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诚:湖湘文化的精神底色

唐浩明
上一篇 目录 下一篇
  |    | 

唐浩明:著名作家、学者,拙诚学堂山长,岳麓书社顾问,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全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湖湘文化这些年来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通过多年来的深入研讨,大家越来越接近一个认识,那就是在近代,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核心道统的一种传承,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也就是说,在近代,湖湘文化担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甚至可以说,近代湖湘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湘文化有什么特色呢?学者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几个观点比较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那就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毅顽强等。的确,这些特色在湖湘文化中体现得很突出,确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但仔细想一想,这些特色在其他地域文化中也有很闪光的表现。比如说心忧天下,无锡东林书院有一副楹联海内皆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不也是心忧天下吗?再说敢为人先,近代许多新的思想都来自沿海一带,如康梁变法等,都来自广东,敢为人先似乎更应该属于岭南文化的特质。至于经世致用,那更是儒家学说“治国平天下”的体现;坚毅顽强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群体品格。
所以长期以来,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湖湘文化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那我们还不能算是看到了湖湘文化的真正特质。
依据几十年来对湖湘的历史与典籍的探索与研究,我个人认为,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比较起来,应该有属于这方水土的精神底色,在此基础上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毅顽强等,才能称之为“湖湘文化”。这个精神底色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拙诚。拙即朴拙,外在的表现是朴拙的;诚即真诚,内心是真诚的。拙诚即以朴拙的方式彰显真诚的内涵,或者说,内心的真诚通过外在的朴拙体现出来。
理学的开山鼻祖、湖南道州营道县人周敦颐,最先以坚定自信的态度向世人公开宣示拙的理念。他有一篇《拙赋》是这样写的:“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周敦颐为人实在,有人就对他讲,大家都说他笨拙。周敦颐说,巧是他耻于所为的,而且担心世人太过于巧了。于是欣然为之作赋:巧者多言而拙者沉默,巧者辛劳而拙者安逸,巧者心里阴暗而拙者心思光明,巧者危险而拙者吉祥。啊,若天下都朴拙的话,则政治清明,在上者安宁,在下者顺利,社会自然风清气正。这篇赋,周敦颐将它写在永州衙门的墙壁上,在当时影响很大。
大家都知道,周敦颐创立的濂溪学派极为看重诚。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不仅指向人的心性,它更是宇宙的本体。濂溪学派经过二程及朱熹的继承和发扬,成为主导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主流政治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湖南是深深扎下根子的。湖湘一带的程朱理学又被称为“湖湘之学”,即“湘学”,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所在。我们可以说,湘学从它诞生之初,便以拙诚为其明显的标志。
明清之际中国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船山,是湖湘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身为湖南衡阳人,他一生“养拙自守”,即以朴拙的方式守护自己对学术、对中华文化的忠诚。我们看看他拙到什么程度。
明亡之后,他意识到中华文化很有可能会被入侵的异族“灭绝”,于是隐居山林埋头著书立说,将自己心中的学问留在文字里,以便保存下去,等待光复后重见天日。
他缺乏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窘,常常家无隔夜粮。他写了三百多卷、共八百多万字的著作,因为没有钱刻印,生前一本书都没能问世。既无钱又无名,这样的写作状态,王船山坚持了四十年,直到生命终结。如此死心眼的著作家,古今中外能有几个?
