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回家的第二天，妈妈被送进了医院。

那天晚上我正和朋友一起吃麻辣烫，手里拿着一串冒着热气的土豆，但我爸的电话来得更快，挂完电话，土豆的热温已经在冬天的空气里消散，干脆又冷峻。朋友陪着我上了计程车，一路上我们谁都没说话，他时不时小心地看向我，我知道，被这么突然地叫到医院，我也许要慌张得落泪才合理。

我走进医院，里面很嘈杂，在无数个不安的声源中，我听到了我妈的声音。她的声音很陌生，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听到她在我面前呼救，她脸上生的所有皱纹仿佛都是为了此刻能连结在一起，替她解释右手上的痛苦。扶着她的阿姨对她说：“你女儿来了！”她甚至没有力气抬头看我，所有的精力都浓缩进那一个血淋淋的伤口。我走过去让她靠着，可是我清楚自己无力得像一堵随时可能坍塌的墙，无法让她安稳地倚靠。我空荡荡的脑子，只装得下墙上那张“禁止吸烟”的警告牌，可我闻到了还没来得及逃逸的烟味。

我爸来了，他跑步时脚步很重，他是一个吝啬于肢体运动的人，但他摸清了导医台和缴费处的路，在这几个站点之间开始了他的马拉松。我扶着妈妈去照CT，她脏污不堪的袖子破了几个大口，裸露出手臂的皮肤。等待医生的过程很漫长，妈妈痛苦的呼喊声像鞭子，一面抽打着我，一面让我拼命地自我说服，这个世界是一条无限延展的长队，总有人排列在我们之前。我看见医生正慢条斯理地用消毒液洗手、打印单子、整理用具，甚至不肯对上等候着的病人渴盼的眼神。我明白，痛苦哪怕再奇形怪状，对于医生来说也就像医院食堂里每日不变的菜品。

进到CT室，医生叫错了我妈妈的名字，她说：“我知道你很疼，但是你这样叫并不会缓解疼痛，所以现在配合一下好吧。”我妈的力气都被无意识地用到了呼喊上，于是她组织起语言来却毫无气力，她声音很低地说：“真的很疼。”这四个字无痕地混在她的叫嚷声里，没有清晰的音准，但我听到了，我爸也听到了。我们没有人去纠正这个被叫错的名字，好像此刻在妈妈的右手上发生的，在这个巨大的生命偏差面前，没有比它更大的错误。

这是她失业之后的第二份工作。在此之前，为了极高的时薪，她不顾劝阻地去了省城的工厂，但那里的工作日夜颠倒，极易伤身。我和爸爸始终是反对的。一周之后，她突然问我怎么在网上打车。她最终还是回家了。我以为这意味着，她已经为自己精力旺盛、不知疲苦的前半生画上了分号，坦露不可抗拒的年岁和衰弱。她在家休息了几天，好不容易不再做关于无尘车间里的梦，不久后又找到了这份在快递站卖力气、做分拣的工作。意外就发生在运快递的输送带上。她的手臂被绞进两条相向而行的输送带的接口，剐去了右上肢的一大块皮肉，下肢肌肉也发青肿胀。医生给她绑上了厚厚的纱布，也宣告着右手已经无法实现它的功能。她迫切需要另一只右手。我妈坚持让爸爸上完年前的班，这只暂时缺位的右手，只能由我来顶上。

住院的第一个晚上，爸爸回家睡了，我陪在妈妈的床边，看不清她是否睡着，但她已经比之前平静。已经熄灯了的病房里，唯一的声源只有邻床老大伯起伏的鼾声。我忽然很羡慕，尽管他也因为某些生理病痛，人生轨道有了细小的分叉，可他已经接受、适应，不再把安睡的夜晚时分留给怨愤和忧虑。我透过落地窗往外看，不远处，凌晨的琼湖路很宁静，两侧的路灯温吞吞地注视着偶尔过路的车，左侧第19盏灯，不知什么缘故不亮了。我在想，如果它也有思想，会不会因为相异于同伴而暗自落寞，它会不会感慨命运的不可控，而自己只能被动地接受变故。妈妈这时很轻地换了一个躺着的姿势，天空的颜色是浓重的灰，我们都不知道黎明什么时候到来。

