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我对时空的感觉愚钝了一些，或是我还不足以想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过往，所以面对眼前这个世人瞩目的史前奇迹，我没有一个写作者所应表现出来的兴奋和敏感。这是我第五次来到这里，对道路和地形一次比一次熟悉，可我一次比一次沉默。因为我的言语，甚或笔力，无法表述那段隐于泥土深处的时光之伟大。

就像面前这个与周遭无异的略微隆起的土台，我实在无法把它和一座6000 多年前的城池联系起来。那些可能改变人类文明史的发掘物，数千年沧海桑田，如偈语般深沉。

我们必须感谢澧阳平原肥沃而温软的泥土，它们像包裹婴孩的一层层襁褓，将一座史前城池的全部秘密，完整地封存在营养丰富的怀抱之中。不似西北大漠，那里也曾有过许多代表人类文明的古国古城，有的才过去几百年，却早已在风沙侵蚀下面目全非。

此时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婴孩”，是一座城市婴儿时期的形状。在对人口动辄百万千万的城市司空见惯的时代，我们将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作为对城市的固有印象，你是否能想到，婴儿时期的它居然就在澧阳平原隆起的这方泥土之下？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早期，人类居无定所，随遇而安，三五成群，渔猎而食。在那个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洪荒时代，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无疑是渺小的，特别是在面对那些大型食肉动物时，单个人或几个人的生命不堪一击。正是基于生存和安全的共同需求，人们开始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扎上篱笆，组为村落，抱团取暖，形成相对强大一点的群体力量。我能想象到，6000 多年前，在这片澧水之滨的原野上，起先只有数十人的小村落，村落之外，草深林密，动物出没。村落里的人通力协作，共同外出狩猎，回来又共同分享食物。慢慢地，散居在周边不远处的其他人群，通过各种方式加入这个村落，逐渐形成数百人群居的大村落。这样的村落，当时在广袤的澧阳平原、洞庭湖平原，乃至江汉平原，可能还有很多。人们除了争夺猎物，还会为争夺有利的居住地形而互相攻击，甚至形成一个村落侵略占有另一个村落的局面，简陋的篱笆渐渐无法保护澧阳平原上这个资源丰富、地形优良的村落。正值某个无法狩猎的雨天下午，几个身强力壮的头领凑在一起，不知不觉议起村落的安全问题，其中一人提出筑土为墙的想法，得到其他人的赞同。第二天，几个头领就带着村落里的人们，开始在篱笆墙的外围取土筑墙。与湖区的软泥不同，澧阳平原近山居岗，土质干黏，很适合堆立成形。几年时间，一圈泥土夯成的高墙就替代了原先的树木篱笆，四面各留一个可供人进出的豁口，以木栅当作城门，而取土形成的凹渠，与自然沟壑相连，形成环绕村落的护城河。有城墙，有城门，有护城河，人们在一圈土墙的呵护下繁衍生息、安居乐业，中华大地上第一座城池的雏形，就这样矗立在澧水北岸，也矗立在人类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中。

此后的2000 多年里，人们不断加高加固城墙，设法减轻水患对城墙的冲击、侵蚀。随着筑城技术越来越成熟，城墙从自然泥土堆积变为采用烧土工艺的分层夯筑，城内的交通、排水、祭祀、集市、房屋分布、墓区规制等配套功能和布局也日益完善和精细。最终，它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早期古城文化遗存中保留最系统、最完整，地层关系最清晰、最具代表性的古城遗址。其实，很多伟大的事物，最初可能只是一个闪念，甚至是出自无奈之举。就像眼下，这座有着“中华城祖”之称的城头山，只是为了保全性命的下意识举措，却将华夏大地上的人类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

站在高处，靠着扶栏，俯瞰一丈之下古河道里发掘出的船骸，想到之前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肩扛手提猎物的裸身小伙泥塑像，我突然对那些隐于泥土深处的时光有了一些诗意的认识。我仿佛看到，一个腰间系着兽皮的先民，撑着一只小木船，或在护城河里捕鱼，或接住对岸同伴从原始森林狩猎得来的战利品。某个夕阳西沉的黄昏，护城河上风平浪静，只听一声呼哨，一只独木舟像箭一样驶过，长篙轻点，荡起满河碎金。他是健壮的，也是快乐的。他一定有他的梦想，也有掩藏不住的爱情。他是部落里极少数可以撑船在护城河里自由来去的人之一，掌握着把食物从城外带回城内的优先权。他除了赢得同性的艳羡与尊重，也会受到异性的青睐和撩拨。姑且不去考证这个部落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只要是人聚集在一起，就有江湖，有爱恨情仇，哪怕在今天看来，那个社会是原始的、落后的。

