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腊月后，父亲的修鞋铺摇身一变，卖起了对联和福字，每年如此。

按他的话说，摸了一整年臭鞋，最后一个月说什么都得把世事颠倒过来，去去霉运。母亲也很开心，她每晚都要拉着我和弟弟，将白天赚的零钱翻来覆去地数，最开始我们兄弟俩还觉得新鲜好玩，没过两三天，一看到那皱巴巴的钱，便从心里大骂这玩意儿真不是东西，影响我们看《还珠格格》，上至皇阿玛下至小凳子小桌子，哪个需要这点破钱过活。

我们开始闹腾，情绪上不配合，我手上在数钱，耳朵竖起来还在听容嬷嬷怎么折腾小燕子和紫薇，我为自己的一心多用骄傲极了。弟弟学我学得拙劣，一数钱耳朵便听不清，一看电视手上就停了下来。母亲为此揍了我一顿，我很不解，但也习惯了，因为我是哥哥。

父亲只凭这一个月，赚了平时修鞋半年的钱。母亲对他另眼相看，也有了难得的温柔和体贴，为父亲做好饭打好洗脚水，笑吟吟合不拢嘴。父亲在家里说话调子也高了几度，到了晚上不时清清嗓子，端着茶杯在门口晃悠，踱着八字步哼着秦腔《隔门贤》，仿佛这新年倒计时与自己无关。尽管临近年关了还起早贪黑，但一家人因为这大红的商品，到处氤氲着喜庆的氛围，整个鸳鸯街在新年到来之际，日日是好日。

父亲告诉我，腊月家家户户都这样，倒不是因为我家卖对联就比别人特殊多少。他夸我观察能力强，有没有注意到马路对面的豆腐刘和理发汤有什么不一样。我一连瞅了好几天，豆腐刘的左眼皮还是一直支棱不起来，右眼皮又怒睁着让人看着可怖，仿佛一个昏昏欲睡的人和一个百米冲刺的人各劈一半，胡乱拼接成了卖臭豆腐的刘师傅。豆腐刘身上总有股泔水味儿，距离他三米之外，便有一股热浪将人推远，空气中写满“生人勿近”四字。有次我实在猜不出来，捏着鼻子逆着臭浪走近问他：“刘叔，我爸说你整个腊月变得很不一样。”我刻意加了一个“很”字，经验告诉我，夸张一些总让人能心服口也服。他手里拿着夹子翻着冒油泡的豆腐块，大眼睛随和地闭起来，很不留情面地对我说：“滚！”

理发汤就比豆腐刘温柔得多，他的表情和母亲一样，洗剪吹焗油拉丝的人络绎不绝，脸蛋漂亮的年轻女人要拉直剪齐刘海儿，干枯发黄的中年女人则想着法儿地将头发弄成方便面的样子，大环套小环，像一排排码齐的弹簧。我坐在理发椅上扭着屁股，理发汤钳住我的双肩将我压得生疼，除了手劲还是一如既往地大之外，我确实发现了他的不同。他头发上抹的啫喱闻着呛鼻，女人一整个上午都围在他身边帮忙。女人个子不高，两条腿像铅笔，白色毛衣一直拉到下巴颏儿，鹅蛋脸上挂着一对清澈的眼睛。理发汤理个发简直像跳舞，周围染发的大妈们嘴角的白沫擦了又擦，眼睛眯起来形成一道道闪电，像扫描仪对着他们上下打量。我也发现了理发汤的不一样，弟弟说他也发现了。我说：“你发现了你先说。”他说：“你比我先出生，你为什么不先说？”我始终觉得，我怎么能和他是双胞胎呢？弟弟始终没说他发现了什么，我也不想告诉他，我们就这样僵着，我准备到死也不说。

后来父亲揭开了答案，他说豆腐刘也在想着法儿把生意转型，准备弄爆米花的生意。“你们没闻到他身上臭中带香吗？”父亲问。我和弟弟头摇得如拨浪鼓。“那理发汤呢？”他说理发汤门上写了一个很小的“转让”，“没瞅见？”我们对这两个回答失望极了。