我不愿意睡，尽管困意在不断腐蚀我的意愿。一些隐秘的想法蠕虫般地游动在我心里，我的爸爸此刻已经在家里舒适的床铺上安眠，而我在这里挺坐一晚上也许能够无声地证明些什么。我的法官躺在狭窄的病床上，没有精力审视我。

早餐我妈喝了一碗粥。坐起一会儿她就要躺下，但躺下一会儿她又要坐起，可能她在动作之间获取着灼人的痛感，以此确定着伤口的情势和严重程度，因为她什么也不知道。医生昨晚在她的右手上用完了整捆纱布，却没有在他的毕生所学里抽扯出明确而具体的描述。也许他嘴里的纱布在打结。护士来给她打针。针头在她薄薄的手背上扎出一个洞，我的身上跟着起了一阵刺疼，而她好像顺着这个洞找到了倾泻的出口，她问穿着浅蓝色护士服的实习护士：“妹，这瓶水要吊多久？”“今天有几瓶？打到什么时候？”“给我开药了吗？”“医生来上班了吗？”

她的慌张和无助让我开始意识到她过于明显的衰老。她的皱纹像长了四十多年的根须盘在黯淡褐黄的脸上，眼眶也被松垮的皮肤拖拉下来，红血丝装盛着她昨日漫长的一整晚。她的头骨很小，额头两侧轻微凹陷下去，以前她常常照着镜子摸着那两边，发现我在一旁看着她时她就会开始解释：是外婆生她的时候太用力，将她柔软的婴儿头骨挤压进去。我没有细想这个说法，我觉得外婆如果还在，而这件事情又的确如此的话，她现在看见我妈躺在这里，一定会怪怨自己，为她的衰老负有一份责任。

当我看着她的伤口拆开纱布，裸露出来泛黄、发黑、污糟的皮肉，我的痛心深切到了极点。我们有幸远离战争，不至于直面硝烟和炮火，可是我现在觉得我们突然被推到了战场上，没有掩体，没有援军，我们被迫成了最显眼的靶子，肉身遭受着钢铁和火药的进犯。我那么急切地想把自己的右手伸向她。

我的一天开始替两个人过。第二天晚上，妈妈要我睡回家，因为病房里并没有可以睡的地方。早上六点，天还没亮，我从一条只有肉铺和快餐店的路上走到医院去，在门口给妈妈买了粥。电梯很难等，我忘记为我浅淡的眉毛涂上颜色，这本是我以往每一天出门前都会做的事。上了病房，我一口口喂她，隔壁伯伯说我来得好早。听了这话我不免有些得意，因为他的家人并没有提着早餐出现，老大伯披上外衣自己下楼吃早餐去了。

我在走廊尽头打好热水，搓洗毛巾再拧干给她洗脸，镜子中她的神色好像有了些许淡然，这时候我会说一点笑话，我知道，我不是个擅长幽默的人，但她真的被我逗得狂笑不止。走出卫生间，吃完早餐回来的伯伯听到这笑声说，每天只有我来我妈才会开心一点。

她关上卫生间的门要上厕所，我本来下意识地要退出去，突然想着她已经是一个病人。我意识到，排泄物之类的，面子自尊之类的，是一个病人最先舍弃的东西，比不上她日里夜里挨的痛苦，比不上那一块活生生的肉。我和她一起站在卫生间里，替她脱下裤子，她应该也默默地做着心理建设，好一会儿才尿出来，液体的热气和味道不可避免地弥散在空气里，我的本能在拒绝，但还是在原地直直地站着等她上完。 

十一点多，伯伯家女儿送来了午饭，当饭菜的香味被我吸进迟钝的空肚子，我才意识到没有人会在饭点准时地端出午饭了，而我之前的隐隐得意也随之萎缩。我自告奋勇回去买菜做饭。洗完、切好之后，我的十指已经被冬天的冰水冻成了十根小红萝卜。炒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难事，我一手拿锅铲，一手跟妈妈通电话，在她的吩咐里一步一步地赶着进度。热油都不同意被我调遣，溅在衣服上、手上，盐巴我只敢一小撮一小撮地放，放了很多次最后尝起来很咸，豆腐破碎在肉汤沸腾炸开的气泡里，米饭还有点夹生，我急急地吃了几口就赶紧装好送去。