我不确定以这种居高临下的角度窥探先祖的生活，并嬉笑谈论，是否有些不道德，或是不尊重，只是眼下这片台基式民居建筑的基础，实在让我忍不住揣度。这些至少存在了6000 年的房基，方正规整，朝向一致，由此可判断，居住在此处的先民是很讲究的，生活条件应该不错，这里大概是城内的富人区吧。有一处坐北朝南的房子遗迹，呈两室一厅状，还有一间厨房，土层明显有火烧过的痕迹，格局和现在的单元房大致一样。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人是谁？他们是一家人吗？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这样的揣度让我欲罢不能。

目光掠过楚天长空，6000 多年的时光，如一本晦涩难懂的古籍。厚厚的泥层就是一部自然的史记，有着记录和叙事的功能。残存的人类骨殖、已灭绝的动物残骸、破碎散落的陶罐、碳化的植物块茎籽实、类似文字的符号图案、让人毛骨悚然的祭祀坑、依稀可辨走向的古河道等，无不向我们讲述着泥土之下那些久远的故事。远古人类留下来的生活信息，似一串串杂乱无章的莫尔斯电码，值得庆幸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判定和解读它们成为可能。不难想象，我们终将把自己也代入这堆封土之中。

饮水思源，泥土垒起的高墙保护了先民的生命，泥土里长出的作物启迪了先民的智慧，泥土又把一代代先民的基因传承给今天的我们，本质上，我们和6000 多年前的他们并无二致。我们来自这些泥土的深处，泥土是我们所有人温暖的母腹。

比起筑城，城头山先民种稻的历史还要更早一些。1997 年，考古队在城头山东城墙发掘时，发现了平行排列、特征明显的三丘古稻田，田形周正，灌溉设施已初步配套。用碳-14 和光释光测年方法测定，稻田泥土距今6500 年至6600 年，比世界上任何一处已发掘的古稻田都要早。这个发现使“中国水稻南亚传入说”失去了立足之地，不仅证实了洞庭湖区是世界稻作农业主要发源地的观点，还确证了中华民族在驯化和栽培稻谷这一伟大事业中的历史功勋。

史前的人类，没有太复杂的欲望，一辈子的追求基本上是温饱。当他们从自然采集和狩猎进化到有意识的食物生产阶段后，一部分大脑发达些的人在驯养驯化动植物的领域发挥才能，这可能就是当时的科研攻关吧。澧阳平原的水土和气候从古至今都极其适合草本植物生长，“插一双竹筷都能生根发芽”，野生水稻当然也会遍布原野。是谁第一个发现可以通过人工干预，改变野生水稻的习性并形成规模栽培技术的？这早已不得而知，或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水稻作为人类摆脱饥饿的重要食物，从这里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而中国作为水稻种植技术领先的国家，至今仍在为解决人类饥饿问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百颗碳化发黑的稻粒从这片圆形丘岗的泥土底层被发掘出来，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稻作文明史又往前推进了几千年。这些稻粒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它们看到了这片肥沃的平原之上，稻菽千重浪的样子。泥土是有记忆的，而水稻就是这方沃土的记忆里最神奇的基因。从万年以前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顺应它们最初的习性，在同一块土地上挖渠、除草，随季节和气温变化播种、培壅和收割，复制一幕幕似曾相识的劳作场景。这期间，不过是投入劳动的生产工具先进了一些，劳动效率更高了一些。而人类也像稻子一样，播种、发芽、移栽、分蘖、抽穗、扬花、结实，在世界有泥土的每个角落，重复着一季又一季的繁衍。当我们循着数千年的光阴，检索各自生命的发端时，会发现我们人类的来处，大都在远古的文明里，散发出同一种神秘而氤氲的稻香。

我在“稻草国际艺术节”活动接近尾声时来到城头山，时令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此时禾稻收割季已过月余，下一季稻子播种要等来年开春。那些禾稻本可一焚了之，或成为水牛嘴里咀嚼的稻草，却被精心制成各种动物、城堡、卡通形象，散布在平缓空阔的田野上。上次来这里是夏季，古城护城河边的杨柳树上栖满了白鹭和灰鹤，很是壮观。此季鸟去树空，徒增寂寥。万物似乎停止生长，果实已离开枝头，雪花还没有来到，这本是澧阳平原最空虚最无聊的季节，没想到不过把收割后留下的稻草换了个堆放形式，阔远的田野便热闹了起来。

