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几个年纪相仿的老怪，总要隔三岔五地去茶楼“把酒问青天”。起初，大家一见面还有点绅士范儿，抱拳互道安好。然一喝高，话也就多了，鸡毛蒜皮、天南地北一顿乱谈。闲话，牢骚话，脏话，甚至骂人的话都抖了出来。讲到气愤处，朝桌子拍一巴掌，惊吓得酒杯都跳起来。

东拉西扯，终归聊到生老病死的话题。说谁谁谁近来查出了“三高”，还说街上“王鸭叫”平时搞得一头牛死，前一阵突然往地上一倒，救护车还没到，就脚一伸上了西天。待酒喝干，茶也喝到一个份上，又讲起自家要紧与不要紧的病痛和家庭琐事，感叹人老不中用、让崽女嫌，埋怨如今上医院看病难……

或是因为我年长些，抑或我在他们眼里是文化人，于是，竟有人礼节性地问道：“胡兄贵体如何？住过几次院啦？”这话语就像30度的微醺酒，比之前温柔许多。对于这样的雅言，我总感觉不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

我一直沉默不语，总想多听听他们的生活故事。我能说什么呢？我从不愿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个几次从死亡线上逃离的人，何来“贵体”“玉体”？几十年过去，我心里唯有感谢上苍的眷顾。

娘生前经常唠叨，说我出生在一个叫“打石坡”的老屋场，两边都是大石山，长着乱七杂八的树木，我家和另一黄姓人家就住在这条峡谷中。娘说：“生你时忽然大风大雨，从悬崖滚下的碎石把柴屋砸了几个眼，很吓人。接生婆婆就预言道，这伢崽只怕不听带（意思是有可能夭折）。”

接生婆婆的话虽没有应验，但我的确没少遭遇病痛和磨难。

3岁不到，我肚脐正上方忽然长出一个红疮，很快就化脓了。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她驮着我，沿着陡峭的山坡，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一个叫“思村”的小镇上，找到一个郎中，急喊救命。郎中姓仇，医术远近闻名。他稍稍看了看，便拿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小刀，说要划开排脓再上药。我娘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抱着我当即就奔出了门，一边哭一边喊：“不整（治）了，不整了……”

也是命不该绝，第二天，一采药老者进屋讨水喝。娘抱着我让他看了看，老者没说几句，随即就上山寻来几味草药，放在瓦罐里捣烂后敷在疮上。没几天工夫，这疮竟奇迹般消退了。小命算是保住了，肚脐上方却留下一个铜钱大的疤痕。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后来单位每次组织体检做B超，医生总要很惊讶地问：“你这里是做过什么手术吗？”我回答：“是小时候生疮留下的疤痕，没动过刀子呢。”

我一直感觉我的生命好像一条山间小溪：涨水、干枯、断裂、改道，甚至消失。谁也没想到，我13岁那年，差点走完了生命的历程。

父亲去世得早，丢下我母子俩相依为命。娘从没进过学堂门，人善良、朴实、勤俭，但终于还是抵不住生活的清苦，经人撮合，在我刚满10岁时改嫁到另一个极闭塞的地方去了。娘走了，一个孤独的少年，除了生产队每月供给的50斤谷子，除了阳光、空气、水，再一无所有。那年初春，大屋隔壁公社粮站在建一栋战备粮仓，需要小工。我想去赚几毛钱，等开学买作业本。因头年冬下了大雪，脚手架上的棕绳已被雨雪浸泡松散。当我用箢箕挑着12块砖登上第三层脚手架时，突然“轰”的一声，整个脚手架塌了。等我苏醒过来，已躺在公社卫生院的长凳上，眉骨裂开一条血口，脚背上汩汩渗着血。医生摸了摸我前额骨，发现凹进去一块。那时候乡村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只能做简单的消炎和包扎，打一针青霉素，没有住院观察一说。随后，工地上的人把我背回去。我躺在阴暗屋子里潮湿的床上，一连几天呕吐不止。好心的邻居送来绿豆粥，我一口都吃不下。即便躺在铺上，仍感觉天旋地转。

