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年 ,我在医院门口再次见到赵思琪。她脸色苍白，眼神黯淡，仍旧保持沉默的姿态。我同她说话，吐出一个个字，音节飘在空气中，席卷到她周围。她的周遭像有透明的罩子，声波一下下打在罩子上，又弹射回来，被沉默掩盖。我只好收起所有话语，拉着她进了医院。

那个主体三分之二的部分都被居民楼掩盖住的建筑物，院墙灰蒙蒙的，裂痕像弥合不住的伤口，里面有蚂蚁爬来爬去。她紧紧拽着我的衣服，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任由我把她带往任何地方。医生循例提问：睡眠如何？饮食如何？情绪如何？赵思琪像在接受审问。每被问一句，赵思琪的手便攥得更紧一点。

等待的过程让我没有任何心绪，我想生发同情或者宽慰的情感，但都有心无力。在我试图询问一些更细节的部分时，她总是点到即止，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想象力，并不足以让我通过她精简的字句，体察她真实的困境。难以言表的问题像一重重高山，我们在山的两面都看不见彼此。

距离我们不远处有个短发女人，头发像被剪刀狠狠绞过，长短不一，她正直勾勾地盯着某一处。我别过脸去，又忍不住偷偷看她，她不断地揪着自己的袖子，像是下一秒就要失控地向人扑去。赵思琪也看到她了，或许是害怕那个女人，或许是害怕自己和那个女人产生联系，她的手不自控地轻微颤抖。

终于，她独自被医生喊进了诊室。等她出来时，眼角还残留着泪光。她不愿意显得狼狈，抬手把脸擦干净。我注意到她手上拿着的问诊单，问她是如何打算的，她摇了摇头，表示一筹莫展。我拉着她的手，感觉到凉凉的，指节的皮肤有些被汗泡皱了。我用力握了握，它在我手里好像安定了一点，不那么抖了。我拉着这只手，坐上公交，穿过马路，看一辆辆车驶过，和一个个人擦肩而过。天一会儿蓝一会儿灰，风在不停地吹。我就这样一直拉着这只手，进入商城，穿过书店，拉到她母亲跟前。

我们隔着层层衣服看到她的母亲，那个温和的、编着一根粗辫子的中年女人，正在毫不知情地欣赏着挑选的衣服。看到我们，她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从我手里拉过赵思琪的手，让赵思琪去试试新买的衣服。等到结账的时候，赵思琪问她母亲：“妈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她的母亲有点诧异：“你说什么傻话呢？”

赵思琪拿出问诊单。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变得像小女孩一样手足无措，喃喃自语：“这怎么办呢？”没有人能够给她答案。紧接着是沉默和犹豫，我扮演医生的角色，解释一些医学名词，接受一位母亲无力的感谢，然后目睹她失落地带走自己失落的女儿。

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样告诉她的母亲或许有些突兀。再后来，赵思琪主动约我见面，我们照例约在以前常去写作业的快餐店。

再见面时我有点认不出她，她将头发剪得很短，染成蓝色，称这种蓝太容易褪色。她涂很重的眼线，眼尾的倒三角画成梯形，似乎在她尽显疲态的脸上挣扎。她做各式美甲，颜色很深，大部分是墨黑色的，几个指甲上有小装饰，个别是纯黑的。她病恹恹的，像在玩死亡摇滚。

她拿出电脑，没有写作，只问我记不记得曾经和她一起补作业的场景。

我自然记得。我们总会像现在这样，在快餐店碰面。开门的瞬间，寒风猛地灌进来，和头顶的空调热风形成强烈的气流，将我们推往拐角的楼梯处。我们总会像现在这样，找一个不会被服务生关注的角落，将沉重的书包卸下来。坐下来后，寒冷和紧张感才被忘却，淡黄的灯光暖暖地落在身上，炸鸡香味蔓延。有时，我们会点一份鸡块或者薯条，以便心安理得地占座。食物的香味和笔墨的味道混在一起，让人昏昏欲睡。我们总是很快将饮料喝完，将不透明的空纸杯放在桌上，佯装里面还有饮料，这样就能一直坐着。

我总是写一会儿作业就被餐厅的取餐广播打断思路，而她在学习时几乎头也不抬，除了偶尔抬头念叨个别英语单词，似乎已然忘记周遭的一切。客人的谈笑声、服务员收拾餐盘的声音、食品装袋的哗啦声、餐厅里时而舒缓时而激扬的音乐声，在我趴在桌上睡着的时候悄然隐遁。即使完成的作业寥寥，我仍能睡着。等我睡够了，她差不多已经写完当天的作业，开始复习英语单词。看着空白的作业本，我顺势拿起她写得满满当当的作业抄起来，连她在题目旁标注的考点也一并抄下，佯装是自己思考的痕迹。

