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青年”写作营改稿行动中认识先志。他的小说写得老到，在海量来稿中很快被发现。后来才知道，他中学就写小说，创作势头很猛，早早获了一些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学奖，18 岁就出版了小说集《飞往加尔各答》。创作之初，他在小说中沉迷，用小说来逃离现实，逃避孤独，在小说中进行表演、戏仿。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绝大多数的事物都只是戏仿，大多数人的爱是对爱的戏仿，共情是对共情的戏仿，连恨和厌恶都泛滥着戏仿”。我想，这很可能也是他大学选择攻读心理学的缘故。

对于先志，我有特别的情感，他的优秀是扑面而来的。在入选“新青年”写作营的写作者中，我最早关注到的是先志，对他一直有期待。但是，小说家的创作大多还是要有自己内心的呼唤。入选写作营这几年，先志并不着急写大批量的作品，相对于中学时期的写作，他放缓了脚步。或许心理学没有帮他找到有关逃离、表演以及戏仿的答案，而硕士研究生选择攻读法学专业算是一种新的探索。他开始尝试用小说来观察，用小说去发现。我们欣喜地看到，先志从那些小我的探析中走了出来，短篇小说《褶与疤》就体现了这种转型。

小说通过对家庭生活隐秘处的观察，以细密的笔触编织了一张充满隐喻与张力的叙事网，将生命个体的精神困境、人际关系的疏离与现实世界的荒诞揉入“褶”与“疤”的具象符号中，在垃圾场、公园、教室等日常场域里，勾勒出现代人在生活泥沼中的挣扎、寻找与自我叩问。

叙述从男主人公贺知章注意到女子覆盖在长发之下的疤和泛红的褶皱进入，继而写到贵州瀑布山洞中布满褶皱的婴儿石以及蛙掌下石褶中扭动的密密麻麻的虫子，这些本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但作者写下的是人物内心潜藏的“怕”。贺知章的伴侣尤亚春连说了几个“太可怕了！”和几个“害怕”，强调这种怕。人会害怕，是因为未知，可是已知的事情同样让人害怕。贺知章明明没体罚女学生，尽管他用了几个“我没体罚她”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事实上依然要接受一场莫须有的体罚指控，特别是当他知道真相后，仍然不得不保持沉默，陷入不能解释、无人理解的巨大困境。尤亚春描述他“像一只无法靠近的大蛙”。于是，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褶皱，尤亚春又一次说出“太可怕了！”，此时的“怕”已经从家庭转移到了 “垃圾场”这个公共空间。

将看似琐碎的日常铺展开来，探寻人物内心的焦虑、困惑与存在的意义，是这篇小说的一个鲜明特点。“褶”与“疤”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具象符号，更是人物内心与现实世界的双重映射。“褶”所指向的既是贺知章看到的杨柳被遮盖的半张脸上，从额角密密麻麻爬到鼻翼和唇尖的泛红的褶皱，也是贵州瀑布山洞中数十块布满褶皱的圆石、蛙掌下的石褶、女学生送给贺知章的婴儿石，更是贺知章手腕莫名颤抖的问题、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各种危险以及人物生活中的跌跌撞撞。“疤”所隐含的不仅仅是女学生左耳后的疤痕、杨柳不敢示人的半张脸，更是贺知章被指控后内心的伤痕、尤亚春对现实的恐惧，以及现实世界中那些无法愈合的人性裂痕。

事实上，“褶”与“疤”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交织，构成了作者所观察到的人物生存的现实底色与精神枷锁。婴儿石作为“褶”的核心载体，背黑腹白，一面褶皱一面光滑，既是发自天然的造物，更是对人性的隐喻。它的褶皱是悄然流逝的时光与复杂多变的环境导致的印痕，如同人物在生活中被残酷的现实打磨出的棱角与伤痕，其光滑的一面就像杨柳遮面的长发，是人们试图隐藏伤痕、伪装完美的真实写照。而贺知章对婴儿石的执念，实则是对自我遭遇的不解与对真相的探寻，石头的褶皱成为他内心困惑的具象化，每一次触摸，都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一次叩问。