娘闻讯，火急火燎赶来，抱着我喊天喊地大哭，害怕我救不住了。往常老实得鼻子穿得牛绹过的人，这一刻突然爆发了。她气冲冲地找到生产队队长，说：“我崽是替队上做事受伤的，公家总要拢场（负责）救他一条命吧？”队长是个憨厚人，他也一脸为难。那时队上穷得叮当响，上哪儿搞钱送人去县医院呢？队长想了想，忽然一拍大腿：“只有一条路走，我去乡粮管站找找幕结子看。”他说的“幕结子”姓吴，叫吴幕，说话有些口吃，人称“幕结子”。吴幕是站长，平时板着一副脸，地方上的人都有点怕他，以为这人不好打交道，其实他心善着呢。当他听队长说明情况，没打顿就表了态：“这个伢崽造孽，又是为粮站做事受伤的，你们队上明天就派人送他去县人民医院整，治疗费、生活费都归站上出，我这就向上级汇报去。”队长一听大喜，赶紧安排人手，第二天搭班车送我去县人民医院。

一个偏远山区的县人民医院，没有做CT和核磁共振的先进诊断设备，唯一的X光机也无法穿透颅骨照见颅内的伤情。医生只能凭临床经验，问问病人的感觉，打打消炎针，吊点葡萄糖水，开两瓶补脑汁和谷维素，先试试——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难得的医疗待遇了。半个月后，医生说可以带药出院，结论是：脑震荡。医护人员晓得我无人照看，临别时凑了14斤不同版面的全国通用粮票给我，并细心嘱咐我回去要记得吃药。他们的情义何等金贵！我对“同情”“怜悯”“温暖”这几个词的初步感受，便是在这次事件中得到的。

好多年后，在场的见证人还说：“算你八字硬哩，当时架子垮下来，你脑壳落地三寸远的地方就竖着一个犁头尖，要是稍稍过去一点点，你还能活到如今？”

我怎么也想不到，病痛会与我的人生如影随形。一年，湘江发大水，我参与抢险抗洪，头上是毒辣的太阳，脚下是齐大腿的浊水。一周后，早上起床时我忽感头晕目眩，好像整个屋子都在打转，接着呕吐，双脚不听使唤，高烧不退，我被同事们紧急送往附近医院的急诊。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也许是见怪不怪，他们永远那么冷静，领头的科主任及主治医生简单问了问发病经过，便开出来一沓检验单。接下来抽血，做CT、核磁共振、肌电图、B超等。当晚，医生就把我妻子喊到办公室，说：“你丈夫颅内静脉窦血栓，导致脑严重缺氧。明天有关专家做个会诊，看需不需要做手术。”

那时还没有微创一说。妻子一听，当场受了惊吓，她只晓得动手术就是开刀。妻子默默地回到病房。我问医生说了些什么，她只轻轻回了一句“交代一些要注意的事呗”，但她眼睛里分明含着泪花。我知道她不想告诉我医生的原话，是怕我背思想包袱。

既是颅内静脉窦血栓，仅靠抗凝、溶栓还不够，得用上高压氧辅助治疗，对于这种治疗，我至今心有余悸。高压氧舱那东西，像一大型导弹似的。我躺在抽出来的钢架铺板上，医生将我轻轻推了进去，将圆形铁门“砰”的一声关紧。我突然感觉这很像火化工的操作流程。我曾在殡仪馆深入体验生活两个月之久，入殓师的哪样操作程序没见过呢？这次轮到我受惊吓了。人躺在铁罐舱内，不一会儿，就感觉有一股强气流“咝咝”从耳膜、鼻孔往内拼命挤压，耳膜刺痛，呼吸加速，感觉快要窒息。高压氧舱有一个圆圆的、厚厚的玻璃镜，供医务人员随时观察病人状况，可这会儿医务人员不知到哪儿去了。幸好妻子时刻关注，见我很痛苦的样子，赶紧叫来了医生。医生打开铁门，将我拉了出来，我这才觉得获得了新生。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做高压氧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气压伤、肺气压伤、氧中毒等，不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这种治疗。庆幸的是，第三天查房时，医生告知，经过检查结果和会诊，暂时还没达到需要手术的标准，先保守治疗。妻子听医生这么一说，乌云密布的脸上居然一下子明亮起来。她连连说：“不动刀好，不动刀好，那太吓人了。”

