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拥军，我曾经的同事。一个不是很起眼，却又让人一想起就感到痛楚的无法忘却的人。如今，我们天各一方，他在云端，我在人间。不知他在那边可好，也不知他还有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时的记忆。我在这边无法抹去他有些憨厚的音容笑貌，还有我们共事的一幕幕。

“报告！”有人敲门。

“请进！”我没抬头，仍在专注地处理文件。

这是我和张拥军共事的开始。那是2017年12月的一天上午，他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是声音有些浑厚的自我介绍：“军转干部、广西灵山县人武部原副部长张拥军向您报到，请求安排工作！”

我没当过兵，但这样的场景在书本上读过，也在电视上见过。尽管不觉陌生，但仍感觉有种特别的意蕴。于是忙起身迎上去和他握手，请他就座。

之前知道他要来，也调阅了他的简历。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副团职军官，由野战部队辗转到国防动员的人武部门，一步一步走得稳健而充实，还获得了不少奖励和荣誉。为此，他转业时被组织寄予厚望——安置到财政部门任实职领导。于是我们事先调研，按照组织要求做足了“功课”：考虑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熟悉环境和适应工作有一个过程，便准备安排他担任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先从事自己相对较熟的党务工作。

我试探性地征求他对工作岗位的想法。他很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到业务科室工作。这与预安排有一定距离，我顿时有些心堵，思忖着如何做他的思想工作，顺利实现组织意图与个人追求的有机融合：既把组织安排传达到位，又不挫伤他的自尊。

见我沉吟，他立马起身，站姿笔直，修正自己的期待：“如果我的请求让组织为难，我收回！也请组织放心，我坚决服从安排，保证认真履职！”

那一刻，我对他无条件服从的境界从心底涌起感动，起身并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紧紧握住他的手，嘴里吐出两个字：“谢谢！”

我们局驻村工作点在200多公里外的一个偏远县的少数民族村，上级要求派一名处级干部担任工作队队长，驻村三年。

我们是个大局，够条件的干部确实不少。但细细摸底，能够去的却着实难找。有的年龄偏大，似乎力不从心；有的业务繁多，本职无法脱身；还有的身体欠佳，难以长久坚持……摸来摸去竟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时有人提议让他去，理由是他人年轻，肩上担子又相对轻些。

我开始也想到了他，但有些犹豫。因为他从军20多年，和妻子、母亲、女儿一直聚少离多，刚刚有了家的感觉，又要奔赴远方，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于是我要求人事部门再摸摸底，能不让他去尽量不让他去，迫不得已非要去则到时再说。

那天中午下班，我和大家一道去机关食堂吃工作餐。排队、刷卡、取餐，我选了个相对偏的位子就座。这时，他端着餐盘走了过来，和我简单打了招呼，便在我的对面坐下。

开始我还以为他就是和我拼桌就餐，没想太多就问起了他初来乍到的感觉。他很认真地回应了我，之后神情有些变化，似乎还有话要说。见他欲言又止，我主动切题：“有事？”他“嗯”地应声说：“局里派工作队队长那事我知道了，听说有些为难，还是我去吧。”

他声音很小，说得很轻，我却感觉很响，显得凝重。那一刻，我竟不知说什么好，许久才嗫嚅道：“不行，你刚回来不久，不能又走。”

“没事，习惯了。已经和家里商量了，他们都支持我去。”

我没再说话。不是没话可说，也不是不想说，而是那一刻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心境，只觉得心底有一种情绪直往上涌，泪水快要涌出。

坦率地说，感动归感动，我对于他能否挑起这副重担还是有些顾虑的。毕竟他经历单一，除了军旅，几乎没在地方待过，更别说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而三年驻村工作又是当时的头等硬任务，容不得半点闪失。于是在给他配备一名经验丰富又十分敬业的助手的同时，我也经常抽空去工作点。一是对口联系两户村民，二是关注工作队，特别是他的工作。

第一次去是进队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没有通知县乡村，也没有提前告诉他们，只带了司机悄悄进村。目的是看看他们在不在岗，是否像有些人那样搞“走读式驻村”，同时了解他们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是否做到了进队时“用最短时间熟悉环境和情况，尽快进入角色”的承诺。

在我联系的村民欧阳维宏家，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和助手正在村委会，与村支两委研究如何帮助村民搞好春耕生产。见我突访，他忙和大家一道赶来见我。

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汇报起一个月来的工作：逐户走访了全村建档立卡的51户村民，根据家庭状况把他们分为三类，已拿出初步分类帮扶方案；所有村民都确定了局机关对口帮扶人，其中市分管领导和局主要领导每人帮扶两户，帮扶人与村民已全部建立帮扶关系并见面；依据村里生产生活现状，考虑从抓产业入手，走产业帮扶路径，以此留下“不走”的帮扶工作队，重点发展蘑菇种植、黄牛养殖、红薯粉加工等产业……

