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之美，就在那里。只要不眼瞎，由眼及脑，再入心，自有灵感聚于笔端。尤其是北人，面对南国风光，能不诗兴大发？正好唐代至北宋，谪湘官员以北人居多，占了七八成。当这些人放下政治怨念、历史成见和地理歧视时，无限潇湘就不再是蒙昧湘民一句“好看”可以概括得了的。从此它被大量诗文所描绘，流行于当时，传播于后世。

而最初将潇湘美景记录下来的，不是谪臣，而是一个叫罗含的潇湘游子。他生于两晋时期的桂阳郡。伴湘水而居时，不觉母亲河有多好，离开湘水，辗转各地任职，反而对潇湘风物念念不忘了。在湖北任宜都太守时，罗含闲暇时分，著书《湘中记》，以感岁月之怀，以慰思乡之苦。因字词简练精准，后世书籍多有引用，可惜《湘中记》后来散佚于元代战火，今天我们只能从其他书籍中读到它简短的摹写文字：

首段写湘江细节之美，中段写江上行舟的状态，末段写湘江的源尾。寥寥数语，精确传神，若非本地人，是万万做不到的。理性文字里面充满感性情绪，字里行间饱含爱恋，描写的往往是湘江最佳时刻与最美地段。

你若无感，请先读一下《涉江》。湘水与沅水大同小异，可沅水给屈原的印象及感受是雨雪交加、晦暗不明，令人满心茫然：

冬日沅水，难道就没有晴朗天气？显然不是。可屈原为什么专挑雨雪霏霏来写？因为他的心情与这种天气特别合拍，他要借沅江风物来表达内心的愁怨、幽恨与彷徨。可如此一来，涉沅迁客读到此，出发前内心定然会阴云密布、抑郁难安。对比两段文字后，如果可以选择，恐怕九成以上旅客会选择去湘江。

只可惜，一本地方地理小册，并未广泛流传。虽被多家引用，但都是杂学，而非儒家典籍，不属于科举内容，儒生很少购买，典藏与传播都非常有限。要不然，也不会湮失于历史深处。

《湘州记》与之同类，作者庾仲雍，河南许昌人，是一位高产地记作家。此书成于南北朝刘宋初年，湮佚于南宋时期。后世也有多种书籍引用了其中段落，两相比较，《湘中记》显然更富情感。

《湘州记》曾记录过一则君山轶事：

从两书残存的文字来看，《湘中记》侧重山水风景印象，《湘州记》则对当地人物掌故、精灵神怪、奇谈怪论更为偏好。

罗含生于斯，长于斯，即便是笼统概括山水，也字字含情。庾仲雍作为地记作家，潇湘于他，最多是到此一游，很难精准提炼出头脑中杂乱且粗浅的印象，不如搜罗传说典故来得方便。

《湘中记》除了包含湘水印象，还有衡山印象：“衡山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读之如身临其境。《湘州记》则少有这类生动描摹。《湘中记》像地理游记散文，《湘州记》像地理志怪小说。

山水诗在南北朝已成时尚，潇湘虽美，歌者却少。永嘉衣冠南渡，门阀贵族，才子诗人，多聚于东南，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也多是歌咏江浙一带风光，其他区域，寥寥无几。

网上能搜罗到的两晋南北朝诗歌，只有三首与湖南有关。一首是谢朓的送别诗《新亭渚别范零陵云》：

从诗中可以看出，谢朓仅止步于洞庭，并没有深入潇湘。南下零陵的，是他的一位姓范的朋友。

南朝柳恽有一首写潇湘的乐府情诗《江南曲》：

日落时分，一个女人在汀洲采 ，亲友从洞庭而来，说在潇湘碰到了她丈夫。女子忙问他为什么没有回来，他说好了春天回，可等到花都要谢了，还不见他的踪影。亲友不敢说她丈夫有了新欢，乐不思蜀，只说路途太遥远，事情还没做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阴铿是南朝梁人，曾任湘东王法曹参军，有旅湘经历。他的《渡青草湖》是真正的山水诗：

不过，作者依然是在湖湘边缘，没有深入湘水腹地。青草湖与洞庭湖相连，算是洞庭湖的一部分。跟借景抒情的诗歌不同的是，此诗非常写实，就像一幅洞庭春水素描图，末句虽意指人生艰途，但也是当时心境的真实流露。这么猛的水，这么小的舟，担心也在所难免。正如面对复杂社会，漫长人生，内心也同样充满警惧。