看见我这样，赵思琪总撇嘴笑笑，接着摇摇头，默不作声地将写完的作业递给我。她不愿抄袭，即使她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作业，但错过的题目可能成为知识盲点，这样的疑虑总是萦绕在她心里。作为朋友，她试图制止我的抄袭行为，但制止无效，于是慷慨地分享她的劳动成果。

等到饭点，她额外点一份汉堡当作晚餐，或回出租屋自己做饭。出租屋在学校旁边，她住五楼，潮湿而阴暗的楼道像一个矿洞静静等待着她，敏捷的蟑螂在里面上蹿下跳。她摸着黑走进洞口，会因为撞见这些虫子而不敢迈步。赵思琪的母亲总以需要照顾她年幼的弟弟为理由缺席，每周来看她一次。她认为母亲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她应当在高中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一样。

她接着问我，记不记得她总是在学英语。

得到我确定的回答后，她坦言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如此认真地对待课业，高考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英语上花费的精力最多，考得却最差，她不愿接受所谓运气的说法，不甘心地在大学选择了英语专业。

我愣住了，想问她是不是怨恨我，怨恨抄她作业的人。但是我始终没能问出口。

她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最终停顿了一下，说：“其实我很羡慕你。”

你照例走在路上，不曾注意到淡淡的弯月已经出现，在楼宇间徘徊。你也不曾注意到昏黄的路灯还亮着，飞虫固执地向灯泡冲撞又四散开。你注意到，密集的高楼压得你有些透不过气，汽笛声吵得你心烦意乱，连路过的青年人无端的尖叫声，也令你想起家中的争吵。

你本可以再走远一些，离开遮挡住天空的建筑，离开重复倒计时的红绿灯，离开刺耳的引擎声，离开令人烦闷的、压抑的一切。

你正是这么做的。

你独自沿着街边行走，刻意避开路上并肩散步的人群，刻意不去观察饭馆内对坐的食客。这种时候，将卫衣的帽子套在头上，对视线的遮蔽效果会更好一些。你总是戴着耳机，音量调得很大，尽管你知道这样做会损伤听力，但音乐声可以掩盖住欢乐的谈笑声。不需要刻意营造和谐和快乐，你想要回避这类时刻。

走过四个街区，穿过六个红绿灯路口，你来到了公园。这是你家附近唯一在夜间格外安静的地方。当然，你得先进入公园的大门。入口的灯光很明亮，人群聚在一起跳舞，还有一些小贩在贩卖吃食。曾有无数次，你的母亲想拉你一起过去跳舞，但你一如往常像拒绝你母亲那样拒绝这一切，然后将耳机的音量调得更大一些。等走到距离公园入口约一百米的石阶处，灯光骤然变暗，所有的谈话声、嬉戏声都变作窃窃私语。夜晚总是有让一切变得静谧的魔力。

当然，要找到一个安静而无人打扰的地方，你还需要走过十几块间隙狭窄的石砖。每次走到这里，你总是感到不适，石砖不大不小，让你无法一次跨出较大的脚步。你总在跨越这些石砖时想到你的父母，他们之间不远不近的关系和石砖一样让你不适。

等穿过石砖，往山坡上径直走，翻过还算平缓的山坡后，就能看到河流。这是一条人工河，算不上有多宽阔，但恰好可以将你和城市隔开。于是这里成为你暂时落脚的地方，你总会找到一小块覆盖着柔软沙子的土地，坐在那里，看着河对岸的城市。对岸的高楼有二三十层，每户玻璃都透出淡淡的橙黄色，你不禁怀疑这些住户是不是在装修房子时共同商议好，抑或他们凑巧找到同一家灯具用品店。你静静地盯了许久，终于在一片橙黄色中找到一两处淡白色，这些淡白色的光是如此不起眼，甚至似乎很快会被同化。但你就是要较真地将它们区分开，并且牢牢记住它们的位置。

被风包裹的凉意，让你觉得有被关切的舒适感。你开始不那么焦躁，隐约闻到青草味和花香，一种易让人进入睡眠的味道。如果手边有碎石，你会捡起来打水漂，最厉害的时候，一次可以打五个水漂。石子轻轻在水面浮跃，发出像水鸟潜游般的声音，接着永久地沉入水底。