鸳鸯街有口水话：“一条大街分南北，有卖面来有卖嘴。生意三百六十行，不可针尖对麦芒。”父亲说除非他死了，否则谁也别想在这条街上卖对联和修鞋。这话他前几年对豆腐刘说过，那时候豆腐刘还不叫这个名，是个乡下来城里谋营生的瘸子，一左一右站着两个盘正条顺的大闺女，街坊四邻都想不通这秃毛拐子，还能生养这么漂亮的两个女儿，也是下半辈子有福气，养大了女儿一卖，彩礼一收，混吃等死呗！

可瘸子脸上总是布满黑云，五官扭曲在一起，如一团找不到头的毛线。他实在想不出来要在这县里做什么营生。后来不知从哪儿看的消息，再结合自身条件，他想到了擦鞋这个事儿，自己一双手好好的，再加上两个女儿，到了寒暑假就是三个人六只手，不用挪步子，就能把钱挣了，好事。

很难描述父亲当时的心情，自己的修鞋铺旁边开了一个擦鞋铺，和鞋打交道的事哪能轮得上瘸子，再说这也不符合鸳鸯街的规矩。父亲不是狠人，但脑子足够活泛，他只想了一招就将瘸子一家三口断了口粮。这并非他的得意之作，但兵不血刃的功夫常常让街坊们说父亲是笑面虎，看起来憨厚老实，功夫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瘸子开张没几天，父亲只是将原来的修鞋服务做得更好一些。原先皮鞋开胶树脂胶一粘就可以付钱走人，现在天变了，他将那些烂皮鞋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平时舍不得用的真皮保养膏也大大方方拿出来，将顾客的皮鞋擦得锃亮，仿佛这宝贝价值连城，真值得这样尽心尽力。父亲这一番精益求精的服务，让顾客们摸不着头脑，这家伙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但总归是利己的事，县城没多久就传开这么一句话：“开胶上油裂了缝，鞋的事情找二龙。”瘸子生意自然黄了，有人在一旁点他：“人家二龙店铺开了几十年了，你也不想想，县城就这么屁股大小的地儿，螺蛳壳里做道场，凡事还得耍脑子。”

反击很快就来，父亲的对联和福字全被偷了，引发整个鸳鸯街不小的骚乱。过年怎么能不贴对联呢？这小东西平时不怎么引人注意，但要是不贴，那是万万不行的。

街坊四邻都认为这和瘸子脱不了干系，父亲在秋天刚挤走了他的擦鞋铺，这不，还没到半年，报应来了，人家偷你的对联，让你做不成这生意，一报还一报。父亲牙咬得咯嘣响，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大早带着弟弟坐上大巴去省城进货，我挣脱母亲的手在后面追着跑着，父亲雕像般头也不回，弟弟坐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朝我吐舌头扮鬼脸，母亲在后面边追边骂：“你是老大，你让让弟弟嘛！下次你去。”

父亲的新对联第二天下午就到了，一摆上摊便被周围人抢了大半。有人说父亲本来心眼多，会不会是故意装可怜博同情，做生意故意来这一套。对此，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鸳鸯街就这芝麻大点地方，就他一家卖对联，不去他那买，谁家又会卖这东西呢？他根本不担心卖不完，货进多了也没人要。瘸子没了擦鞋的生意，消失了小半年。

到了年关，父亲发现他带着两个女儿又回来了，随后对联就被偷了。父亲嘴上不说，也缺乏证据，但他用狼一般的眼睛时刻盯着马路对面瘸子新租的房子，和理发汤在一排，父亲两只眼睛，刚好一只盯一个。

父亲敏锐地发现，瘸子在家整天闭门不出，一大早就打开店门做生意，晃悠悠斜着推出两盘方块豆腐，一揭开粗布便被一抢而光。他感受到了压力，怎么可能让一个乡巴佬就这样在龟城站稳脚跟呢？我们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勉强过上现在的生活。而瘸子，凭什么一来连点苦都不吃就能赚钱呢？可事实确实是这样，瘸子不知从哪又学了这一套本领，好巧不巧，鸳鸯北街的豆腐杨前阵子脑出血死了，瘸子抓住机会摇身一变成豆腐刘。人们如此评价豆腐杨和豆腐刘的生意：“豆腐杨，表里不一黑心肠；豆腐刘，软塌糊弄滑溜溜。”