杨柳脸上的疤痕，是“疤”的极致体现。它被长发遮蔽，成为不可言说的秘密，如同每个人内心深处不愿示人的伤痕，小说甚至没有去探寻她的秘密，但通过绵密的叙事，强化了这种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终将面对的伤痕。当经历了种种不公对待，有了秘密和恐惧之后，贺知章再次面对那长发遮住的褶皱，小说的情感与隐喻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这时的他没有逃避，反而用唇舌触碰疤痕。这一看似突兀的举动，并非简单的情感表达，而是对“不完美”的接纳，对所有褶皱与疤痕的和解。在这一刻，“褶”与“疤”不再是丑陋与恐惧的象征，而是成为生命本真的一部分，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存在印记。在这里，将抽象的精神困境具象化，让读者在具体的意象中，感受人物内心的挣扎，体会难以自拔的真实困境。

从对“褶”与“疤”的观察中，先志发现了空间的转移，由此在小说里，为人物的精神突围建构了叙事空间的转场。“学校、同事、女孩、公园、尤亚春、垃圾场，还有他。蛙、水、秋天、竹筏、枯柳、布满褶皱的婴儿石，以及他的手抖”都是现实存在的，在贺知章看来，“世界没有变，或许谁也没错。他只是正要从一个场进入另一个场”。这个“场”既是物理学中的麦克斯韦场、心理学中的考夫卡场与勒温场，更是浓墨重彩书写的贺知章口中的“垃圾场”。作者通过对“场”的建构，试图将抽象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生活空间融合，让“场”成为人物精神状态的折射与人际关系的纽带。转场成为贯穿文本的一条核心叙事线索。

贺知章任教的学校，本应是传递真善美的地方，却充满着流言与巨大的偏见。莫须有的体罚指控来自他所爱护的学生，他还必须接受这份指控，同事们并不报以理解，而是散布流言蜚语。一位普通教师沦为被议论的对象，评优评先被取消，教学的班级也被调换，他成为这个场域中的“边缘人”。而本应是温暖港湾的家庭场域，却因尤亚春的恐惧与不解，变得疏离和压抑，失去了精神慰藉的功能，成为贺知章的另一重枷锁。潜意识里，他已经走向了“垃圾场”，即使最初他并不认同。

在诸多场域中，“垃圾场”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它是被抛弃、被遗忘的事物的归宿，是现实世界的褶皱地带，却由此成为贺知章的精神栖息地。贺知章在交友软件上将“丢垃圾”填为自己的爱好，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垃圾场的“场”与他的内心形成了共鸣。垃圾场形成一个独特的能量场，这个场域能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所有的被抛弃之物，正如被现实中的核心场域抛弃的贺知章。在垃圾场，他不必伪装，不必面对流言与偏见，只需与黑暗、与自己对话。他一次次独自穿过公园的小路，走向垃圾场，在黑暗中与自己的内心对峙，每一次丢垃圾，都是一次精神的放逐，都是对现实场域的短暂逃离。而垃圾场的“场”，不仅吸引着贺知章，也连接着杨柳。两人因“丢垃圾”结缘，在垃圾场的场域中相遇、对话，他们的相遇，是两个被现实所困的灵魂的相互吸引，是两个“边缘人”在褶皱场域中的精神契合。

先志在小说中将“场”的概念与人物的精神状态紧密结合，让每个场域都成为人物内心的延展。从家庭进入垃圾场，实则是贺知章从一种精神状态走向另一种精神状态，他在不同场域中的挣扎与突围，正是现代人在复杂现实中寻找自我、寻找精神归宿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蛙作为“场”中的神秘符号，成为连接不同场域的纽带，从贵州瀑布山洞中的黢黑蛙，到垃圾场中的三趾黑背蛙，再到树林中的巨蛙，蛙的形象贯穿始终，它瞪着金黄的圆目，直视着贺知章，也直视着读者，成为一种神秘的精神指引。蛙的存在，让小说的现实叙事多了一层荒诞与神秘的色彩，它如同一个旁观者，见证着贺知章的挣扎与探寻，也如同一个引路人，引导贺知章走向自我与真相。蛙的黢黑背部与白腹，与婴儿石的背黑腹白形成呼应，再次强化了“褶”与“疤”的隐喻，让自然之物与人性融为一体。