万物总是这样明明灭灭，你这么一想，便放松下来，感官也彻底恢复了。

你终于觉得有点冷，开始往回走。还有一个街区便要到家了，你选择找一家面馆吃点东西，好延长这段路程。老板总是拿出一小块面团开始揉捏，撒一点干粉上去，便可将面团拉长，拉上四五个回合后，面条在水蒸气中下了锅。你所要做的，只是静静等待。等待的过程让你高兴起来，尽管你知道面上的香菜难以挑拣干净，但大片的牛肉会让你觉得物超所值。

你不吝啬对这个世界的赞美，你总会明白什么给你带来苦恼，但你不会料到，平淡的事物也会让你开心，哪怕只是一碗面。

这时，你想到你的母亲，那个说将自己人生的幸福都倾注在你身上的女人，她会因为一碗面而开心吗？

但是你不再需要答案了。

等你回到家，地上还有一堆没来得及收拾的破碎物，这是战争后的结果。你知道，母亲愤怒的时候会砸东西，而你的父亲会沉默，像你一样一走了之。不同的是，你总会回来，而他也许不会。你默默收拾好地上的一切，装进垃圾袋放在门口。但这些仅在你愿意的时候才会去做，不愿意的话，你会直接去睡觉。

等你走到厨房，总有剩下的饭菜，你知道这是母亲留给你的。但你也知道，地上的杂物和锅里的饭菜是两码事，它们同时存在。你局外人的姿态通常会惹来母亲的不满，但你厌倦做帮助母亲指责父亲，转而又被母亲指责的角色。当你怀疑自己是否冷漠的时候，那柔软的沙子，那被风包裹的感受又提醒你，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禁纳闷，这就是赵思琪羡慕的 “你”吗？

我抓起赵思琪的手，惊觉这只手早已渗出冷汗，手心筋络跳动得异常活跃，好像和她的胃痉挛相呼应。她说这是药物的副作用。我有点惊讶，所谓心灵的阵痛，还需要伴以肉体的疼痛吗？但我说出的话是：“胃痛是正常的，再忍一忍。”

赵思琪同我说，她以为只需爬过一座山，却发现还有无数的山等待着她。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的话于她而言有一种避重就轻的残忍，我没有穿上她的鞋子，无法体会到她的感受。或者说，即使我体会过，但这些山于我而言是暂时且可避免的，于她而言却是长久的忍受。

胃痛过后，她又恢复到往日的冷静和坚强，我以为事情会有好转。

直到四月的雨声将我惊醒，雨水将窗帘淋湿。我打开手机，同学传来一张照片：赵思琪躺在病床上，戴着呼吸机。我许久没有缓过神来，直到同学催促我快点来医院，我噌地起床，套了件外套，便往医院赶去。

出门之后，雨反而停了，天逐渐转晴，乌灰色的云镶着金边。路边的油菜花开了，时不时有蝴蝶短暂地亲吻花，像海上漂泊的奥德修斯暂时有了栖息之所。我把被吻过的花折下，它们金灿灿的，像太阳的颜色，还带点雨水的清新。花被我夹在本子里，本子的封面如天空般湛蓝，上面画着一只破笼而出、振翅奋飞的鸟。和本子在一起的还有一本散文集，赵思琪在无聊的时候会阅读。

我看到赵思琪穿着蓝色条纹衣裳，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她的双眼紧闭，插着呼吸机的鼻翼翕动，因输液而青肿的左手静静垂在床沿。我上前握了握那只手，凉凉的，汗涔涔的，脉搏一颤一颤地跳动。她的手腕上，一条条割痕陈列着，新的伤口叠在旧的伤疤上，她的美甲被抠去，稀稀拉拉地留在指甲盖上。

我看得心惊肉跳，用被子盖住她的手腕，掩盖掉可能会有的难堪。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狼狈的时刻。她妈妈同我们说赵思琪吞了很多安眠药。

我们在床边默默等待，等到赵思琪醒来。赵思琪的妈妈等不及她醒来就走了——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我告诉赵思琪，她没有理会，只说自己很累，但是无法入睡，只好吃药。我把书本和花拿给她，她说她无法进行阅读和思考，平地变作了新的山峰。我有点失落，无法理解她说的话，她收下礼物，垂丧着头，看起来比我还失落。

她疲惫又木然的神态，让我第一次对生死感到困惑。

我将同学拉到门外，问道：“如果活着是一种痛苦，我们还能要求对方活着吗？”