没过几年，彻底将豆腐刘击倒的不是父亲，而是他的大女儿刘菊。她失踪之后，豆腐刘长达半年不说一句话，只是愣愣地站在豆腐摊前，卷烟灰在黑布鞋上落了薄薄一层，一阵风吹过，灰都打着卷跑了，可鞋还是泛白，像落满了头皮屑。

我曾在豆腐刘面前夸下海口：“刘叔你放心，你们家菊儿我肯定找得到，等我啥时去网上搜搜她。她不是被人贩子拐跑了，就是自己跑了。”豆腐刘这次没有说话，他背对我弯下腰开始找什么东西。我很好奇，侧身问：“刘叔你找啥？”只见他抄着一把小铁锹朝我杀过来！呀呀呀，要不是我腿脚快，要不是他瘸，那还了得。我跑远了开始小声骂他老瘸子，他家二女儿刘芳听到之后，又追了我几条街巷。我实在跑不动了，被她一把揪住衣领，问我骂啥。我一五一十地说了前因后果，身正不怕影子歪，怕啥？刘芳一听半晌没有说话，最后又自言自语地念叨说她姐不会回来了。我问她为啥，她没理我就走远了。我跟在她后面一直走到家门口，似乎非得打个招呼告别一下 。我说：“你咋跑得这么快？”刘芳一愣，回过头不无骄傲地说：“上学期刚进田径队，这次运动会还拿奖了，你没看到？”我记得那时候我正忙着给别人代写情书赚钱，没工夫。不过说来也遗憾，应该看看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在鸳鸯街后面的红星网吧上网，看到刘菊的头像亮着。我一时兴奋，似乎想要证明些什么，明明事不关己，却有些大人们的愠怒。我立即发过去消息：“菊姐，你在哪儿？刘叔找你回家，赶紧的！”那头像如狂风吹过蜡烛，瞬时灭了，以沉默给我最有力最尴尬的回应。后来我告诉刘芳，在网上我见到过刘菊，她以为我在诓人，两条细长健康的腿一转，从我身边轻盈地走过去了。我闻到空气中有种奇异又引人上瘾的清香，那是我在家从未遇到过的。我只恨为什么双胞胎弟弟不是个女孩，依我看来，做男孩他也失败得很，爸妈的偏心已经毁了他。

新春没过几天，鸳鸯街就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父亲开始整理他的修鞋工具，年前去省城进货时顺带添置了几件趁手的工具。父亲与时俱进、敢拼敢闯的基因最想传给弟弟，在他看来我就是个爱惹事的窝囊废。而弟弟不同，他聪明好学，一旦爬上学校的光荣榜，就怎么也掉不下来。高中三年，我和弟弟的成绩从来没有进步，我长期占据倒数前三，稳定得可怕。我们从来不在学校搭话，在去厕所的路上碰到也当作陌生人。我也懒得理他，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他的阳关道比我的独木桥更明亮宽敞。可在鸳鸯街这个方寸之地，我的人缘比他好太多了，为老头卷旱烟、替寡妇磨面，凡是鸳鸯街的大小事，没有我不清楚的。父亲一个修鞋匠，他的许多商业机密还是我吃饭时告诉他的，但他听完总不领情，还让我闭上臭嘴。

父亲是从我的口中得知理发汤得了肝癌，二十九岁，晚期。年后，他的理发店开了没几天就关门了。正月天黑得早，那天我蹲在家门口嗑有些陈了的瓜子，看到几个男人走进理发店，我好奇也跟着过去，正瞅见理发汤的女朋友拿着电推子，在他的脑门上如收割机般一道接一道地割麦。理发汤最爱炫耀他自创的大卷发，此前多次怂恿我多留点头发，也让我体验一把什么叫时髦。现在那些头发如一个个燃烧的汽油桶，从山坡上一个接一个滚下来，弹在地上，有些滑稽。