医院门口，急救担架上的农民工穿着沾满泥污的迷彩衣，痛苦地捂住伤口。导医台边站着满脸愁容的妇女，手上攥着几张杂乱的单子。“让一让，不好意思。”男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费力地挤进电梯，老太太的眼珠子惊恐地转向周围离她过近的陌生人。这么多人都有着自己的战争，而我也在妈妈吃不下饭的时候感觉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无力与失败。

她没有胃口，她说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好吃。那碗汤在不经意的时间冷掉，我也像那汤一样冷掉了，我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发生在特殊的机缘里，但我还是期盼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我没有理由将责怪安在她的身上，想想她有那么大一个伤口。

从前就算我妈要上班，她也会在四五点的时候回家把晚饭做好，把洗澡水放好等我爸回家，然后七八点的时候还要去一趟快递站。现在是我从医院赶回来做，爸爸回家时吃到的饭菜并不像妈妈做的那样可口，我也不愿意花太多心思。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为了收入，妈妈的安排和他的选择是对的，他也并没有不关心她，只是因为有我当了她的右手，他就不需要再做更多。可我总觉得，比起我和妈妈，他显得异常平静，他甚至在看过我做的菜色之后，开火为自己加了几个菜，慢慢酌着一杯小酒，直到我开始给妈妈做睡前洗漱，他才来到医院。在他面前，我收拾东西、给妈妈整理衣物的动作都刻意地加大了幅度，我的狭隘有了借口，在心里将他排除出我们的战营。

后来那位医生请来了更加年长有经验的前辈，她伤口的严重程度终于有了初步的解释：皮肉的损伤至少得有半个月才能恢复，但除此之外，更严重的问题是肌肉神经的受损。神经修复的过程非常漫长，需要好几个月，而这过程只能在医院进行。

我妈的梦破碎了。她本以为在这待几天就能回家，再修养一阵就能重新扬起为家里赚钞票的手臂。她终于悲伤地得知，她无法拥有做任何事的自由这件事，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明白了，她的衰老不是从那天开始，而是在很早之前就有了端倪。也许是从爸爸在牌桌上的挥霍开始，也许从她为了家庭支出和收入而睡不着觉开始，也许从她失业那天开始。她的空间被精确到无数小县城中的一个，被精确到其中一座高楼的14层36床。

而我也意识到自己将要面临的改变。我一整天都待在病房。妈妈的手每隔一小段时间就要移位，我反复地将她的被子揭开，挪动她的手臂，再把被子盖到她舒服的位置。

她每天要打五六个吊瓶，吊瓶里的水只剩一小部分的时候她就开始变得很着急，按了呼叫铃还不够，不停地催我去护士站叫人。往后很久，我保持着每天在家跟医院之间来回两趟的频率，从那条路上走过四遍。我做饭常常花去很多时间，厨艺又实在像贫瘠的土地开不出花来，连我自己都甚少胃口。我仍然尽量地在做，但每天被吃完的只有一起送过来的水果，饭菜总是倒掉很多。再后来，我提着给她换洗的裤子、秋衣、袜子，她忽然变得挑剔，不断地用尖刻的言语表达不满。洗脸的水如果不是她想要的温度，我就只能一遍遍地换。

但其实，我的心里也一直有一根缓慢燃烧的引线，我发现已经没有时间剩下来让我做自己的事。电脑在桌上落灰，书本翻过了序言就再也不能走向第一章，迫近的考试也没有开始准备。还有，考研的列车开到了我的站点，它是个大敌，我常常在医院漫长而又做着琐碎事情的大把时光里惊恐地想起它，像是被温水熬煮的青蛙在某一刻突然惊醒。如果一切都可以像爸爸饭时小酌那般轻松自在，那这根灼热的引线总有熄灭的时候。

与此同时，妈妈更多的忧恼像水里的裙带菜慢慢膨胀。没有签署劳务合同让赔偿款下落不明、领导模糊的态度和微乎其微的物质关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收入缺失……