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这是我听他汇报的第一印象。如此短的时间，把情况摸得如此清楚，解决问题的想法又如此明晰，我真没想到。如果不是扎扎实实、用心用情，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一瞬，我对他有了不一般的认可。

以后我又去了工作点多次。每次去，都发现村里有明显变化：环境改善了，不再是初时的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产业起来了，村民成了合作社股东，村里有了集体收入；人的精神面貌变了，怨气少了，邻里之间关系和谐了，说干部好话的多了……而他，不是在给村民跑建房手续，就是在帮村里企业联系产品销路，或是在村民建房工地当和浆、运砖、递瓦的“小工”。时间不长，但成效显著。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县乡村认可，赢得了群众尊重，获得了上下一致的好评。

关于他的反馈始于在工作点工作半年以后。

不论是镇村干部还是村里群众，包括他的搭档，都觉得他这段时间行踪有些诡秘，神情有些怪异，与之前的作为差距天大，变化快得让人莫名惊诧。

首先是身体明显消瘦。说不清从哪天开始，大家都觉得他瘦了，瘦得那本来就不怎么强壮的身子显得特别羸弱。开始还以为他是刻意减肥，他自己在被人问起时也是这样解释，说是血脂高，需要减脂。只是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有些困惑：本来就不胖，哪有什么脂可减？但又不便问得太细。

其次是不再与大家共同用餐。因为流动性大，工作队基本上是吃百家饭的。不是在镇政府机关食堂搭餐，就是在村民家蹭饭，自己很少有时间开伙。这段时间他却离群单干，不论多晚都自己回宿舍架起炉灶做饭，称减脂对饮食有特别要求。搭档发现，他顿顿都是喝白粥，几乎没有油水，真有些减脂的做派。

再次是节假日销声匿迹。过去节假日他很少回家，要么守点，要么接老婆孩子过来。可这一时期一到周末就没影了，还休了公休假，离队时只告知搭档家里有事，拜托他多多操心。有一次假日，搭档有事想和他商量，结果电话关机了，联系不上。

一段时间后，他的反常现象终于反映到了我这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心他家里有什么情况，于是要他的搭档和他夫人联系，明确表示如果有困难局里会设法解决。回复是家里没事，都还正常。那是否他个人有什么思想情绪上的问题？我问询了分管副职和他的搭档，都说不像有情绪的样子，他本人从没表露，工作也没受影响。那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生了病？我没往深处想，也不敢往那方面想，因为他还年轻，就这样让困惑盘踞在心。

周五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敲开了我的门。这是他派驻工作点后第一次，也是到局里工作后第二次进我的办公室。

“下周一我想请一天假，去长沙做个检查。”没绕任何弯子，直截了当。只是声音低，没了原来的中气。

“严重吗？”那一刻，大家的困惑似乎被解开了。他实实在在病了，而且不轻。望着他，我揪心起来。既为他那疲惫而憔悴的模样心痛，又为不敢想却出现了的情形担心。

“不知道，感觉有点撑不住了。”他面露痛楚和无奈。

“尽快去，局里安排个车送。需要派人陪同吗？”我关切地征求他的意见。

“不麻烦了，大家都很忙，我坐高铁去，让老婆陪就行了。”

那个周末我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有些心神不宁，眼前不时晃动着他那因生病而弱不禁风的身影，心慌慌的，感觉会有什么事发生。

果不其然，周一上班不久，他夫人就从长沙给我打来了电话，告知他刚住进省肿瘤医院，并且直接送进了ICU。

我没想到他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赶忙指派分管副职和机关党委的同志立即驱车赶往长沙。一是代表单位协调有关治疗的事宜，二是体现组织关怀，给家属以安慰。我交代去的同志一定要快，告诉医院要不惜代价抢救，并告知他们我下午参加完重要会议后也会乘高铁赶过去。

晚上，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坐上去长沙的高铁。可不久，先期赶到的分管副职给我来电，说他已经深度昏迷，医院表示回天乏术，家属要求转回本地，不想让他魂落他乡。分管副职请示我该怎么办。

那一刻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惊恐于这一切为何来得如此急切而无征兆，以至于电话那头因为我没有回应而不停地呼叫。良久，我才缓过神来，凝重地吐出四个字：“接他回家！”

我们在中途下了高铁，立即安排家里的同志联系了市中心医院，请他们调派最强的医疗力量做抢救准备，为挽救他而最后一搏。

凌晨时分，运送他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驶进了市中心医院。在抢救室，监护仪屏幕显示他的脉搏、血压等生命体征还有微弱的波动，但人完全没有了意识。我拉着他的手，声音颤抖着说：“拥军，你回来了！我们都在，你要坚强，要坚强地挺过这关。”