另一个学者魏源,也持这种人生态度,他信奉“拙之而反得”“虽拙而巧”的理念。在二十年的幕僚生涯中,正如他的字默深,他默默地将自己沉潜于书册史料中,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艰苦探索国家的富强之路。
这两位为近代湖南提供思想资源与精神力量的先贤,他们拙诚的理念与行为,深刻地影响着忧国忧民的湖湘志士。
而将拙诚这一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则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崛起的湘军集团。这个军事集团的最大特点就是书生领兵。
湘军集团的中上层管理者,百分之六七十是来自湖湘各级书院的书生。这些书生长期接受务实厚重的湘学教育,都信奉拙诚的理念。
湘军早期创始人江忠源,不仅对湘军集团的崛起有着首创之功,更是一个以拙诚取信于江湖的大侠士。
江忠源在考中举人后,有过在京师漂泊七八年的经历。这些年里,他以“三归客殡”的义举感动朝野。
所谓“三归客殡”,即三次为客死北京的朋友料理后事,送其回乡。
一为陕西举人邹兴愚。邹祖籍湖南新化,漂流北京时,因肺病而吐血,既无钱医治,身边又无人照顾。江忠源知道后,搬来与邹同住,为之问诊买药,长达数月之久而无怨无悔。邹终因不治而亡。江忠源慷慨为邹购买棺木,嘱其族人将邹之灵柩送回家乡。
二是其师邓鹤龄在京病重,江忠源亲自护送邓南归湘乡。走到半路,邓氏身亡。江为之购买棺木,亲自扶柩护送。这一趟归殡之途,累死了两匹马,可见辛苦异常,但江并不在意。
三是曾如鑨。就在邓鹤龄去世这一年,他的同年曾如鑨死于京师,江为其料理后事,送其回乡。
江忠源办事之笃实、为人之诚挚,使他赢得外界的敬重,众人都乐意跟随他。所以,他后来在家乡义旗一举,很快便组织起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楚军,帮助朝廷打赢与太平军交手的第一仗,并为日后湘军的出世扫平障碍。
左宗棠晚年做到大学士、陕甘总督,功高天下,朝野推重,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但他力排众议,主张加强塞防,并亲自担任西征统帅,收复新疆。
当时用兵新疆有三大艰难:一为银钱,二为粮草,三为运输。那时的大清王朝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拿不出银钱来办这个事,筹款已经够难了。而购买粮草一事,对于荒凉的西北来说,比筹款还难。至于在万里风沙的西域,将七八万大军的粮草转运到前线,则比筹钱与买粮更难上十倍,但左宗棠心甘情愿做这等外人眼中的蠢事。到了与沙俄谈判收回伊犁的时候,六十九岁的他居然抬着棺材出玉门关,以表明他“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的爱国之心,将“拙诚”二字升华到天地正气的崇高境界。
彭玉麟投奔湘军时,向曾国藩表态,一不为钱财,二不为保举,意思是不为发财、不为做官。他说他“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这种表态,许多人都会说,真正做到的万里挑一,但彭玉麟做到了。他六次推掉如安徽巡抚、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兵部尚书这样崇隆的官位。他离开军队时,将应得而从未领取的补贴奖金全部上缴国库。回到家后,将身上的银子用来买土地,建船山书院新址。他说带兵半生,从不用奇计险策,打的是过硬的功夫与心智。他自己写的两句话,道出他的真情:“戎马书生少智略,全凭忠愤格苍穹。”
胡林翼当年主考江南乡试时,因工作疏忽被革职,后在亲朋的资助下凑集一万五千两银子,捐了知府的官职。他本可以选择一个富庶安宁的地方,但他偏偏选择贵州省安顺府。贵州以贫困出名,又多匪乱,地方很不安宁。别人都不去,胡林翼为什么去呢?他看中的恰恰是贵州的艰苦混乱,他认为那正是磨炼人的好地方。贵州六年,他深入偏僻山沟,安抚百姓,带兵平乱,终于从花花公子锻炼成文武全才的国家栋梁。正是当年的这份拙诚,为日后的中兴名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常说“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他这样说,也这样做。
湘军头号战将曾国荃在湘军战史上的地位最为显著。关系全局的六大城市即武汉、九江、安庆、苏州、杭州、南京,曾国荃一人拿下安庆、南京两座。围安庆、围南京,他采取的是同一做法:挖壕沟。壕沟分为内外两道。内壕靠近城墙,便于攻城;外壕远离城墙,用于阻挡援军。这种做法仿效的是乡间木匠用铁条箍桶的方法,虽笨拙,却很管用。上下两道铁条箍下来,木桶就如同铁打似的牢固,故时人称曾老九为铁桶将军。老九将指挥部设在两道壕沟之间,日日夜夜拼死在火线上。他就用这样的笨办法,硬是把固若金汤的安庆、南京打下来了。
至于曾国藩,则更是拙诚理念的坚定信仰者与切实践行者。同治八年,他借《湘乡昭忠祠记》一文,对“湘军为什么会成事”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他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
湘军为什么能成事,靠的就是拙诚。曾国藩的用词简洁明了,语气斩钉截铁:其他因素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拙诚!