二、境由心生

唐朝几代皇帝将“五姓七望”瓦解后，皇权得以迅速强化，空前扩张。君父之威，遍及四海九州。入朝为官，成了身份尊贵的象征。反之，一旦离开长安，不管官阶升降，内心多半会惶然不安，甚至会被怨恨塞满。

愁怨无论多绵长，也有间歇的时候，当云销雨霁，心如碧空，大美潇湘便会呈于眼前，流于笔端。北人初涉江南，触眼处皆是美景。尤其对关陇人来说，南方景物更是惊爆眼球。秦岭与太行山呈半包围状，将海洋性季风挡在关外。黄土高原光秃秃的，即便长有植物，也稀稀拉拉，又矮又瘦，一副受难者的模样，哪像四季常绿、枝繁叶茂、青翠欲滴的南方林木呀！

南方空气潮湿，悬崖缝里都可长出参天大树。葱茏的植物，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自会唤醒客心的喜悦感。峰回路转，迁客们往往会被突如其来的柳暗花明弄得兴致盎然、忘乎所以。

“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不管柳宗元如何嫌弃永州，将永州的千山万木当作囚笼，可只要他眼不瞎心不盲，总有被性灵山水打动的一天。这不，稍不注意，就一发入魂，如得了癔症，忙“伐竹取道”，要去潭边瞧个仔细，再也顾不上“涉野则有蝮虺、大蜂”“近水即畏射工、沙虱”，眼中全是清潭里的百许小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这一刻，他甚至分不清是自己把快乐传给了潭鱼，还是无忧无虑、活泼可爱的小鱼在净化他心中的积郁，让欢愉的芽儿悄然萌生。此时的人鱼互乐，犹如古时的人蝶互梦。

柳宗元还借《小石潭记》对南方山林作了精准概括：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这三个短语，能迅速将所有南方人拽入对家乡山林的深刻印象中。没错！碧翠是南方山林的底色，四季皆然。与北方相比，南方山岭还有一个巨大特征，就是藤蔓异常发达。

手腕粗的藤蔓，沿着树干攀缘上去，最后盘压树冠，末梢像一条条昂扬的小蛇，冲着天空吐舌示威。仿佛在说，它们虽然柔软，但并非可欺之主，也能成为争夺阳光雨露的胜利者。当一棵树被欺压了，周围别的树大抵也会被霸凌。南方藤蔓喜欢群聚，一丛丛，肆意攀缘，不论楠桂樟梓，都只能任其张狂。没几年，它就会在周边圈一个好大的王国，柳宗元的三个短语正是对这一现象的高度概括。

独坐南方山溪，你就会知道《小石潭记》中“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八个字的精准表达。在北人看来，南方时序不分，四季炎热。可南方密林下的溪涧边，夏季都很是清凉。凄神寒骨，不是迁谪带来的心理感受，而是环境给予的体表感觉。明明是欢悦而来，因其境过于清幽，待不了多久，就会悄怆离去，心魂像被某些暗物质所袭。这种细微感受，若非亲身经历，必不能体悟。而亲历者若无绝妙文笔，也很难概括到位。柳宗元的这两个短语，引起了南方人的共鸣。待北方迁客有了类似体验，也会将他当作知己。

这是《小石潭记》成为名篇的缘由，也是《永州八记》被当作中国山水游记开山之作的凭据。它撇开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宏大叙事，不再是上一句还在“苍梧”，下一句就直抵“江汉”了，瞄准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倾耳聆听，拭目细察，全心感受，然后将其写准、写活、写绝，如此而已。

《永州八记》所录的是风景名胜吗？不，在南方，这种小景随处可见。南方无数溪涧中都藏着“小石潭”，柳宗元不过是第一个发现它的美并记录下来的人。不过，这种赏山乐水时刻并不多。十年谪湘，柳宗元更愿意窝在家里，即便出门，也是以郁闷心事为主题，比如这篇《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化身千亿，便有千亿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都在望断归路，足见其返京的心情多么急迫。尽管这样，在漫长的时间里，田园生活之美仍不时激荡着他的心灵：

永州之野，潇水之滨，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难道不是柳宗元远离政坛后，对自我价值的心灵重塑吗？屈原笔下的渔父，是被虚构出来的政治喻体。柳氏眼中的渔父，则是真实存在的自然之子。正因为这样，在郁郁寡欢的心事里，柳氏也有类似陶氏的归隐诗，比如《溪居》：