他应该是听见了我的话，因为他的眼角流下了一行泪水。但就在我说完这些后，监护仪上的各项指标停止了波动，出现一条静止的直线。

他走了。那样匆忙，从住院到离世不过十多个小时；那样猝不及防，包括他的母亲、妻子、女儿和我们这些同事，还有他倾心帮助的村民，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样令人心碎，人生轨迹定格在47岁，真真切切匆忙，实实在在短暂。

因为他倒在驻村工作一线，因为他为他人忘我付出，我们第一时间报告了市委和省厅。市委高度重视，书记亲自听取汇报，指示妥善处理好后事，尽快整理事迹材料上报。省厅第一时间发来唁电，厅长为他写下“……全省财政系统要向张拥军同志学习，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的题词。

也许是苍天也为他悲恸的缘故，告别仪式举行那天，本来放晴的天空突然间大雨滂沱。尽管这样，仍然没有阻挡住来自各方为他送行的人们。原本能容纳四五百人的悼念大厅被挤得满满当当，门外还站了不少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代表市委率市驻村领导小组的同志来了，全局的同事来了，工作点所在的县乡领导也来了。考虑路途遥远，我们原打算不安排驻点村的村民来。可闻讯后乡亲们强烈要求吊唁，村支书硬是带了几十个代表自己租车赶来，执意要送送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张哥”。无房户欧阳的新房是工作队帮助建起来的，他在现场泪流不止，撕心裂肺地哭诉：“房建好了，进火酒没喝，您却没了。”

我为他作生平介绍并致悼词。5页纸不足2000字，我却足足念了半个多小时。不是有意放慢语速，实实在在是无法流畅地读下去。我们短暂共事的一幕一幕，他任劳任怨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一般不停地在脑海里闪现，有感动，有惋惜，更有无尽的愧疚：如果当初让他去业务部门，如果不让他刚到任就去驻村，如果在关注他工作的同时也关注他的生活，如果早一点发现他的致命病患，也许现在的他就不会这样冰冷地面对我们。

我决定去看看他的母亲、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

在简陋的住所，老人家掩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泣不成声地哭诉：儿子转业回来没有住房，一家子一直挤在这里。买了套稍大点的商品房，刚装修完，还没搬进去，人却走了。

他的妻子在整理他的遗物。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厚厚的一摞医药费发票。她眼睑低垂地告诉我们，这些是他患病以来的自费发票，有10多万元，是从不多的转业费里开支的，没向单位报销一分，他还不许家人声张。

在她那里，我们知道了他驻村后半年的全部经历：刚开始胃疼，他以为是普通胃炎，犯了老毛病，便没在意，只简单吃了点药。往常的情况是用药后就没事了，可这次却不一样，症状不仅一直没有减轻，反而多处疼痛且难以忍耐。无奈，他便独自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胃部出现肿瘤，医生要求立即手术。于是，他休了公休假，去长沙请朋友联系医院做手术。因为要做放化疗，他便请医生安排在周末，就这样长沙、工作点两边跑。除妻子外，他没告诉任何人，没请一天假，没影响一天工作。

难怪他周末总没影，难怪偶尔失联……傻，真傻！恍然大悟的我快要呼喊出这一心底的痛楚。他完全可以不这样亏待自己啊！因为按照规定和惯例，单位职工患重病，首先是自费医药费，部分可通过大病互助、困难补助等途径解决，不需要自己完全掏腰包；其次是单位可以派人陪护或出资请特别护理；再次是可一定时期全休，以利于术后康复。这些他应该知道，但全都没要求享受。“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啊？”我问。

“他说现在财政紧张，不能给单位添麻烦；他说自己刚转业不久，没做什么贡献就拖累单位，影响不好；他还说工作点责任重大，不能因为有病就撂下工作耽误大家。”他的妻子这样解释他患了重病不报告单位、不告知同事、不影响工作而独自承担的心理轨迹和动机。

那一刻，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默然，为他的“愚行”，为他的傻想，还有他那时时刻刻为集体着想的质朴情怀。

经严密调查，走严谨程序，有关部门最终认定他为因公牺牲，市委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并作出决定，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他学习。

他走了，抹不去平凡中见不凡的鲜明印记。从相识时我们第一次握手，到永别时我独自沉重挥手，全过程不到两年时间，他从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说过闪光的言辞，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却分明用行动给我们展示了蕴藏在寻常外表下的那份不寻常：心念大局，情牵大家，唯独忘记自己；不误事业，不负岗位，唯独亏欠自我。

他走了，留下了我们永远的痛和怀念！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