我看到理发汤的女友哭了，有一滴泪从光滑的鹅蛋脸上落下来，不经意掉进了卷发堆里。后面的三个男人这会儿不见了人影，我朝后院理发汤的房间瞥了一眼，他一向收拾得干净的屋子，此时多少有些凌乱，瓶瓶罐罐的药在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热水壶一整个被男人扔进了垃圾桶里，内胆撞裂的清脆声让我清楚地意识到，理发汤要搬走了。我又看了他一眼，此时他也盯着我看，脸被口罩挡着，只留出一双有些发黄污浊的眼睛，他似乎对我笑了一下，我也回以微笑。头发推完了，三个男人把东西差不多收拾齐整，大包小包地往外搬运，我和一个男人搭手将理发汤从椅子上抱起来放在另一个男人背上，格外轻！我这才发现，他穿的蓝白条纹病号服我见过，爷爷奶奶去世前都穿成这样，我这才发现大事不妙。等到理发汤快要进面包车时，我才惊慌失措地大声问他怎么啦，他回过头还是以微笑回应我。微笑是他的招牌，我才想起他的理发店名就叫微笑理发店。父亲觉得这名字太文气了，鸳鸯街上的人还是乐意叫他理发汤。

没多久理发汤就死了，消息传到鸳鸯街的速度慢，但也不过半天，人们都知道再也没有理发汤这个人了，那么年轻，还面带微笑，引人唏嘘。我妈和我的婶婶们，一提起理发汤，情绪比我们更低沉，总是眼含热泪。理发不像修鞋，那是一种艺术，婶婶们都习惯在微笑理发店焗油聊天，磨大半天的时间，那是一种难得的放松时光。如今人没了，鸳鸯街不愁没理发的人，可这么好的小伙子哪里找，婶婶们一想到自己的头发没有理发汤的保养，肯定会一再干枯，又变得死气沉沉起来。

理发汤死了之后，他的店铺大半年租不出去，房东干菜陈干瘪地躺在摇摇椅上，嘴里斜叼着烟锅，抽着浓重的旱烟，像蒸汽火车冒烟进了看不到出口的山洞。前几个月，干菜陈还觉得理发汤确实可怜，年纪轻轻也没造什么孽，好好的小伙子说没就没，人命如蝼蚁，经不起老天爷手指一拨拉。后来，房子租不出去，干菜陈有些急了，开始埋怨理发汤要病死也别租他的房子啊，现在弄得这间房子如鬼屋，无人问津。很快，鸳鸯街北边新开了一家理发馆，妈妈和婶婶们每进去消费一次，都会怀念理发汤的微笑。没过半年，鸳鸯街又有了爆炸性的新闻，理发汤的前女友嫁给了县城西边城中村的一户人家。我很生气，那几日整天和几个兄弟在城西晃悠，大家都建议我上去给那个女人一巴掌：理发汤才死了不到一年就嫁人了，还是人吗？我又想起当时她给理发汤剪发时流下的泪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那女人，兄弟们都说她可能出去度蜜月了。我给兄弟们讲了理发汤和女人的故事，大家比我情绪还激动，纷纷破口大骂狗男女，而此时的我，如神庙里的一尊佛，安静得不知道思绪神游到了哪里。后来兄弟们骂累了，我们去吃了油泼面，去县轮滑场准备溜几圈，不料在那里竟然碰到了她。她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抓着男人的手，比之前更为瘦削，红色新婚紧身小袄也显得有些松垮。轮滑场的灯光昏暗，我在不远处直视着她的眼睛，她也恰好看着我，黑色的眸子闪着失落的光。不知过了多久，她缓缓起身向我滑来，靠近我时不料朝我温暖一笑，就轻轻地滑向远处去了。飘向我鼻尖的那抹气味，很熟悉，让我想起了那位故人。

又过了半年，理发汤的店铺终于租了出去，一个外地卖瓜子花生的胖子接手了店铺，我们叫他胖瓜子，房东干菜陈比得了大胖孙子还高兴。瓜子店开张的那天，整个鸳鸯街格外冷清，人们的双眼都关注着这家店铺，一是可怜胖瓜子不知这店铺背后的来历，二是觉得这卖花生瓜子的从来只有小摊车隔三岔五地来鸳鸯街喊几声，爱嗑瓜子的人出来买个一两斤，平时小商店就有卖小包装，有必要开一个店铺做生意吗，大炮打蚊子，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了。人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在企盼店铺快快倒闭，这胖子真是瞎胡闹。