他接下来又将这个理念予以提升:“能常葆此拙且诚者,出而济世,入而表里,群才之兴也,不可量矣!又岂仅以武节彪炳寰区也乎?”
拙诚不仅是行为方式,更是思想品性。如果能长期葆有拙诚的品性与行为,进而可以用于济世,退而可以表率乡里。如此,将涌现出不可限量的大批人才,他们做事能成就各个方面,何止军事领域呢?简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只要具有拙诚理念,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好。
正因为此,他主张以拙胜巧,以诚应伪。他甚至还说过:“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他还从天道的高度来否定巧伪,肯定拙诚。他说:“天道忌巧,天道忌贰,天道忌盈。”若违背天道,则将招致大祸。他有一副名联,曰:“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他最为后人传颂的拙诚名言是“结硬寨、打呆仗”。这句话出自同治五年他给朝廷上的奏折:“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
不只是“结硬寨,打呆仗”,他一生都在实实在在地做着拙而诚的事。
年轻时,他借钱在南京买下一部二十三史。回家后他足不出户,用一年的时间,把这部巨著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完。在翰林院的七年里,他坚持“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即逢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长期如此,从不间断。他后来一生的事业,都立于出经入史的扎实学问之上。
中年时他奉旨办团练。当时的他,可以有多种选择,甚至可以选择不接旨。他正在为母亲守丧,这是很讨巧的借口。他若以此拒绝,理由既正当,又能避免危险。即便非要出山不可,团练大臣也有多种做法。一个取巧的做法是,只挂名,不做实事,随大流,混日子,既不得罪朝廷又保险。当时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多半是这样做的。还有一些人则是以巧诈的方式做团练大臣,那就是与现任官员同流合污,见风使舵,以权谋私。这些做法他一个不取,他要做真正为国为民办事的团练大臣,而且上任之初,他便向社会公开宣布自己“不要钱不怕死”,把一切后路都堵住,活成一副另类模样。
朝廷对曾国藩既用又疑,在他带兵九年期间,不给他地方实权,直到咸丰十年,江南局势危险到极点,朝廷四顾无人,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将两江总督的实职交给他。关于任命,内中还有曲折。史料记载:原来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命后,咸丰皇帝起先的安排是让胡林翼做两江总督,让曾国藩做湖北巡抚。他的亲信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得知后劝他:胡林翼的湖北巡抚做得好好的,就不要动了,直接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统率两江三省的军政,一步到位。咸丰帝采纳了肃顺的建议。曾国藩的京中朋友将此内情告诉他,要他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借此与肃顺建立亲密关系。肃顺当时在朝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与肃顺结交,这是一条多么好的上升通道,但曾氏一口拒绝。他说他只感恩皇上,不感恩肃顺。曾氏自始至终没有给肃顺写过一封私信。后来肃顺被抄家,发现所有大官都与肃顺有过私信,唯独曾氏没有。慈禧称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所以曾氏死后,被谥为“文正”。
朝廷在任命曾氏为两江总督的同时,严令他立即带兵东进,穿过安徽、苏南,直接抵达南京城下。在世人看来,这是能让曾氏迅速成功的便捷方略,但曾氏不接受。他反朝廷之道,提出从西面进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把南京西边的城池一个一个地收回,让南京彻底断绝来自西面的援助,然后再收拾东边的重镇,使得南京成为一座孤城,最后水到渠成将南京拿下。显然,这是一个笨拙的方案,但它最靠谱。
晚年他做直隶总督时,发生了天津教案。那时他已得到朝廷批准正在家养病,朝廷问他能否去天津办案。谁都知道,处理教案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倘若秉公处理,则会得罪洋人,最终朝廷不满意;倘若讨好洋人,则会引发舆论,遭到唾骂。总之,软硬皆难,左右不是。讨巧的做法是借养病为由推辞,但曾氏不这样做。他抱病前往天津,临行时给两个儿子留下遗书,做好把命丢在天津的准备。结果是他背上了百年骂名,一年后便离开人世。这是他早已料到的事,因为拙诚,他甘愿毁掉自己的名声,为朝廷背锅。