后来一次体检，竟又查出了左颈部动脉斑块形成、血管硬化、脑梗死、脑萎缩、高脂血症等。还有一项谁也不敢面对的，癌胚抗原（代号CEA）指标上升，这说明直肠、肝、胃、胰腺、肺等都可能有大麻烦，若这个指标老降不下来，恐怕事情非同小可。但在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疾病和磨难后，我的内心反倒安静下来，心里有一个信念：水来水去，火来火去，人生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呢？活着本身就是奇迹。

算算，近十年我已不再参加每年一次的体检。也不知怎么回事，之前查出来的这些那些不轻的毛病，居然风平浪静了，是消失了，还是在酝酿更大的“风暴”呢？说实话，这反倒让我纳闷，甚至忐忑不安。终于，一次重感冒抽血化验，医生一看结果，惊呼：“血糖怎么这么高？餐后4个小时还有13点呢。”接着医生又问：“你父母有糖尿病吗？”我说：“我父亲在我6岁时就作古了，我母亲生前从没进过医院，我怎么晓得他们有没有糖尿病呢？”“你喝酒吗？抽烟吗？”医生反复追问，想了解我的糖尿病是否有遗传因素。我坚决不信我会有这“富贵病”。医生好看的柳叶眉皱了皱，说：“你不信，那就隔一周再来复查吧，你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我对医生的规劝直接选择怀疑，且很气愤地觉得那验血机子一定是坏了。

我极不情愿地再次踏进了医院的门槛。老套路，依然是先去抽血化验。医生看了看化验单，拿起直通住院部护士站的电话：“还有床位吗？有个病人得住院。”

医生通完话转身对我说：“你需要住院观察治疗。”我一时蒙了，说：“我怎么会有糖尿病呢？以前的毛病上十年也没见犯呀？”“那是你年纪不大的时候，现在老了，免疫力差了，一些基础病就趁机抬头了。其实，你的Ⅱ型糖尿病已存在几年了，是你没在意。”医生细心地解释。

打死我都没想到，这个被称为“第二癌症”的隐形杀手，居然在我身体内潜伏多年，今天终于露出狰狞的面目，这意味着往后的日子我将与它抗争到底。

就像多年前脑缺氧住院一样，我回到家，拎着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衫的包，提着一只塑料桶和脸盆，又无精打采地走进那栋白色大楼。我知道，这回又免不了一场肉体与“钢铁”的搏斗。

热情的护士领着我走进那长长的过道，来到我的42号床前。我细细打量，床单和被子刚刚换过，床头正上方贴着一个名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床号、患者姓名，并标“一级护理”字样。过道里传来嘀嘀嗒嗒的医疗器械车的声音。测血压、做心电图……一系列常规检查。听诊、号脉全免了，现在几乎全凭医疗仪器诊断。接下来挂吊瓶输液，用胰岛素、甲钴胺、疏血通等改善微循环，当然还免不了每隔两小时扎手指取血，监测血糖。

几天后出院，医生提醒我：“你有脑梗、斑块形成，建议你去神经科看看，怕中风。还有血管硬化的问题，可到本院心血管科去查查，慢阻肺属呼吸科管，胃不好就去消化内科做个胃镜……”

最终，医生又叮嘱我回去该吃什么，不能多吃什么，绝对不能吃什么，适当运动，控制饮食，戒烟戒酒。仅最后一条，便让我几乎失去活着的信心了。实话说，医生说了这么多，我好像就只听见三个字：禁烟酒。脑子里一片空白，无法想象以后的日常生活——我将无所适从。