胖瓜子开业，按理来说作为邻居，豆腐刘好歹也应该送个花篮过去表示一下祝贺，这是鸳鸯街几百年来的规矩。父亲头一个将自己买的花篮送给胖瓜子，他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父亲听不懂的方言，但父亲知道，那胖子在向他表示感谢，无须过多语言。而豆腐刘仍旧日复一日地推着豆腐车到店铺门口，人像个树根一样站在车旁打盹，有人买豆腐，他便称斤找钱，卖完又回到那个连灯也不开的店铺里面，准备第二天的豆腐，日日如此。

刘芳很少出现在豆腐店铺门口，她总是一闪身就进到那黑漆漆的店铺里面不再出来。她的个子越长越高，鸳鸯街的人们把整个县城的适龄青年拉出来逐个比对，也很难找到和她一样登对的人。暑假的每天早上，鸳鸯街晨练的老年人总会见到一个矫健的少女从面前掠过，在中心广场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着，人们一看到刘芳，便为刘菊的失踪感到惋惜，要是两姊妹都在鸳鸯街生活的话，真的会是很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人们每次看到刘芳，都不禁想起那个榆木疙瘩豆腐刘，造化弄人，他们怎么会是一家人？人们不禁想到刘芳母亲的长相应该不会太差，她又是因何缘故嫁给面相丑陋又身有残疾的豆腐刘呢？家穷，还是拐卖？人们猜了又猜。

有那么几天，我也早起跑到中心广场，煞有介事地锻炼起身体来，弟弟不知为何也出现在那里。我最烦他，从小到大，我干什么他总像跟屁虫一样，除了学习上我们分道扬镳之外，其他都是我走到哪儿他跟哪儿。我总骂他是只会学习的废物，他也骂我，但依旧跟着我。当他发现我在装模作样偷看刘芳跑步时，他心领神会地大笑出声，我一时脸红，骂他白痴。他却对我不理不睬，径直朝刘芳跑去，刘芳也没有拒绝，两个人一起跑，甚至刘芳还降低了步频，照顾弟弟。这一切我看在眼里，难道这就是学习好的魅力吗？只要学习好，其他方面如废物也能取得女生芳心，我愣在原地怀疑自己。后来我眼看着弟弟和刘芳关系越来越好，我逐渐退出了这场无聊的竞争。凡是有废物参与的事情，我总是不屑一顾。后来整个鸳鸯街都知道弟弟在追求刘芳，其中少不了我的添油加醋，我想让豆腐刘知道我弟弟是不配成为他女儿的男朋友的，也想让父亲知道，要是以后和豆腐刘做亲家，那真是冤家路窄。我为我稍显卑鄙的恶作剧感到骄傲极了，可事情的发展远超我的想象。我在话里话外听出了大家的意见，整个鸳鸯街的青年才俊排一圈，也就只有废物弟弟能够配得上刘芳，至于我嘛，那可真是“做梦长翅膀——想入非非（飞飞）”。弟弟和刘芳的关系倒也没有因为众所周知就变得更加亲密，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打扰到他的学习，正如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刘芳跑步。

又过了一年，我们走到了人生最关键的当口，高考马上就要来临。那一年的每个周末，我都过得无比轻松。弟弟再也不是拖油瓶，父亲和母亲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弟弟身上，对面的刘芳也不常见到。这一年晚自习我很少参与，总是偷偷溜到网吧里打几圈游戏。到了晚自习下课时间，我再顺着人流回到家里，弟弟还要继续学习，而我已经拿着手机看起了网络小说，我们都很安静。我对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不抱任何希望，自知能力有限。有的人生下来就是考神附体，而有些人注定要在生活中磨炼自己，车走车路，马走马路。父母对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期待，从小到大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让着弟弟，学习这一件事，我让得最爽快。

而在这一年，鸳鸯街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人们发现，外地的商铺越来越多，胖瓜子的店铺不仅没有倒闭，而且越卖越火，乡下的老人们逛集市时走到瓜子铺前，一闻到那炒瓜子的油香味，便再也挪不动步子。人们就很纳闷，小摊车上的瓜子卖了好几十年不香吗，不照样过来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瓜子店还能卖得这样火爆？人们不知道答案，只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样没有科学依据的话。

