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西南角有一个地方，北望双牌岭，左邻都庞岭，右接萌诸山，往南为广西茶城龙虎关。这个地方便是我的家乡——江永县。四面崇山峻岭遮蔽了我的童年和少年远眺的目光，却锁不住我从小就渴望飞翔的心。我总想要到山的外边，看看大世界，见见大世面。

1978年春，我参军到了舟桥部队，从深山沟来到省会长沙市。至今依然清晰记得新兵集训期间，老兵班长带着我们新兵进城的情景。那天，我们先来到几个月前刚建成的长沙火车站，然后来到五一广场，逛了新华书店，在凯旋门照相馆照了军旅生涯第一张军装照，到刀削面馆吃了人生第一碗刀削面，又第一次到电影院（银星电影院）看了《洪湖赤卫队》。这些，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农村兵，已是见过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大世面了。

下午三点多，我们乘三路公交车返回部队，途经德雅路老动物园路段时，老兵班长指着路旁一片红砖红瓦房告诉我们，这里是舟桥部队的老营区，现在是长沙工学院的校区，这所学校是几年前从哈尔滨南迁过来的，是全军第一所专门研究国防科技、培养军事科技人才的学校。新兵连解散，我分到舟桥连后，连队进行时势教育时指导员告诉大家，军队下一步的目标是实现正规化、现代化。还举例说，长沙工学院现在已经像当年“哈军工”那样，重新收归军队，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据说这所学校正在研究一种叫“巨型机”的机器，运用这台机器，能够研究出很多先进国防技术。当时作为一名小兵，我对指导员这些话，也就姑且听之而已，怎么也没想到，这所学校及其研制的巨型机，竟对我后来的人生成长，尤其是文学创作事业，有着如此之大的影响和紧密联系。

我们舟桥部队驻扎在长沙东郊马栏山下，浏阳河从大围山源头奔向湘江的第八弯道，便是我们挥洒青春汗水的训练场，也是人生成长的摇篮。在这里，我从新兵、班长、排长、副指导员，一步一步干到连长指导员，并于1987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深造，学习期间我爱上了文学创作。1989年大学毕业，我回到了长沙，并从舟桥部队调到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先是担任学员队教导员，后任校刊编辑、记者。

到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后，我第一次见到了那台“能够研究出很多先进国防技术”的巨型计算机“银河-I”。它确实让我这个深山农民的孩子大开眼界：它只有普通衣柜大小，计算速度却达每秒1亿次，每秒的计算量相当于一个人使用计算器每秒做1次运算，24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3.17年完成的总工作量。此后，我又先后见证了计算速度每秒10亿次的巨型计算机“银河-II”的诞生，计算速度每秒百亿次的巨型计算机“银河-III”的研制成功。2010年，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横空出世，计算速度成功超越计算机强国美国、日本的超级计算机，登上世界最高峰。2013年，“天河二号”王者归来，连续六次蝉联全球超算500强榜首，让中国超算技术从此领跑世界。

中国超算技术从“跟跑”到“领跑”，我被此过程中“银河人”表现出的“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精神所感动，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该作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数十年间，我还见证了中国第一个雷达目标自动识别系统、第一台全内腔环形激光器、第一台两足步行机器人、第一台高速信息示范网核心路由器、第一个脑机接口、第一条磁悬浮列车试验线、第一架无人机，以及亚纳米精度、世界最高时速无人车等近百个科技奇迹在长沙诞生。据此，我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铸剑——国防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纪实》，荣获第十二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把尚未完全建成的GPS导航系统直接运用于军事行动，并引导两枚“战斧”巡航导弹飞行2000多公里，精准地钻进伊拉克地下总统府地面换气孔，创造了“千里穿杨”的战争神话，我便敏感地意识到卫星导航技术未来将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撒手锏”。从此，我开始关注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有关信息。1994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建设启动，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随之组建。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科技团队，先后攻克“精跟快捕”、应用终端小型化、星上高性能抗干扰设备等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多次让北斗工程“起死回生”，被誉为“李云龙式北斗团队”。我深入该团队采访，掌握了大量科技工作者刻苦攻关的动人事迹，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该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先后获得2021年度“中国好书”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六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成为全国2018年到2021年间唯一同时获得上述三项大奖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现在，国防科技大学、银河超算、北斗产业，已经成为湖南长沙三张亮丽的名片。我由于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荣立二等功一次，从一名深山农村子弟、连队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著名军旅作家。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