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魂》:以悲悯情怀书写浮生百态、人间烟火
《喊魂》是黄镌的中短篇小说集,由十八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分为三辑,分别是“谁的瑶池”“恍如昨日”和“闲人半壶”。小说集以古老民俗命名,颇具深意。“喊魂”是旧时民间信仰的一种古老民俗,倘若有人身患重疾将死或遭受惊吓,魂不附体,须“招魂”让魂魄归来,使之复生。是谁在喊魂,谁的灵魂又在哪里迷失与重归?黄镌通过讲述乡土故事,试图找回滚滚红尘中人们所遗失的某些东西,让人们在时代巨变、世事无常中守住自己的初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滋养了一大批湖南作家。黄镌以家乡龙田镇为创作背景,用精练的语言建构“瑶池”一地,描绘其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以及复杂人性,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展现生活百态的乡土画卷,体现了作家面对芸芸众生对抗命运时的悲悯情怀。
黄镌笔下的瑶池集镇,临水靠山,生机勃勃。瑶池人大多数是手艺人,有一双手便能过日子。黄镌展示了瑶池乡土独特的风土人情,呈现人性真善美的一面。《喊魂》里的阉猪匠蔡万福与茶壶才子邓千秋两人脾气迥异,却惺惺相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邓千秋女儿秀禾意志消沉之时,蔡万福悉心照料她,甚至选择自我阉割来结束流言蜚语的侵扰。这份沉重却真挚的情感,刻画出人物的重情重义,《嫁妆》里的三大师傅木匠、雕匠和漆匠各有所长,虽然手艺互通,但为了给对方留下活计从不僭越本行。那份互相关照的默契令人感叹知己难遇,人情可贵;《出走》里杂技团的团长九节鞭对心上人何相宜默默守候,他对何相宜的爱诚挚且坦率,与何相宜的丈夫姚建名的懦弱愚蠢形成鲜明的对比,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恍如昨日》里的宋保宁明白了妻子张秋阳的可贵,妻子中风之后,两人的感情不曾减少,反而愈加浓厚。宋保宁耐心劝慰妻子,一直陪她到生命最后一刻。双方互相理解与陪伴,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黄镌笔下的人物亦是如此,他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勤勤恳恳地生活。《喊魂》里的蔡照林从过去给人开拖拉机,到自己买拖拉机,再顺利包下山头,后又成为木材商老板,这一路的发展离不开勤劳与坚持;《半生》里的秦康生干过各种各样的苦力活,努力存钱,是为了心中的归宿—娶媳妇好好过日子。为了生活,为了未来,瑶池人都在埋头苦干,命运多舛也难以抵挡生生不息的希望。然而,作家对于人性有着更加充分的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是性格各异、善恶并存的,表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化,这使得故事真实可感,作品的叙事更有张力。
以儿童视角观察生活,窥探人性的善恶,更能真实鲜明地折射出生存世界的原本面貌。在“谁的瑶池”系列中,黄镌以一个未成年的女孩“我”为叙事视角。儿童观察与感受现实社会往往具直觉化、本真化和还原化的特征。“我”在故事中分别充当了旁观者、叙述者和当事人的角色。当天真单纯的儿童遇上纷繁复杂的世界,有限的儿童视角将故事世界的荒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给读者带来动人心魄的真实感和发人深省的震撼感。
作品通过儿童“我”单纯稚嫩的叙事口吻表现了对于出走瑶池的疑惑,城里的世界对“我”来说是陌生且神秘的。黄镌作品里的“进城”往往会推动情节进一步发展,在人与城乡的互动中展现人与命运的思考。不难看出作家将城市作为人物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进城之后如何抵挡金钱与浮躁的诱惑,避免人性异化,令人深思。她多次揭露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两者的冲突,又或者以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表现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喊魂》中酒铺老板邓千秋的两个女儿分别象征城市与乡村。美禾美丽浪漫但心高气傲,追求外面的世界,渴望在城里扎根;秀禾平淡无奇但性格执拗,甘愿在瑶池里踏实地过一生。城市的喧闹与虚幻让人物难以落实,最终美禾未抵抗住诱惑,道德沦丧,整个家族也受到牵连,并且造成了秀禾的悲剧。《嫁妆》里“我”的哥哥与小满姐谈恋爱时纯情真挚,后面哥哥进城上学归来,便忘了小满姐。城市热闹又复杂,“我”的哥哥未能守住内心最初的想法,两人的人生轨迹也就发生了改变。
对于瑶池的芸芸众生,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城市成为他们想要改头换面的理想地点,承载着重获新生的希望。比如《半生》里的姐姐秦一梅对精神失常的母亲和一贫如洗的家庭深感厌恶,渴望进城改变现状。但是城市并不完全意味着光明与成功,也是诱惑与堕落的场所。在作品人物起伏动荡的命运中,暗含着黄镌对于城乡发展的思考,对于精神文明的探寻。
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侵蚀,还体现在手工艺者的没落。作家对木匠、雕匠、铁匠、玻璃匠、漆匠和阉猪匠等手艺人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过去的手工艺人怀着虔诚的心,尊重爱惜自己的手艺,倍受尊敬。例如雕匠谭师傅性情高傲,有自己的原则“三不雕”,靠技艺服众,其精致繁丽的雕刻令人大开眼界。过去深受称赞与珍惜的手工艺品,其光芒由于城市工业文明的繁盛逐渐黯淡。《嫁妆》里,燕子妈从县里买来流行的广式家具,大家都觉得新奇。木匠田伯伯瞧不上城里工厂做的家具,但也预感未来木工活的消逝,其眼里的光芒熄灭了。《玻璃泪》里的丁村爸,因为高效的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工艺,他成了玻璃厂唯一剩下的手工匠人,最后玻璃厂还是倒闭了,只留下破败不堪的遗迹。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黄镌直面传统手艺与新兴工业之间的矛盾,但如何平衡两者关系,使城乡文明得到完美融合,黄镌并未给出直接答案,而是在小说中留下了思考。
细读文本还可以发现黄镌对女性命运有着深刻的关怀,对女性人物的刻画可圈可点。既有对传统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也有对女性坚忍独立一面的赞赏。作家塑造了两类不同的乡村女性,一类坚守乡村传统的女性形象,如《喊魂》里的秀禾,她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就算面对丈夫蔡照林的背叛仍然希望丈夫回家。另一类是追求新变的女性形象,如《尖哨》里的冯止予,有自己的事业,是相对独立的形象;《任春华》里的任春华,渴望读书以走出村落,去往霓虹辉煌的大都市。在作家笔下,女性或错失教育机会,或被逼无奈结亲,或受原生家庭影响,性格扭曲,人生随着无常命运的漩涡卷入无尽的黑影,但也有些女性坚守女性的独特本色,绽放生命的光彩。
在《喊魂》中,黄镌舍弃了宏大的叙事。虽然人物处在社会变革中,但黄镌并未对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直接描写,而是着眼于乡土小人物,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世俗追求,在他们的命运遭际与人性挣扎中写出时代的变迁。黄镌以故乡为原型,真实地写出了民间社会的基本生存面貌。在现代社会中,乡土已经不再是桃花源。虽然乡村文明的式微让黄镌无可奈何,但黄镌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紧贴乡土,以悲悯情怀书写浮生百态和人间烟火,召唤走失的灵魂回归美好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