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谨忆的新作《大芬》，以新奇独特的艺术结构与叙事安排，深挖当代人在思想转型进程中的精神挣扎与生命困境，为当下时代人的精神探寻提供了一条艺术化的文学路径。

《大芬》的独特之处首先体现在作家扎实而朴素的当代关怀中。邹谨忆在书写底层小人物的摸爬滚打时，不铺张渲染外在苦难，不赋予苦难观赏化、猎奇化的精英姿态，而是以女作家独特的细腻幽微，洞察人物离乡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层的悸动与异变，书写当下人向现代化生活转型过渡中思想与精神艰辛蜕变的心灵史。邹谨忆从“我”和阿明两个离乡打拼者内心深处所探寻到的，正是在传统乡土文明渐行渐远后，人该如何在城市的飞速变动中探寻到自我精神的安定与归宿，如何在快节奏时代实现新的心灵自洽。作家选取大芬油画村的当代真实经验，以“我”和阿明两个背井离乡的小人物凝聚时代缩影，以扎实的基层生活细节丰富文章血肉，提供了一种普通人视角与当代共鸣。不以精英立场的幻想遮蔽底层真实的复杂声响，而是真切立足生活的土壤，写出小人物心灵深处的呐喊与纠缠，展现现代人如何才能从过往传统中走出，在“离乡”辗转过程中实现精神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在《大芬》中，作家着力书写转型当下人的精神探寻，却并未怀抱着乐观主义心态为读者预设好一条光明坦途，她深刻意识到在时代转型期中，人向现代化迈步的精神蜕变也必然同样艰辛而曲折。在作家笔下，现实主义者“我”和理想主义者“阿明”共同出村，却有着大相径庭的命运轨迹，构成一对当代心灵镜像。二人在乡村故土、瓷器厂、大芬村乃至于街边夹缝中辗转，一步步与城市生存法则、商业逻辑交会融合。作家一方面以阿明的特立独行与困顿为叙事主线，写他即使落魄至街边夹缝中倔强生存，也仍被驱逐的境遇，书写理想主义者在商业化空间中坚守自我所必然面临的泥泞；另一方面也逐步揭露“我”在现实野心的侵蚀下深刻的绝望与无奈，“我”看似在和阿明人生的暗自较量中成为胜者，但妥协投机所营造的表象光鲜的背后，是人性异化、价值颠覆、理想难存的深切悲哀，这种悲哀并不亚于理想主义者被弃绝的悲哀。这对镜像似乎共同走向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生命困境，在坚守者与妥协者身上，读者都能找到自身的影子，都能体会到自我心灵发展中曾面临的浊重滞涩。

但作家无意将探寻引向“现实与理想皆为死局”的悲观情绪。文章的核心困局并非简单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邹谨忆通过深刻而细致的心理剖析，力求揭露转型阵痛由何而生，又能如何破解，探究在当下时代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寻到精神的自洽，如何在外在冲击下弥合现实个体与社会期许之间的鸿沟。阿明无法与在艺术上必须妥协才能获得认可的现实和解，沦落至社会边缘；“我”无法与在天才阴影下成长滋生的不甘和解，用恶意掩盖懦弱；我们共同无法与个体渺小、利欲熏心、流光把人抛的残酷真实和解，在迫切向外界证明自己时反而迷失了自我，走向了生命的窄途。暴雨夜的重逢，既是对个体命运的哀叹，也包含着作家从智识者身份出发，对时代转型中形形色色之人艰辛成长与找寻的悲悯与关怀。作家在书写中不断抽丝剥茧，为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留下了一丝破局的希冀。阿明身处困顿之中，臂膀上仍然滚烫跳动的“多长出的心脏”，宣告着理想主义仍将长存。当“我”因与凡·高的笔触大相径庭而崩溃，在不断的攀比与不甘中走向异变时，阿明却实现了从背井离乡到描摹家乡的心态转变，在对自我的探寻中实现了返璞归真，终能“对自己有个交代”，而我最后在黑暗寂静中所怀念的，也是当初那个坚定内寻、不为外界所动摇的自我。不论是阿明绝境中的自洽，还是“我”在悔恨中的顿悟，种种表现共同将当代人的精神出路指向“向内心寻找”。在高度互联互通的现代社会中，无数嘈杂的声音一齐涌向我们，外在的标准与评价永远令人目不暇接。而邹谨忆以艺术化的文学笔触，将精神探索的出路指向了内寻，给出了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之中找寻到稳定与常态、自足与平衡的一种可行路径。

同时，作家不仅提供了一条圆融自洽的精神探寻之路，更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双向拓展，实现内部精神探索与外部审美表现上的双重突破。

首先，《大芬》在结构安排上极为独特。作家通过“我”的回忆铺叙青春往事，却并未使用单线直叙铺展开“我”与阿明的性格与命运，而是将“我”对过往回忆的讲述，与当下二人的雨夜对话相结合。叙事重心看似是以讲述者“我”的回忆展现阿明的命运，书写理想主义者不为世人认可的悲哀，却在结尾处以阿明对“我”的揭露全盘推翻了前文的叙述——阿明落魄人生背后的原因正是“我”恶意的介入与操控，回忆中“我”暗藏心思的隐瞒与刻意引导被骤然揭露，“我”精神深刻的异化与心灵的扭曲也暴露在读者眼前，原本单薄的形象由此显露出深刻与复杂。看似与过往和解的“我”，既是背叛者、自私者、平庸者，也是时代洪流下被异化而苦苦挣扎的无奈者、可悲者，实则是悲剧之中更为深刻的另一维度。坚守者与妥协者都在精神困局中无法挣脱，世俗眼光中的光鲜者反而面对着更为沉重与悲哀的精神异变。作家以回忆性叙事拉开欣赏距离，看似“我”将过往冲突消解淡化，却在结尾处将血淋淋的真相揭露，将情节猛然推至冲突的高潮，又以“我”内心的沉重苦涩为底，大开大合之下彰显故事张力，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冲击。

其次，作品中包含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隐喻与象征。故事中的几个空间正代表着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几种境遇：迫切想要离开的家乡故土，象征早已无法给予现代人以灵魂安顿的心灵前史；瓷器厂象征在理想与生存中找寻平衡、坚定内寻的赤子心境；当进一步深入，外在冲击不断侵蚀下，秉持商业逻辑、拥有产业链条的大芬村则成为精神异变的试炼场，无法坚守自我就会被吞噬与淹没，人的心灵内部就会出现异变，“我”的不甘在利欲与比较中滋生，“我”和阿明都在渴求外界的认可中走向了极端，一个认命妥协，一个孤傲封闭；而回到记叙的当下，仅容一人通过的生存夹缝，既是阿明生存的物理环境，也是艰辛蜕变的精神缩影，只有隔绝了外界的声音，“只管埋头画下去”时，我们才在内寻中找到了人生应有的出路。

早自《爱神花园》创作开始，这位“80后”女作家已突破过往冷艳凄郁的审美围城，将更广阔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当代关怀与精神建构之中。事实上，“向内心寻找”、与真实拥抱，不仅是邹谨忆个人的探寻发现与文学选择，更深藏着时代转型下社会整体精神面貌与文化心理的深度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的新发展语境中，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精神需求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愈发彰显。《大芬》中阿明在描摹家乡旧貌时“给自己个交代”的内寻选择，正与现实已然到来的“返乡热潮”两相呼应。在当下，向内归返已不再是失意无奈的退路，而是一种探寻生命新可能与精神安顿的可行之道。

责任编辑：任彧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