不仅这小小瓜子店，大型超市、奶茶店、金饰店、成排的衣服店等都被外地商人开了起来，以前本地人也做服装和超市，生意冷清得可怜。而外地人一来，立马火爆了起来。奇怪，这些商铺的改观，让整个鸳鸯街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人们仿佛一下子觉得鸳鸯街飞速发展了起来，道路慢慢变得干净而宽阔，各种各样的店铺牌子如雨后春笋般立了起来，城里到处破土动工，拆掉老房子，重新盖楼房。父亲的修鞋铺生意慢慢变得冷清，而豆腐刘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地平淡。人们总说，总有一天，豆腐刘的豆腐铺会被外地人开的超市压垮。现在的鸳鸯街比原来大了很多，人们再也没有行业竞争一说，想开什么店铺就去开，能不能活下来全凭自己真本事。豆腐刘应该也听到了这个观点，他依旧一言不发。

高考前的一个礼拜，我的父亲倒下了。毫无征兆的脑出血，母亲的号啕大哭，高考倒计时的紧张，让我们整个家一片乱糟糟。弟弟要跟着我来省城医院，被我连踢带骂赶了回去。我对他说：“哥这辈子没学习的天分，你应该专心致志地打好学习的每一仗，咱们家翻身全靠你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学习的意义，也似乎懂得了父母都把最好的给弟弟的原因。虽然我还是觉得非常不公，但就事实来说，弟弟就是我们家的希望。我想起了七八年前去世的爷爷，他也不喜欢父亲，但最终还是父亲将他送入黄土，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经过医院的抢救，父亲活了，也傻了。他走不动路，也不认识任何人，每天只是坐在修鞋铺的门口，穿戴整齐，像个听话的孩子。母亲红肿着眼睛，修鞋铺继续开张。

高考结束后，我和弟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叫上刘芳一起到鸳鸯街最大的瑞祥酒楼去做服务生，一个月2300元，管三餐，多好的事。弟弟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不停地去给刘芳帮忙，一个暑假下来，也历练了不少。而我出了名的会来事，大堂经理很喜欢我，想让我继续留下给饭店帮忙，我委婉拒绝。母亲的修鞋铺现在只能赚点零花钱，而父亲的医药费、弟弟的生活费都要我去想办法。我准备开个快递超市，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萌生很久，也是当前鸳鸯街所缺少的。说干就干，借了钱，快递超市很快就开张了，就在胖瓜子的旁边开着，地方大赚得多，也都是辛苦钱。弟弟和刘芳都考到了省城里的好大学。那天我送他们去火车站，目送着他们走向站台，我暗自祈祷他们会越来越好。

后来没过多久，豆腐刘的生意被超市冲击得体无完肤，只有少数几个人来买他的手工豆腐。他不想放弃这门手艺，但确实也赚不了多少钱。恰好母亲这边的修鞋铺时开时关，母亲总给我帮忙取快递。经过我和豆腐刘多次商量，最终决定豆腐刘关掉店铺，和我们家的修鞋铺合二为一，让豆腐刘既卖豆腐又修鞋，我母亲一心帮我照顾店铺。豆腐刘继续沉默，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东西搬到对面我们家，我们家又将东西搬到了对面，世事就这样虚无地轮回着。

深冬的一天，天还未大亮，豆腐刘起了个大早，先将修鞋工具一个个摆到门口的台阶下，然后又回到屋子里准备将做好的豆腐也摆出来。等到他第二次出门的时候，门口多了一个小篮。豆腐刘并没有理会那个篮子，而是径直朝屋内继续走去，刚进到屋内，一个孩子的哭声让他掉转头快速地冲了出来，他看到一个黑影发出一声惊呼，旋即立刻跑开。豆腐刘一边追一边大喊，他跛着腿往十字路口跃去，像个擅长模仿的孩子，那黑影很快跑过十字路口，在鸳鸯街的公交站牌下面，坐上一辆红色摩托车，消失在一阵白烟里。豆腐刘回到修鞋铺，轻哼了一声，随之又哼了一句，没多久，又将这小篮提了进去，放在热炕上。这一天，鸳鸯街很平静，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让我们母子二人感觉略带尴尬的是父亲，他虽傻了，但仍记得这修鞋铺，好端端安置在快递超市门口，他总是坐不住摔倒在地，哭着喊着要去对面修鞋铺。连番几次过后，母亲说，不行随他，我便连椅子带人一起运过去，豆腐刘也未说什么，只是顾自己的生意。对于这个曾经的死对头，他没有厌恶，也谈不上喜欢。冬日的太阳起来得晚，父亲可以一直面朝南方呼吸新鲜的空气。母亲说那是弟弟上学的方向，我很不喜欢听这句话，所以记得最清楚。

