成在犹豫过后的坚定行动，正是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生动践行。在“阳明心学”的熏陶下，周建成常常反躬自省，在切实践行“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实现了精神的蜕变与成长，完成了精神面貌的持续自我更新。小说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依旧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周建成与其崇尚“阳明心学”的好友陆宗明多次就“良知”“利与义”之类的道德话题进行探讨，启示我们在快节奏、重功利的当下，不能忽视内心的道德准则，要善于发掘和坚守自身的良知，这些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为人处世的指南，为我们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提供精神指引。

周建成的母亲梁春花这一形象，同样带有深厚的传统色彩。她是从乡下进城、带有浓厚旧式气息的老太太，落后于现代城市的“潮流”，甚至有些“土气”。然而，正是这位看似游离于现代都市语境之外的老太太，凭借着源自乡土生活沉淀的处世哲学，巧妙地处理了与邻里的矛盾，还在关键时刻成为消融邻居间摩擦的“润滑剂”。面对给宠物狗套嘴套的纷争，孟清等人期望通过物业的管理机制来解决问题，却忽视了邻里间最直接有效的沟通协商途径。然而物业的劝阻也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在矛盾再度激化、双方剧烈争吵的关键时刻，梁春花凭借着自己在乡土社会积累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先劝开争执的双方，再从对方的利益角度耐心开导，才从根本上解决了矛盾。她的成功调解，既离不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也离不开源自传统乡土文化的生活智慧。她以充满人情味的方式，重新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让邻里关系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互动。在与邻居和家人的相处中，梁春花身上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如同大地般广袤的豁达与圆融。这种特质深深扎根于乡土文化，是在长期与土地亲近、与邻里和睦相处的过程中孕育而成的质朴与大气，它蕴含着乡土社会特有的生活智慧与处世哲学。与此同时，乡土文化中对和谐人际关系的执着追求、对邻里互助的重视，也恰是治愈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病症的良方。小说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塑造，启示我们重新审视和挖掘传统乡土文化的价值，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治理与人际交往之中。

马笑泉的《日日新》以细腻的笔触，精心勾勒出一幅现代都市社区的动态图景。在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下，个体与集体的自我更新成为贯穿小说全文的核心主题。小说以“银峰佳苑”这一微型社会作为标本，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肌理展开层层深入的剖析，将复杂多元的社会现象与问题一一展露。与此同时，马笑泉并未止步于呈现更新变化中的社区生活，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为城市社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在当下城市面临的原子化与公共性、制度与温情、传统与现代的多重矛盾张力中，唯有通过持续不懈的社会协商，牢牢坚守人文温度与精神根性，城市社区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日日新”，不断迈向更为和谐美好的发展新境界。

责任编辑：任彧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