置身21 世纪20 年代，几根稻草都能被玩出花来，倘若把时间的指针慢慢回拨，拨到6000 多年前或者更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一部人类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水稻的成长史。当一棵强壮的野生水稻结束了自生自灭的野生状态，经人工种植成为人们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人类就摆脱了长期依赖自然恩赐的不确定性，狩猎和采集活动大为减少，部落里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专事与水稻种植相关的工作。水稻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事务，与之前粗放式、个体化的劳动相比，社会分工和组织需要更加细化，城头山先民们的生活状态因此从松散变得紧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依存和沟通更加密切。生活结构和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催生出最初的城池形态，人类由此进入全新的文明阶段。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某段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一堆无法晾晒的稻谷开始变质发酵，散发让人迷醉的清香，于是“酒”这个人间妙品出现了；盛酒需器，继而有了制陶技术，陶器出现了；城市里会酿酒和制陶的人，开始交易美酒及酒器，集市应运而生；尔后，为拥有更多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出现了阶级、国家，战争也随之而来。这一切，居然都源自水稻。别小看了小小的水稻，它足以改变人类，也足以改变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原乡，很多人为弄清楚“我从哪里来”，甘愿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水稻也和人一样，有着生命原乡，无论它现在身处热带还是亚热带，无论它是籼稻还是粳稻。可以说，没有原乡的人和没有原乡的水稻，身份都是可疑的。多年以来，人们为人工种植水稻起源于哪里而争论不休。埋于城头山泥土深处的古稻田和古稻种的重见天日，让所有水稻都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原乡，那就是澧阳平原。从此以后，每棵水稻都有了归属感。

平原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栖息地，世界大多数文明都诞生于平原地带。广袤的中华大地，分布着太多平原，澧阳平原不过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从面积来说，澧阳平原很小，不过700 多平方公里，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等动辄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平原相比，只能算平原中的微缩版；但从文化来看，澧阳平原又很“大”，这方土地被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是中国史前遗址分布最密集、种类最齐全、文化序列最清晰的地区。多年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这方沃土之下，有从距今约6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到距今约2 万至3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遗存，有世界上最早的古稻田、城市，有重要的史前和商周时期遗址600 多个，几乎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一个。除此之外，楚文化遗存痕迹层出不穷，涵盖了中国南方人类从远古走向现代文明的全过程。一个长、宽不过几十公里的弹丸之地，就有城头山、彭头山、鸡叫城、八十垱、汤家岗、虎爪山、条头岗、化垱、申鸣城、宋玉城、九里楚墓群、青山崖墓群等众多知名文化遗址，堪称全景、开放式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北纬30 度是一条神秘的纬线：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及远古玛雅文明遗址都在这一纬度附近；几条孕育了伟大文明的河流，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等，都不约而同地在这一纬度附近入海；澧阳平原也刚好在这条纬线上。它地处武陵山脉的东北边缘，北望长江，南接澧水，东临洞庭，拥有从山区、丘陵到平原、湖区的完整地貌。这种背山面水、高低错落的地貌，湖沼发育，河流众多，气候温润，土质松软，生态多样，自然灾害少，食物资源丰富，可进可退，为远古人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宜居之所。

城头山先民的种稻和筑城技术成熟后，某些能人被各种原因左右或驱使，陆续顺着河流东进西出，通江达海，沿着陆路北上南下，开枝散叶，把种稻与筑城技术带到远方，带到现在，带到我们未知的将来。

大约4800 年前，城头山文明突然从澧阳平原消失，从此被时光深埋于泥土，隐入黑暗与沉寂，直到公元1979 年再次回到人类视野。关于它消失的原因有多种猜想：部落战争，瘟疫流行，自然灾害，有意识的集体迁徙……这已成为一个史学谜团。即便这样，也不妨碍城头山成为一座迄今为止已知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城市。从它被遗弃的那一天开始，高且厚的城墙在风与水的侵蚀下日渐变得低矮；而先民的故事由于没有被记载，与伟大的城池一起，被洪水冲击、泥沙掩埋，被岁岁枯荣的野草遮蔽，被后人耕作的稻田覆盖，直至没有一点残存的痕迹。

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向何方？长空不语，静水无言，我站在这片水稻已成熟、被收割了上万次的田野上，一时竟辨不清方向。当年居住在此的先民中，也一定有人思考过何去何从。实际上，此时的我们和彼时的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多年之后，我们终将隐于泥土与时光深处。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