因为湘军众多首领都奉行拙诚理念,当这支部队成为胜利之师的时候,拙诚便以一种共识被广大湘人所接受,又经深层积淀,成为近代湖湘文化浓厚的精神底色。
稍后的谭嗣同变法失败后,本可以逃走,但他选择不走,要为变法流血捐躯。他同为浏阳人的好友唐才常,在自立军起兵计划被泄密后,本可以逃走,但他却不走,坐在汉口等待朝廷抓他。朋友哭着劝他,他说他早已发誓为国家而死。
谭嗣同、唐才常的愚拙精神感天动地,接下来的辛亥革命时期,以蹈海、赴江方式殉国的五位烈士陈天华、杨毓麟、姚宏业、彭超、易白沙,全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他们都甘愿以死来唤醒国人。
为推翻清廷,革命党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几乎每次起义,黄兴总是带领他的湖南战友浴血苦战在前线,以至于时人说:某某省出钱,某某省出谋,湖南人则卖命。
蔡锷以偏僻云南的几千人出省对抗袁世凯的数十万北洋兵。许多人说蔡锷此举是以卵击石、愚不可及,但拙诚的蔡锷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
曾国藩有时将拙诚理念比为愚公移山。他在给湘军高层的信中常常提到愚公移山。比如同治二年十月二十日给郭崑焘的信中说:“舍弟募勇太多,鄙人深以为虑。渠锐意合围,亦颇有愚公移山之苦衷,屡次规责,诫其智小而谋大,而亦未尝不谅其拙诚也。”
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毛泽东也常以愚公移山来表达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奋斗精神。1945年6月,中共七大举行全体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致闭幕词,他向代表们动情地讲述愚公移山的古老故事,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他说:“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有人会说,诚好,伪不好。这当然是对的,但能说巧不好,拙好吗?
巧本身并非不好,巧妙、巧思、灵巧、精巧、巧夺天工等,都有好的意思,但巧有时会引人入歧途,这就是王船山所说的没有“以道御巧”的缘故。道,指的是客观规律,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恰到好处的适宜。在实际操作中,适宜不容易掌控,于是巧就被异化了。
我们常常看到下面这些字眼:乖巧、讨巧、机巧、巧诈、巧伪、巧言令色、花言巧语、使乖弄巧、巧言如簧、巧立名目、巧取豪夺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诚,背离了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品德。如此,与巧相对应的拙便胜出了。
有些时候是完全不能用巧的,如生命的成长、知识的积累、阅历的获得等。又如与家庭中的骨肉至亲、团队里的核心骨干相处,也不能在“巧”字上多用功夫,只能用拙用诚。这个思想,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表达。
拙,当然不是指智商低,而是指不投机取巧,不欺蒙拐骗,不偷懒耍滑,不走小道抄近路,不企图种豆得瓜,不存侥幸心理,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盈科后进、一步一个脚印,遵守自然法则,相信只有付出勤劳血汗得来的成果才是长久的。它与人们所倡导的精神专注、持之以恒、实实在在、不假不二、表里一致、不背诺言、不忘初心、目标坚定、矢志不渝等诚的理念完美吻合。这种拙,实际上是真正的巧,是大巧。正因如此,老子说“大巧若拙”。
所以,我们要特别珍视拙诚这一湖湘文化的精神底色。只有拙诚,才会使得人们熟知的文化特征,具有湖湘人的风采面貌,彰显湖湘人的品格气质。在眼下“短平快”盛行、碎片化信息满天飞的时代,许多人沉溺在瞬间扬名、一夜暴富的美梦中,谁能坚信并践行拙诚理念,谁就是这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最终的大成功是属于这类人的。

责任编辑:杨红燕



关注我们

微信号|长沙文艺

Copyright 2026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技术支持:赛连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