此诗既有山水风采，又有田园风韵。此时此刻，柳宗元没把永州当作异地，而是当作了归隐之地，真正体验到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悦之情。摒弃政治欲望后，谪居生活也可过得这般逍遥。后来去了柳州，柳氏仍对永州风物念念不忘，比如这首《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立于柳江兰舟上，读罢下游曹侍御的来信，诗人没有抒发“我滞江头，君过江尾”的感慨，反而怀念起遥远的潇湘来了。甚至想重返潇湘交汇的白 洲，去采花寄友。

清水 花，不染尘杂，象征纯洁爱情，古代男女喜欢撷 花互赠。唐代诗人若是交好，也以男女浓情互喻，其中以元稹与白居易为最。“怜君独卧无言语，唯我知君此夜心”“当时丛畔唯思我，今日阑前只忆君”，两个男人，暧昧得不像话。

柳宗元欲赠曹侍御 花，并无元白之情，只想借柳恽《江南曲》的意绪，婉约表达自己的归京愿望。他希望曹侍御面圣时，能替他美言几句。《江南曲》里，丈夫贪恋新欢，久羁潇湘。女子采了 花，却无人可赠。柳宗元想赠曹氏 花，却隔着政治与地理的双重距离，很不自由。一个盼人归而不得，一个想随人归而不能。柳氏的这副曲肠，若不细剖，是看不明白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后世王安石深谙柳诗意蕴，两人笔下的“春风”，大抵都有物华轮转、时节更迭之叹。“无限潇湘意”，分明是指湘水绵绵向北的归京意。

可此句从诞生开始就脱离了它的原意。其步步莲花、摇曳生姿的模样，让人生出了无穷妙想。如今它已成了湖南引用频率很高的诗句，大小官员常拿它作开场白，取的是它的衍生义。“春风无限潇湘意”，七个汉字，浪漫无穷，让人看一眼，就能生出诸多欢喜与暖意来。所以，你想它有什么意蕴，它就有什么意蕴。独句就能成诗，多神奇。

三、你有你的潇湘

刘禹锡性情比柳宗元跳脱，他谪居澧水，笔下很少涉及湘水风光，洞庭湖却被他写得美妙绝伦：

大湖秋月，竟被他写成居家情趣小诗，月亮容颜姣好，欲揽湖镜自照。君山是盘中青螺，色香味俱全，给人一种很是奇妙的审美享受。

不仅如此，刘禹锡还把洞庭西北的日子，过成了活色生香的情景剧，“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日晴空飞过一鹤，便让他的心情由忧郁转为明亮，由寂寥转为欢快。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不直面山水，而是将自然物候里的人事，与女主人公的心情，巧妙糅合在一起。这些人事，如此丰富，又如此美好，这还是诗人天天想离开的谪居地吗？

早柳宗元入湘四十余年，元结就出任了道州刺史。其时道州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数月前，西原蛮攻破道州，劫掠焚戮，无恶不作。道州本有户口四万，战后仅存四千。要命的是，在元结上任之际，西原蛮又卷土重来，并且已攻克邵州。之所以舍近求远，是看不上已被搜刮了一轮的道州。面对这种情形，元结不得不以主人翁的身份，迅速投入到战后的重建工作。

等把这一切捋顺摆平，时间已过了好些年，元结已是两任道州刺史了，因为从没任过京官，也就没有谪臣的自怜，不会嫌弃潇湘风物。

元结本是北方少数民族，辞官后不回家，隐居在永州浯溪。三年后，还请来书法大家颜真卿，将自己十年前的作品《大唐中兴颂》，刻于湘江的崖壁上。其拳拳爱国之心与宏阔大气之象，虽历经千年，仍让无数后人襟怀激荡。

如今，柳宗元被当作中国山水游记的鼻祖。殊不知，在相同地方，元结的山水游记早了他几十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这是清末学者的评价。“次山”是元结的字，“子厚”是柳宗元的字。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跟元结的《右溪记》，实属同一写法。只不过柳氏的笔触更细腻、更精妙、更扣人心弦。尽管这样，《右溪记》仍不失为一篇精短美文：