弟弟的朋友圈最开始还有刘芳，后来就没有了，后来他们也没有一起回家过。再后来，我看见弟弟交了女朋友，去看演出、去打篮球，而我给鸳鸯街的人们寄货取货，我们走向了人生不同的风景。母亲在我的快递店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我的钱都是她管着，她还是老习惯，整夜整夜地数我赚的零钱。又快到了腊月，母亲问我今年还卖对联吗，我摇摇头，她有些失望，而父亲突然说：“要卖对联，要卖对联啊。”我和母亲面面相觑，一时无话。

我盘算许久，我们没时间卖，但我父亲还没有死，我要承担起卖对联福字的责任来。我仍旧去省城进了对联和福字。那时弟弟和刘芳已经放了寒假，不如交给他们卖，也有个事儿干。等到刘芳回家之后，我们才知道弟弟去做了实习记者，今年不回来过年。我们这才知道，豆腐刘还养着一个小男孩。那几日，刘芳抱着孩子在门口卖对联，父亲嘴上嗫嚅着：“卖对联咯，卖福字……”一时间鸳鸯街的人们都说，原本修鞋、卖对联和卖豆腐是两家人的生意，现在让豆腐刘一家独吞了。随后大家都朝已经傻了的父亲开玩笑说：“二龙，你打下的江山，都给豆腐刘啦。”豆腐刘依旧没有开口，只是照旧切他的方块豆腐，而父亲两眼无神地坐在凳子上，偶尔一笑，还是痴呆。大家在意的是那个孩子，人们都说是刘菊的孩子，不然豆腐刘怎么可能收养这孩子呢。有好心人还建议他去医院做个鉴定。刘芳抱孩子在手里的时候，鸳鸯街的人们屏声静气，生怕吓到这孩子，而孩子在刘芳的怀里睡得足够安稳。

从那次闪现之后，刘菊再也没有在鸳鸯街出现过。刘芳告诉我，她姐姐应该还在鸳鸯街附近，以她对姐姐的了解，姐姐是不会撇下孩子不管的，她是多么倔强的一个人啊。若不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肯定还会回来要孩子的。我问她：“你肯定这就是刘菊的孩子吗？”刘芳流露出运动员的自信：“一定是！”我端详了一下孩子的长相，确实和刘菊刘芳甚至豆腐刘都很相似，这就是血脉。自孩子出现后，鸳鸯街好几天的话题都是豆腐刘家。人们说豆腐刘发达了，白得两个店铺，还得一个外孙，真有福气。有人说天底下没有白白掉馅饼的好事，看起来二龙家给了店铺，实际上还要照顾脑出血病人，不会舒坦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是这样的，我们都被蒙在鼓里。

我的快递超市就在原来微笑理发店的隔壁，有时候在鸳鸯街还会碰到理发汤的前女友。她似乎并没有故意要躲避我，有时候甚至来到这胖子的瓜子店买一些坚果，然后站在门口，面对着招牌，先吃瓜子，再吃花生，后吃开心果、巴旦木、葡萄干、香蕉片……有的时候甚至能待半个小时，任凭时间流逝，地上一堆干果壳。

年很快过完了，刘芳拿着卖对联赚的钱继续去读大学。她走的那天，孩子哭闹得很厉害。刘芳半天走不开，只能等孩子午睡后才悄悄离开。我送她去火车站的时候，她突然说：“我其实挺羡慕我姐的，敢想敢做，我们都背叛了自己。”我笑她还是太年轻，她也没有反驳我。要和她道别时，她转身过来拥抱了一下我，眼含热泪，我一时僵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车站里。回到快递超市时，我看到豆腐刘一瘸一拐地抱着孩子安静地坐在门前的墩石上，而另一边的墩石上坐着我的父亲，两个中年人，傻愣愣又面带威严，像两个饱经风霜的石狮子。

责任编辑：朱恋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