同学思考了很久，没能告诉我答案。

赵思琪躺在病床上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只猫。那是一只橘色的猫，我和它第一次见面时，它将尾巴高高翘起，形成一个小小的弯钩，它从花坛上起身，神气活现地要到马路那头巡视领地。短短的一分钟后，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朝它碾了过去。车速之快，好像撞击并未发生。它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似在无声宣告死神的降临。短短一分钟，它油亮而柔顺的毛发变得像蒲公英一样蓬松而散乱，原本微微上扬的嘴角渗出鲜血，生气不再。但赵思琪到底不是猫，她对生命有更多的掌控力。只是这种掌控力，在她看似坚固的外表下逐渐瓦解了。

青春期的女孩子总会长痘痘，赵思琪也不例外。上初中时，赵思琪的脸上长了一片痘痘，就像她平时沉默的性格一样，她的痘痘也长得含蓄，小小的一片，远看像青山上的几簇红杉叶。她用手摸脸的时候，白皙的触碰红色的，没有出现色彩混溶的现象，反而白的愈发白，红的愈发红了。她这副模样惹来不少男生的嘲笑，但她回击的方式不是愤怒和谩骂，而是近乎冷漠的沉默，仿佛对一切都毫不在意。第二天，她默默戴起了口罩，不再让他人看到她脸上突兀的红色。

还有她高中为数不多的一次“叛逆”。她那时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他是学校新来的助教老师，一个看起来腼腆的大学生。她说过和他接触时的感受，说起他的行事风格，他试课时因害羞而加快的语速，他讲典故时娓娓道来的神情。终于在那个大学生即将结束实习、离开学校的时候，她鼓足勇气发送信息，表达了心意。等她收到对方礼貌又委婉的拒绝信息时，她一言不发，连失落也克制得像考卷上划掉错别字的那道斜线。后来她提到，自己当初发送的信息，告别的内容多于倾慕，好像她先说出再见，就不会显得被动。

那次她和弟弟同时摔倒在黢黑的楼梯间，她的母亲立刻抱起哭泣的弟弟。她在一旁静静按压摔红的皮肤时，是否也想让母亲上前拥抱她呢？或许她自始至终需要的，不过是热烈的关切，以及真实的放松。

我走进病房，发现赵思琪又躺下了，不知是受药物的影响，还是自身疲惫。她向我们表达了感谢，表示自己想休息一会儿，让我们先离开。说完这些，她重新闭上眼睛，我送的东西放在她的头旁边，她却把头转向了另一边。我看着本子的封面，记起从前她雪白的手拿起笔写字的样子，而现在，手垂在床沿，伤痕累累。

这是我对她最近的印象。后来整整三年时间，我都没有再和赵思琪见过面，或者说，她拒绝和所有人见面。她同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切断了联系，并将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关闭。除了她的亲人，不再有人知晓她的消息。即使走到她家，开门的永远只有她的母亲，她长久地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再外出。

无数个日夜，我总在设想，如果能够早些看到她攀爬的艰辛，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如果我的言行没有给她带来新的关隘，是否会让她轻松一些呢？我不会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她也无法预料到自己将面对的是什么。我和她之间，她和她自己之间，总是隔得很远。

直到如今，她如此真切又鲜活地坐在那里，专注于眼前的屏幕。我走近了一些，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红色的疤痕消退了许多，变成淡淡的白色，好像在努力和肤色相融。

当我还在犹豫是否要和她打招呼时，她抬头看见了我，眼神没有任何躲闪，也没有意外，仿佛我们昨天刚刚见过。她挪开电脑，让我坐下，我们略去不必要的寒暄，她明白我的疑问。

“我休学了，或者说，我正在寻找不必努力就能感到快乐的方向。”赵思琪笑了笑，面容随之舒展。她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正是我两年前送她的那个本子，如今成为她的日记本。在她试图逃避思考和书写的时间里，她终于发现自己退无可退，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再次拿起笔。

“我以前总会在日记里面问‘为什么’，就像当初问你那般，”她的声音很轻，恢复了往昔的平静，“直到有一天，我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提问，开始假设问题的答案。那时候，我才明白你当初对我说的话。”

“而神奇的事情在于，当你试图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时，答案似乎已经在问题之后了。”她的语气轻松。我知道，她或许已经站到了山顶。我想，我和她之间也许依然存在着冰山，但时间会使它消融，让我们在山的两边，能够重新看到彼此。

责任编辑：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