作者在对“褶”与“疤”的凝视中，不断发现人物极其艰难的找寻。小说中的人物刻画得鲜活而真实，每个人物都背负着自己的秘密和伤疤，背负着“褶”与“疤”，在现实中挣扎，构成了一幅展现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浮世绘。

男主人公贺知章是一个温和而懦弱的知识分子，他遭遇莫须有的指控，不愿低头道歉，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却又在现实的重压下陷入困惑与焦虑。他的手颤抖，是创伤性应激反应，更是内心焦虑的具象化，这种颤抖贯穿始终，成为他精神困境的外在表现。他试图在交友软件中寻找慰藉，找到了另一个带“疤”的女人杨柳。他一次次走向垃圾场，试图在黑暗中寻找答案，他对女学生的遭遇感到不解，对真相的探寻从未停止，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对现实的反抗，也是对自我的救赎。贺知章这个人物形象，折射出的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无奈与坚守，他们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却在复杂的现实中屡屡碰壁，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找着自我的存在价值。

尤亚春作为贺知章的伴侣，是一个被现实恐惧裹挟的普通人，她常说“太可怕了”，她害怕潜伏的青蛙，害怕学校的议论，害怕垃圾场的危险。她的害怕折射出现代人对现实世界的普遍焦虑。她关心贺知章，却无法真正理解他的内心；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贺知章，却反而成为他的精神枷锁。她的存在，让贺知章的家庭生活变得压抑，也让读者看到了人际关系疏离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即便亲密如伴侣，也难以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褶皱与疤痕里，孤独而无助。

杨柳与女学生代表被伤痕包裹的年轻女性。杨柳以长发遮蔽半张脸，外表看似孤傲，内心却渴望被理解、接纳，她与贺知章的相遇，是两个孤独灵魂的相互吸引。她的疤痕，隐藏着她不愿示人的过去，也成为她自我保护的铠甲。而女学生因早恋遭遇暴力，害怕来自父亲的惩罚，将罪名推给老师贺知章。她的行为实则源于对现实生活中种种问题的焦虑与无奈，她左耳后的疤痕，是暴力的印记，也是她内心挥之不去的伤痕。这两个女性人物虽性格不同，却都背负着伤痛，她们的存在让小说“疤”的意象更加丰富，让读者看到了女性在现实中的脆弱与挣扎。

小说节奏舒缓而细密，如同江南的烟雨，层层铺展，却又在看似平淡的日常中，暗藏着汹涌的情感与深刻的思考。贺知章的困惑、焦虑、探寻，尤亚春的恐惧、不解，杨柳的孤傲、渴望，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小说中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更多的是日常的片段与人物的内心独白，这些琐碎的细节却让读者感受到了现实的荒诞与人性的复杂。比如贺知章在交友软件上填写爱好时的犹豫，尤亚春对平房里夫妻离婚的过度联想，杨柳与贺知章在垃圾场的对话，这些看似平淡的细节都充满了隐喻与张力，让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结尾处，贺知章与尤亚春一同摔倒在垃圾场的小路旁，一只三趾黑背的蛙踩在遗失的婴儿石上，瞪着金黄的圆目，直视着树林深处的黑暗……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没有解决任何的矛盾，却让蛙、婴儿石、垃圾场、褶与疤等多个意象在此汇集，共同构成充满未知与希望的画面。

蛙的存在，成为一种精神指引；婴儿石的出现，象征着真相与自我的回归；而树林深处的黑暗，既代表现实的未知，也暗指精神的突围方向。然而贺知章的探寻并未结束，他的精神突围仍在继续，而这正是所有背负着褶皱与疤痕的现代人的共同命运。那些看似黑暗的场域，那些被抛弃、被遗忘的角落，或许是我们寻找自我、回归本真的精神栖息地。

责任编辑：任彧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