和来时一样，又提着行头和大包小包的药往回走，长长的走廊里充满了来苏水味儿，保洁员用消毒水刚拖过地。走廊里灯光没全打开，暗暗的，给人沉闷、冷寂的感觉。我一边走一边将目光平扫过去，我是在向“糖友”告别呢，还是炫耀自己“康复”了呢？君不见，无论多么单纯的人，一旦出入医院的生死门槛，心情很快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当我快走到护士站时，突然看到一个病室有位50多岁的患者，就剩下一条腿。“这是怎么啦？”我问护士小全，她云淡风轻地说：“哦哦，糖足被截肢了呗。”我大惊失色，内心一片恐惧。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刚好碰上一位朋友，他问我又是什么病住院的。我说：“这次是糖尿病。”他说：“那有什么，我认识的人好几个有糖尿病，吃点药，蛮好的，该喝喝，该吃吃。”他说得很轻巧，我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有段时间，我像疯了一样查找国内外有关糖尿病的医治资料，且询问过十多位已有多种并发症的糖友，他们都说被这病害惨了。我也苦不堪言，以往最喜欢吃的现在不敢沾嘴，时不时一身瘙痒，视力急剧下降，肌无力，周围神经病变，四肢麻木，一旦不小心弄破了皮肤，很难止血，伤口半天也不愈合……这就是糖尿病多种可怕的并发症，它们像一个邪恶的人朝我阴笑着，企图攻击、破坏我的所有器官，达到夺走我生命的目的。我忽然又想起那位被截肢的糖友。我并非惧怕死亡，而是怕生不如死，活受罪。

老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照这样，我也算是个“古”人啦。人不可太贪。我深知这“不死的癌症”（Ⅱ型糖尿病）一旦与我亲热上，那就是今生今世不离不弃了。原本一张好好的书桌，现在摆放着各种药品，胰岛素、阿卡波糖片、甲钴胺、维生素B、维生素D、阿托伐他汀钙片、盐酸左西替利嗪片、阿昔唑仑片……书房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药房。没想到打胰岛素还有那么多讲究，若是笔式注射，需先消毒，针管要旋转排出空气，再调单位，离肚脐三指，或手臂，或大腿侧，然后进针。这看似极简单的操作对我来说却很难，为此便去内分泌科向护士讨教。小小巧巧、白白净净的小林护士手把手教我，她的热心肠实在令人感喟。于是，我原本布满乌云的内心顿时有了一丝阳光。

以后的几年里，因胃不舒服做了胃镜，因结肠做了纤维镜，因内痔做肛门镜，因支气管炎做支气管镜，因急性胸膜炎再行胸腔镜。除内痔行切割术外，其他还都在保守治疗范围，暂时不需要动刀。至此，我的肉身也不再有任何秘密，被现代的医学仪器照射得通明透亮，彻底成了一个“玻璃人”。

近日，我反复思考：人与一台汽车多么相似啊，两者竟是同一个原理。车有新的时候，人有年轻的时候；车有破损的时候，人有三病两痛的时候；车跑长了，需要进厂修修补补，人活久了、病了，也同样需要上医院“修修补补”；车有车龄，人有年龄；车老化了，跑不动了，报废了，人老了，器官破损了，大限一到，自然也“报废”了。

人一旦上了年纪，哪还有记忆力惊人那种好事。就我而言，每天早、中、晚都要吞服至少7种不同的药，因记性减退，有时难免混淆、遗忘。一天在解放西路忽然碰见一位老朋友——早几年他去外地带孙，我们联系不多。他一见我，快步上前，热情相拥，问这问那，而我一时却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有点生气，说：“你发财了吧，连老朋友都忘记了？”我心里既着急又尴尬。不久，他又打来电话，说他从彭爹那里知道我这些年疾病缠身，他不怪我。他说他记性也差多了，还哀叹，人为什么要老呢。

有一次，我明明早餐时服用过降糖药，可餐后不到一个小时，又服了第二次。不一会儿便感觉冷汗直冒、四肢无力、心慌，人仿佛虚脱了一样。妻子一看我这情形，赶紧叫车，送我上医院急诊。医生简单地问过情况，说是降糖药过量了，搞成了低血糖，很危险，并叮嘱妻子，以后由她监督我吃药。真没想到，记性差有时也是致命的。

修修补补几十年，若从3岁长疮那年算起，前前后后，与这样那样的疾病斗了一辈子，好几次就差点“走西口”了，现在居然还活着，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又如此顽强。我也曾哀怨：明月高悬，独不照我。然而我错了，我应该是受到了上天的特别眷顾，不然又怎么还能和这些老怪们一起喝茶聊天呢？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词写得真好！

责任编辑：杨红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