她的眼睛像沼泽一般陷落，脸上的阴郁生出了苔藓，在背光的黯淡里再也开不出明媚。

某一天中午，才吃了两口饭，她就把勺子丢在饭盒，说了一句没有任何温度的话语：“你别做了，你做的饭不好吃。”

这是一句事实，我在客观上接受。但当我努力地从情感上去消化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它冷冰冰地否认了我所有的努力，否认了我的尝试和辛苦。我的“法官”已经对我做出了宣判，但结果不是我所料，我还比不上每天悠闲地吃完酒只来医院例行问候的爸爸。

我不知道她此刻的心理活动，我们沉默了很久。我像一下失去了气力，甚至没有精力让脑子产生应该有的情绪。我还是和这句话出现之前一样，倒饭、收拾碗筷，将饭盒提回家清洗，准备晚上再送饭来。

我爸下班回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通常他是会哼着小曲的。他不要我做饭，径直去了厨房，饭做好后让我赶紧吃了送饭去。

我也许不该这么敏感，但我已经在想象他们通过一个电话结成了同盟，而我落了单，可我找不到我的错误在哪里。

我一边看妈妈吃着，一边闲聊说自己拒绝了很久不见的朋友相约，因为有点累，不是很有精力。她嚼着饭菜一脸淡然地说：“你累什么？”

我想不出要用怎样的表情面对她，好让我内心开始盘结缠绕的情绪不那么明显，所以我干脆别过脸去。窗外的琼湖路车水马龙，第19盏灯还没有修好，它会委屈孤独吗？它会为自己为什么被忽视而想破脑袋吗？

我看到玻璃反光里的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两条长长的泪痕。那些盘结缠绕的情绪终于得到灌溉，冲破我一直以来的压抑，在眼眶里源源不断地结出果。我走出了病房。

我没有向他们交代就睡在了朋友家。刚上床的时候，我收到了我爸发来的信息：“你干啥了？你妈生气了，还不快点滚回来！”

绿色对话框的光线很刺眼，我的眼睛里已经盈满泪水，装不进任何东西。我把手机关闭，整个晚上，他们都没给我打电话。

我睡得不太好，第二天很早就起床了。

离开朋友家，我走向自己家的方向，走着走着，我摸到口袋里的一支口红。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从前一直是她在用，我最近天天借来涂，我妈看我喜欢，就让我自己留着用。我忽然很想笑，送给她的礼物，又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我想到，她在闷热的七月生下我，在这之前没有人告诉她生孩子这么苦，她苦得落泪。

她也曾经是个温柔的人，我在她帮我穿衣服的时候弄乱她的刘海，不停地指着她凹下去的锁骨问那是什么，穿着她的高跟鞋在屋里到处踩引得她大笑，还有，就算她工作很忙我也总能在上学前喝到温热的牛奶。也许我才是她衰老的罪魁祸首，间接诱使她受伤，因为她总想为我挣得更好的条件，让我可以没有忧虑地上学，做我想做的事，成为我想成为的人，能拥有比他们更顺畅的人生。

我转换方向买了早餐走去医院，到达病房的时候，她疲倦的眼睛看到我，先是试探地躲闪，然后那眼神不再回避，水盈盈地定在我身上，包涵了我们之间最深的情感和牵绊。我想把早餐打开，她却先我一句说：“你等会回去，在家休息几天吧，我叫你爸休工了，我知道你辛苦，我只是……”

没说完的话已经不重要。我忽然明白了，这个我最爱的人，我祈愿她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病痛，但随着她越来越年长，每一次生病只会更像是对死亡的预演。从前我以为自己会一直是个孩子，而她也永远年轻，永远斗志昂扬，所以我从不去设想死亡。但当这件事情发生，我无法不去想象几十年之后，当死亡不可阻挡地向她迫近时，我们会和现在有多少不同。我还会不会挣扎于付出和得到之间的矛盾，会不会对这一我必须承担的责任生出疲累，会不会被细碎的日常、她并不总是正向的情绪击垮。我希望答案是不会。陪她变老的过程，也是我慢慢抛弃从前的自己的过程，抛弃那个即使懂得要珍惜、要付出，却无法做到和她一样毫无保留的自己。