除此之外，元结还写过《朝阳岩铭》《阳华岩铭》。舟行遇山水佳境，元结心生欢喜，便劈莽剪榛，搭建茅阁，并作文铭刻，只为叫后人知晓，画图零陵，又出一方形胜。那心思跟“谁不说俺家乡好”如出一辙。

后来路过阳华岩，他又觉得九疑万峰，皆美不过阳华岩，有心结庐其下，又怕世人笑话。见一处，爱一处，都想据为己有。可只此一身，最终选择了结庐浯溪。

元结把那条野溪，命名“吾溪”；把那方野岩，唤作“吾台”；在江边筑一座亭子，称作“吾亭”。总之，都是他的。这个山水癖患者，偏偏还要欲盖弥彰，分别将“吾”字加“水”加“山”加“广”，变作词典都没收录的生僻字，真是令人无语得紧。

说是九疑不如阳华，可在《九疑山图记》中，他又建议朝廷立九疑为南岳，立昆仑为西岳。与嵩华衡泰相比，九疑方圆广阔，峰危岭险，完全当得起一个“岳”字。除此之外，元结更想延伸华夏四维，以作为版图扩张依据，可惜未被采纳。

“衡华之辈，听逸者占为山居，封君表作苑囿耳。”在他眼中，衡山只是隐逸者的安乐地，华山只是贵族们的后花园，难当“天柱地维”之重任。对衡山来说，这话虽不中听，却侧面表明了它旺盛的人气，原来早在唐朝时，衡山就已成了三教九流的卜居地。既然这样，谪湘文人又何苦一副愁肠百结的模样？湖湘虽好，也要他们端正自己失宠的心态才是。

安史之乱，让北人南迁再现高潮。战乱之后，北方依然陷在藩镇割据的乱象中出不来，各方势力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湖湘反倒成了人们的安居乐业之地。谪臣们的凄恻心态，不过是政治失意后所抱持的固有执念罢了。

好一幅湘江夜月图！满月春江，和风夜行，一曲渔歌，潇洒过关。一股现世祥和的气息，扑面而来。画中景、画中人、画中事，都让人悠然神往，元结是真爱潇湘呢。

瞧瞧，风景好不好，还得看心态，对吧？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枫林烟雨，风景是好是孬，各有各的说法。可云遮雾锁，连朝暮都辨不出来，天气不好，这总是不争之事实吧？这种鬼天气，再配上幽谷猿啼，难道不让人毛骨悚然吗？可人家偏偏要停舟聆听，居然还听出上古名曲《韶濩》之音来！说到底，还是元结对这方山水爱得深沉，才有异于常人的心灵感受。

四、我有我的潇湘

与谪臣心态不同的，除了元结，还有杜甫。对元结来说，革命工作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入仕潇湘并不是他的自主选择。但入驻潇湘，却是杜甫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他就想来湖南寻一条生路，一开始就对湖南充满了美好幻想。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是说他已经在蜀川待得不耐烦了，无论关山险阻，也要去潇湘看看。“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是说巫峡风景虽美，但还是少了潇湘的辽阔悠远。老杜真是给力呀，这会儿他老人家还离潇湘远着呢，就以主人的身份给潇湘打广告了。“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舟行迟迟，病卧三峡，杜甫又在幻想湖湘的碧空如洗。

“老、病、穷、愁”，很多学者认为杜甫的适湘生活糟糕透顶，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是潭州兵马使臧玠造反，杜甫在长沙的日子过得可有滋味了。每天不是去岳麓山采药，就是去定王台卖药。“空里愁书字，山中疾采薇”，虽然空闲时很难写出诗来，但山中采药已是一把好手。杜甫勇敢承担了丈夫与父亲的职责，此时内心充实而祥和。

毫不夸张地说，杜甫对湖南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深情。对岳麓山、橘子洲和潭州城，更是有着高度的认同。烟霞麓山适合隐居，膏腴橘洲适合耕种，淳朴民风适合买卖。山水洲城，诸多美好聚在一起，气候又如此宜人，仿佛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整个山林都是他的肺腑，花鸟草木都是他的亲友。啧啧，老杜成了真正的自然之子。

因生活安逸，58岁的老头，甚至在江畔桃树下做起了春梦，且看《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

舟横湘江，忽遇风雨，乱红飘飞，一瓣入怀，刹那间迷蒙了杜老的双眼，漫天都是桃红色的幻象。一种别样意绪，顿时涌上心头。先不说桃花夹岸的湘江如何美丽，单此诗表现出来的闲适，就让人心驰神往。若没有一种平和、自在、充实、轻灵的心境，又如何作得出这般诗歌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战乱奔波四十年，与老友李龟年欣然重逢，有诸多感伤，更多是乱世存活的侥幸与喜悦。才不像学者们说的那样，诗里有无限悲怆与凄凉。

杜甫入湘，还沿江一路素描：“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江花飘飞，春燕呢喃，好一幅春晓送客图。“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对日常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需要好的心情。“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铜官新兴窑业如火如荼，杜甫只当是农民在刀耕火种。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清明时分，湘俗清新，湘女娉婷，让站在客船上的老杜思绪飘飞。还看？杜夫人该拧您老耳朵了。

“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湘江天气奇奇怪怪、风光美美妙妙，诗人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就将它勾勒好了。

逆水行舟，老杜不忧反喜，因为行舟缓慢，才可细品两岸风光。这会儿，杜诗人看中了株洲的空灵岸，想在这里造屋养老呢。从长沙到株洲这么一段距离，就有三处地方，让他动了定居心思，把自己搞得跟元结似的。

说来有趣，杜甫寓湘时，元结正隐居祁阳，奈何两人并不相识。杜甫读罢《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深感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曾作长诗赞扬，其中四句情感尤为浓烈：“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

因从小就有平治理想，且有定居意向，杜甫对湖南民生较为关注，一遇黎庶艰难困苦，他一腔儒式忧患就会喷薄而出。与杜甫来湘要谋个出路不同，李白入湘只为游览，心态比杜甫更放松。李白多数时候，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游山玩水，更为纯粹：

月照秋水，银光铺就一道桥梁，乘舟而去，可上九天银河。月色如此泛滥，不如赊我一些，好拿与云中仙家换酒买醉。诗人如梦似幻的想象、大胆奇特的虚构，给后世才子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与草图。

细细想来，李白笔下的风景，夸张与想象的成分较大，不真实，不细腻，不接地气，不能当作湖湘美景的凭据。因为就算面对一捧黄沙，他也能写出一朵花来。但诗中情感却非常真实。

“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这回君山不是刘禹锡的一盘菜，它成了李白的美人，揽镜自照，淡画蛾眉，洞庭依然是镜子。话说后来刘禹锡应该是借用了李白的这个意象。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铲平君山，只为湘水更好地流淌；巴陵的美酒，不但醉人，还醉红了整个洞庭秋色。这看起来天一句、地一句的，可气韵流畅，激情飞扬，让人不明觉厉，先背熟了再说。

湖湘风物迷人，哪怕到了安徽，李白仍念念不忘：“山川如剡县，风日似长沙。”这种情形，在唐代并不多见。但到了宋代，潇湘之景常被拿来比较，俨然成了风景典范。湖湘粉丝陆游，就最爱做这件事了，别处的美景、美食、大雁、山僧，都要拿来与湖湘比较。“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他的这句诗，更是一句顶一万句，成了打造湖湘品牌效应的最佳广告词。

五、谁不说家乡美

走马观花岂能与沉浸式体验相提并论？自家美景往往自家人体悟最深。在唐代，僧人齐己和儒生李群玉，就是潇湘风物的本土鼓吹手。齐己以800余首诗歌，占住了《全唐诗》的第五把交椅，李群玉的排名也非常靠前，他有200余首诗歌入选。其中描写湖湘风物的，多不胜数。

家乡风物因诗歌扬名，反过来，湖湘形胜又可助诗人修性悟道。齐己到了险峻的南岳，人突然像开挂了一般，思接千载，神游八荒，慧心莲绽，禅机妙成。

王夫之认为齐己的《登祝融峰》空前绝后，盖过南岳所有僧俗诗歌：

全诗智慧丰盈，哲思弥漫，读之如饮甘醪，比一般的写景诗更为难得。风景大同小异，独特的文化意蕴，才能造成长久的“虹吸效应”。齐己的系列南岳禅诗，都带有很强的文化基因与文明象征属性，既加快了衡山的社会化进程，又加持了南岳的佛教事业。除了禅诗，齐己还写在南岳的隐居生活：

除了南岳，他还写在湖湘的日常生活：

逍遥的云水生涯，让他既在五行之中，又在世俗之外。他活成了湘人的典范与传奇。清代才子纪晓岚认为，唐代诗僧多如繁星，皎然第三，贯休第二，齐己第一。齐己诗歌情趣盎然，一派生机。

对这方土地，李群玉的沉浸，不比齐己浅，他同样爱得深沉。正因如此，他的笔触也能抵达潇湘的精妙处：

雪夜寄居麓山寺，每一句诗都是切身体验，都那么细致入微。虽不如李白才气纵横，但只要细品，每一粒清冷的字，都可经由肌肤，入心入魂。

唐代铜官窑釉下彩陶，闻名遐迩，远销欧亚大陆。此地紧靠湘江，长年烟火不断，往来迁客骚人却视若无睹。昔年杜甫虽有关注，却误以为是在烧山垦荒。这是铜官窑在《全唐诗》中仅有的一次亮相，算是中国较早的工业诗了。

安史之乱后，北方陶匠南迁，铜官窑一时大兴。虽不得文人关注，但这里的作坊主、商人、工人居然自发衍生出了一个文化生态圈。千年后，人们从“黑石号”沉船发现，唐代铜官窑很多陶瓷，上面都有诗歌。虽然文笔稚拙，模仿跟风，却也情真意切，趣态天成，充满了生活气息，以至有学者惊呼，《全唐诗》得重新修订了：

从中唐到南宋，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谪臣心理的潜移默化，文人骚客赞美潇湘风物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夸张了：

与潇湘比，沅水流域开发稍晚，明代诗人薛瑄所描写的沅水风物，在南宋的湘水流域早已司空见惯：“边氓久已渐华俗，远客频应望帝乡。地气于今同北土，早秋时节雨生凉。”从唐代到明代，变化的不仅是气候，更是羁客对湖南越来越高的认同度。

这种认同，有地理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文化的，也有风俗的。心理颇为复杂。唐朝首都长安与北宋首都开封，与长沙的直线距离大抵相同。可从长安出来，既有“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惆怅，又有“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沮丧，跋山涉水来到潇湘，遇到的还是“一山放过一山拦”的窘迫，加之西北人习惯干燥气候，对湖湘的湿热，有着本能的恐惧，认同感自然差些。

北宋首都开封，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湿热天气好比长沙，地理形势却迥异于潇湘。从开封南下，一马平川，眼中除了野草，就是庄稼，地平线起伏微弱，始终都在视野范围之内。旅途既单调，又沉闷。这时若有一两棵白杨闯进来，都会点亮眼眸、提振心神，这也是现代作家茅盾写《白杨礼赞》的原因。

进入潇湘，陆路转水路，晕晕欲睡的倦怠感，一下子全消失了。没有受过颠簸旅途的磋磨，唐人“一山放过一山拦”的厌倦，在宋人这里，竟成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神魂完全沉浸在百转千回的美景中，而湖南的天气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不适感。只是屈贾的厌弃和唐人的幽怨，还残留在记忆深处，以致他们也不得不存一份宋之问式的谨慎：我们这是被贬，而不是旅游观光，所以务必记得，看饱了，玩嗨了，一定要在诗文末尾表现出羁臣应有的愁苦来，正所谓“流芳虽可悦，会自泣长沙”。

若让皇帝知道你“日啖荔枝三百颗”，并放言“不辞长作岭南人”，那一定很糟糕。很爽是吧？那就去更远的地方，到海南岛去爽吧。看你老苏怕不怕？

六、不到潇湘岂有诗

南宋国土逼仄，江西和湖南两省成了稳定南宋基本盘的核心地带。这时来湘赣为官，根本不是贬谪，而是照拂与重用。

比如辛弃疾。别看他的诗词浩气冲牛斗、怨气蔽日月，但在南宋皇帝那里，他堪比熊猫宝宝。湘赣两地的安抚使，完全称得上是南宋的职务香饽饽，皇帝毫不吝惜，就塞给了他。

如果不是天天喊着要北伐，与南宋的基本国策不符，他早就入主中枢了。年轻时反出江北，回归江南，辛弃疾从一开始，就披上了民族英雄的铠甲，之后不管他如何折腾，这身铠甲都能护他不至于像岳飞那般喋血“风波亭”。是战是和，需要考量很多东西，对综合国力的要求非常严苛。但是面对民众，高呼北伐，才是政治正确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氛围下，辛弃疾永远都是南宋弃暗投明的象征。他所获得的政治待遇跟他牢骚满腹的诗词，其实一点都不般配。

唐代湖南的纳税人口不超过一百万，到了南宋，纳税人口大幅度提升。为什么会这样？除了生育与移民，主要原因还是南宋特别重视对赣湘两地的“精耕细作”。江浙地势平缓，不利防务，不好聚财藏富。首都临安紧靠杭州湾，可随时逃向大海，而且朝廷已拥有足够的逃跑经验。

南宋湘民暴乱时有发生，辛弃疾建飞虎营，打的就是平乱口号。让人感觉南宋湖湘社会很不稳定。其实并不是。南宋初年，湖湘兵梳匪篦，的确乱糟糟的。但自岳飞平定钟相、杨幺起义后，湖南算是南宋最稳定的大后方了，只是因汉族人口急遽增加，不断挤压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这才激发一些反弹式叛乱，规模都不大。对朝廷而言，算是“幸福的烦恼”吧，毕竟人口暴增，意味税收暴涨。“山林野民”的那点小打闹，不过是疥癣之疾而已。

唐宋湖南的人口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主要是山林中的少数民族没被统计。“长烟落日孤城闭”，很多时候唐代汉人只能龟缩在县城周边耕种，其他广袤土地都被少数民族占住了。甚至有官员在赴任途中，被蒙昧山匪给打劫了。

到了南宋，少数民族被汉人不断排挤，只能深居南岭、罗霄山脉、雪峰山脉及武陵山脉中，湘水和资水流域几乎全境都被“王化”了，县与县之间，这才有了实质性的交界线。唐朝的县域划分，依凭的是人口数量，哪里人口密集，就在那里另开一个新县，然后派官、建衙、招吏、收税。

南宋官员行舟湘水，自然少了唐代谪臣的诸多担忧。以前是潇湘难逢故人，深峒常现蛮夷，现在一路都是骚客歌咏，渔樵互答。北方已经沦陷，也就少有北人入仕湖湘，若是细究籍贯，南宋适湘官员十有八九都是南方人，其中江西最多。

既然潇湘的地理物候、风俗习惯与家乡大同小异，寓湘人员也就没有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也就没法共情唐人的悲戚愁苦。长居潇湘，一边享受地理优势与蓬勃经济带来的祥和安宁，一边写着婉约诗词，将“北伐”二字当下酒菜，把玩在唇齿之间，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与此同时，周敦颐从太极入手，缔造了新儒家学派——理学，很快就风靡大江南北。一时间荆楚似邹鲁，潇湘成洙泗，无数学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湖湘学派”也由此诞生，湖湘人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

文化心理的认同，自然会助推山水审美的认同。就是说，有圣贤光环的加持，“穷山恶水”也能秒变“碧水青山”，何况湖湘风景实在不差。“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诗句不可能诞生在唐朝，只能诞生在南宋，它需要地缘政治和文化心理支撑。这个江山，不仅是指潇湘山水，也是指由湖湘文明孕育出的一切美学。

读一读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你就知道将山水炼化成文化的巨大威力了：

此词虽写风景，但饱含玄思哲理，让人醉心山水的同时，灵魂跟着作者的玄念不断升华，进入一种妙不可言的羽化之境，跟苏东坡的《前赤壁赋》颇为类似。你只要吟诵，心里就会产生反应，一身鸡皮疙瘩顿时泛起。

从惧湘、怨湘、厌湘，到接纳潇湘、眷恋潇湘、建设潇湘，外来臣工们经历了一段曲折而漫长的心路历程。但不管如何，潇湘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它不再是蛮荒，不再是他乡，不再是瘴疠渊，不再是厌弃地，它是外地客诗旅的胜地，是潇湘人珍爱的故乡。奇山异水与独特文化相辅相成，滋育了湘土万千子民，并一路繁花相送，演绎出近现代的姹紫嫣红。

潇湘从未因“蛮荒”自怯，亦未以“胜景”自矜，而是以山水为笺，以风露为墨，让踏足此地的心灵，都在怨怼与欣悦、疏离与眷恋、叩问与归依中，寻得精神的锚点。

那些浸透迁客愁绪的诗行，凝聚本土深情的笔墨，摹临刀耕火种的足迹，最终化作潇湘文脉的肌理，成为文明的共鸣。岁月流转，朝代更迭，唯有这份对土地的深情、对文化的敬畏、对生命的热忱，如湘水不绝，在时光中沉淀为最隽永的回响。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